无规划的伦敦：世界上最棒的城市脱口秀

译者：王思静

讲座栏目主持人：陈柏旭

全球知识雷锋联合创始人、UCA优思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伦敦是一座在“移民国家”中诞生的移民城市，在伦敦市存在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数微尘一般的小人物参与了塑造它的过程。而它最大的魅力也正体现在它是一座“每个人的城市”，似乎只有经他们亲手装扮，亲身经历，这座城市的生命才能有意义。说到伦敦，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主持伦敦规划工作长达29年，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下面有请伦敦市前首席规划师，UCL巴特莱特规划学院教授Peter Rees带来精彩的脱口秀表演——伦敦：世界上最棒的未经规划的城市……

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像伦敦市这样的地方，最糟糕的事就是按传统意义去“规划”它。

现在在整个伦敦天际线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些“布灵顿垃圾”。那些南岸上建起来的房子，都是依照这个新规划体系才建起来的。这些人曾经以捣毁别人的旅店和餐馆为乐，现在他们来捣毁伦敦了。

他们还干了什么？建了哪儿也去不了的缆车，没错，市长们非常擅长做这种事儿。你见过奥林匹克巨蛋旁边的那座缆车吗？缆车随风摇摆着朝河对岸驶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双语字幕讲座视频（知识雷锋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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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67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5年10月29日UCL Bartlett 规划学院举行的2015/16系列公开讲座中的一场，讲座原题为London - the World’s Greatest Unplanned City，由Peter Rees教授主讲，John Tomaney教授主持。讲座由王思静记录，菜菜校编，由洋子制作讲座视频双语字幕，由嘉彧设计封面。

记录者：王思静

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研究生，不做规划的规划师，感兴趣的领域：文化遗产、乌托邦、对比研究、如何对存在主义进行正确的抽象和提炼。

校对编排：菜菜

知识雷锋执行主编

四川大学城乡规划学士

南京大学城乡规划硕士在读

字幕制作：洋子

厦门大学建筑学学士

米兰理工大学建筑学硕士在读

整理控/对美学与文化的执着

主讲人：Peter Rees

UCL Bartlett规划学院地方与城市规划教授。作为伦敦市首席规划师，于1985至2014年间领导伦敦市作为世界商业和金融中心的规划和振兴29年。因对伦敦重建的重要贡献于2003年获得BCO主席奖，2012年因在建筑领域杰出贡献获得RIBA名誉院士。2014年，Peter获得了房地产管理学院地产奖，建筑联盟学院（AA）荣誉校友，伦敦南岸大学荣誉博士，并于同年卸任伦敦市首席规划师后回到母校UCL担任教职。2015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主持人：John Tomaney

UCL Bartlett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研究的主要方向为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的城市和区域发展，以及公共政策在管理这些方面的应用。

正文共27796字52图，阅读完需要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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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译者王思静推荐

Peter Wynne Rees，1948年出生于威尔士斯旺西。他的祖父是铁路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父亲是威尔士的一名工程师，他可以算是出生在一个工程世家。

Peter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前身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分校（University of Wales, Cardiff）连续获得两个建筑学学士学位之后，开始担任著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戈登·卡伦*的助手，随后又在环境部的历史街区保护部门任职。再之后，他转任伦敦南部兰贝斯（Lambeth）自治市首席规划师助理。他在历史街区保护工作中表现不错，因而被调任当地，负责设法为被遗弃的旧房子注入新的活力。

*Gordon Cullen，规划师人手一本的圣典——《The Concise Townscape》的作者

也就是在同一时期，他开始在伦敦南岸大学（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在职学习城市规划本科课程。“与单一一座建筑的运行相比，我对整个区域的运作方式更感兴趣，”他说，“正是那些不同要素的交织才让一个地方充满活力。”

The City of London: 以圣保罗教堂和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地区，大伦敦33市区最核心区域，也是伦敦作为定居点最早建立的地方，占地约1.12平方英里，因此又被人们称为“Square Mile”。如果有人对下面这个名称更熟悉的话，City of London也常被译为“伦敦金融城”，但我认为用单一功能为它命名有悖于Peter和我的规划观，因此这里并不采用，如上图所示，后文将The City of London统一译为“伦敦市”，而将Greater London译为“大伦敦市”。

1985年，伦敦市法团*重要人物之一的迈克尔·卡西迪（Michael Cassidy）看中了Peter，将他从兰贝斯请来做伦敦市首席规划师。

*伦敦市地方政府的特殊组织形式

自此，37岁的Peter Rees来到伦敦市市政厅，开始了他执掌伦敦市规划的29年。Peter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撒切尔夫人加快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在伦敦市实行大幅减少监管的“金融大改革（The Big Bang）”浪潮中重塑伦敦市。这绝对算是个很难的任务，承担它的人需要同时对伦敦市传奇的历史遗产，以及它必须长期保持世界一流商业中心地位两件事都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Peter的手段却有些与众不同，他从不通过规划而规划什么，而只是试着“在最适合的时间和最适合的地点跟最适合的团队干最适合的事”。经他打扮后的伦敦市，其中最引人注目，当然也是最具争议的，就是在城东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群。

即便在形式上引起过争议，他的理念绝对可以称得上成功。1985年的伦敦市还只是一个单调的工作场所，晚上和周末一片寂静，当通勤者离开伦敦市后，所有的酒吧都会在晚上8：30前关门歇业。而现在，伦敦市已经成为了一个24小时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各条主街总是热闹非凡，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提供的高端零售体验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处购物天堂匹敌，数不清的酒吧和餐馆一直营业到凌晨4点。

2014年4月，Peter Rees辞任伦敦市首席规划师，并返回他最初的母校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担任城市规划教授，他还给自己的教职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Professor of Places*。在他29年首席规划师任期内，伦敦市78%的办公建筑以及许多街道和公共空间进行了更新，数千个项目经他审批许可。他说：“伦敦市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而且我非常荣幸自1985年以来，自己在它的转型过程中帮上了一些忙。”

*这是正式名称，在学校正式简介里就这样写的

2016年3月，我的课程需要在伦敦参加项目考察，碰巧与Peter有了一面之缘。当天我们的行程是乘船游览泰晤士河，Peter恰好被学校邀请来做我们的导游。那时他明明已经68岁了，却精神矍铄，谈吐干脆利落，举止优雅得体，就像一位四十多岁的英国绅士。船沿着泰晤士河从巴特西发电厂，一直开到泰晤士河船闸，他也就如数家珍一般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这才是真正的导游！我是说他跟那些一听就知道是在背词的景点导游完全不一样。他说伦敦是他的爱人，看他在导览过程中仿佛是在秀恩爱的样子，这话一点不假。

他在途中所讲的一个故事尤为动人，这也是我下定决心分享这次讲座的原因。那时我们的船刚刚向南而行，经过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银行总部建筑群。他正说起因为撒切尔的改革和资金监管的解除，大量资本涌入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市以东从伦敦塔桥直到泰晤士河船闸的更广泛的区域。当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势不可挡地蔓延到道格斯岛*时，处于劣势的当地居民总是迫不得已接受了开发商的条件而将土地卖给他们，并且背井离乡。虽然他们很多都不愿意离开故土，但那时在道格斯岛居住的人们大多以捕鱼为生，一辈子打鱼的人对盖房子实在不怎么擅长。

*Isle of Dogs，金丝雀码头南部的陆地，与格林尼治半岛隔泰晤士河相对

而就在当年的居民中，有一位医生，对于是否迎合开发商有着自己的考虑。他首先为自己设计了住宅，并且对每一位邻居说：“我们为什么要买开发商盖的千篇一律的房子，又或者为什么要搬走呢？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给自己盖新房子？你们不会设计，我可以帮你们设计。”

这位医生叫迈克尔·巴拉克洛夫（Michael Barraclough），圣托马斯医院的高级讲师和顾问医师。不想当规划师的医师不是好的社会活动家。他在伦敦东区从事许多社会活动，包括为年轻人建设的东伦敦海洋冒险和帆船中心（East London Marine Venture and the Sailing Centre，West India Docks），伦敦最大的城市农场“墨丘特公园和农场”（Mudchute Park and Farm），为了帮助当地人建设住宅和改造破产的房地产项目，他还成立了住宅行动信托（Housing Action Trust）。他坚信人们应该自己决定他们的生活环境。

当然后来我还是知道了他并没有真的自己去做设计，而是打包给他的伦敦著名建筑师友人的事务所Stout & Litchfield，罗伊·斯托特（Roy Stout）和帕特里克·利奇菲尔德（Patrick Litchfield）。

译者2016年3月与Peter Rees游览泰晤士河时现场拍摄的巴拉克洛夫医生建成的社区照片

讲这故事时Peter语气中充满胜利者的荣耀，他向岸边指了指，我们随着他的手望过去，在道格斯岛最南端，这里有一片2-3层住宅群，共89座，是巴拉克洛夫医生为当地人建设可负担住房计划的一部分，最终成本仅为开发商住宅的50%。其中的每一户虽然外观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设计全都是私人定制的，每个家庭都会向建筑师介绍家庭情况，并且参与到自己家的设计当中。它们在周围其他小区的夹缝中，看起来朴素而又倔强。可那时我却满脑子都是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声音——“它们向世人展示出我们愿意为世界上所有普通人建造天堂的愿望”。我分明看到它们有如神迹，让整个泰晤士河沿岸所有的开发商住宅全都黯然失色。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英国的时候，总是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如果要衡量得失，或许我在英国两年时间所学的全部，也不及那一趟泰晤士河上3小时的游船之旅。因为透过Peter Wynne Rees，我学到一个规划师应抱着何种深沉的激情和坚定的初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到伦敦的情景，”Peter说，“那时我才刚13岁。但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有一种感觉，它就是我的归宿。”这下该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真的跟伦敦谈了一场恋爱。

讲座正文

很高兴又回到达尔文楼，来达尔文楼做讲座总是让人这么高兴，因为它总是让我想起当学生将要从UCL毕业时，他们会在隔壁解剖楼进行搞怪表演。当然，这通常也是你在UCL的最后一次表演了。

我想这次演讲最好从我的床上开始，这不光是因为我正在倒时差，也不光是因为今早两点钟在37000英尺高空中的一份英式早餐生生地打搅了我的美梦，而是因为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重温，每天早上我在家里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

克里斯多佛·雷恩所设计的伦敦规划

每天一醒来，我的视线会穿过整个屋子，落在我正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装裱好的画上，上面画的正是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伦敦规划。它就像一个警示，提醒着我那件本该发生的事——如果这座城市曾经被规划过，它现在会是什么样。

*克里斯多佛·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最享有盛誉的建筑师之一，同时还是解剖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数学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其在科学方面的工作可与牛顿、帕斯卡相提并论，但其最重要的身份还是建筑师。他最初被授予职责在伦敦1666年大火后为伦敦市设计总体规划，并为52座被大火烧毁的教堂重新设计建筑。虽然他的伦敦市总体规划最终未获伦敦市法团认可，但他仍为52座教堂修复工作做了设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座就是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

牛津大学谢尔登剧院，1669，克里斯多佛·雷恩

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1695，克里斯多佛·雷恩

画面上是雷恩精心设计的建筑，它们被以三维立体的方式装点。我认为在我早上半睡半醒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这警示先铭记于心，尤其是我还在任职伦敦市首席规划师的时候。因为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像伦敦市这样的地方，最糟糕的事就是按传统意义去“规划”它。

“地方”的形成

城市不是由规划师或建筑师造出来的，或者说城市可以被人为塑造，但“地方”（place）*不行。事实上，城市往往的确是由建筑师和规划师创造出来的。我想到了巴西利亚、华盛顿、堪培拉、米尔顿凯恩斯、斯蒂夫尼奇……你们这就觉得困了吗？所有那些由开发项目创造出来的美妙而又充满活力的胜地，都是你们渴望居住其中，愿意和情人一起周末幽会的地方，比如法兰克福。以防会有读者信以为真，这句是反语。

*place一词更常翻译为“场所”，但“场所”一词很容易仍令人将其与“空间”产生不必要的联系，这正是本文力图避免的，所以本文翻译中使用“地方”一词。

巴西利亚总体规划, 1956, Lúcio Costa, Oscar Niemeyer, & Joaquim Cardozo

华盛顿规划, 1791, Pierre Charles L'Enfant

堪培拉规划, 1912, Walter Burley Griffin

米尔顿凯恩斯规划, 1970, Richard Llewellyn-Davies, Walter Bor and John de Monchaux

斯蒂夫尼奇新城总体规划, 1946, Gordon Stephenson

在20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觉得他们能与伦敦市争夺一下国际金融中心的位子。于是德国人展现出了他们所擅长的东西，制定了一份城市规划。（模仿德国人语气）“我们这份规划将会把法兰克福打造成德国的中心，不仅如此，还要把它打造成全欧洲的金融中心。为此我们将要建设一大群摩天大厦。” 于是他们改善了交通，建造了一系列的摩天大厦，其中一部分还是由国际顶尖建筑师设计的。

法兰克福2000——高层建筑总体规划（模型）, 1998, Jourdan & Müller

就在制定了这份引以为傲的规划，但未开工的间隙，他们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建筑博物馆里向公众展出了这份规划，并且从全世界邀请了一些知名人士来为他们站台。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邀请我，我一琢磨，呃，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我是说，即便是像德国人这样主观主义深入骨髓，也不应该觉得那个伦敦市的首席规划师会出席，并且为这份规划说上点好话吧？更何况这就那份用来“取代伦敦地位”的规划。但我还是决定要去一探究竟，毕竟这是免费的嘛。

会上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站起来解释道：“法兰克福有着非常便捷的交通，有着漂亮整洁的街道，现在它又增添了一系列壮观的摩天大楼，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没办法胜任金融中心。”而且我告诉他们，它无法成为金融中心的理由非常简单——它太无趣了。周围的法兰克福人对此不置可否，不过我发现，反倒是台下从柏林来的听众觉得这很有趣，并且立刻就能明白我这话什么意思。

法兰克福人得体但冷漠地说：“不不不，您还不太了解这座城市。”“我觉得我已经足够了解了”，我说。他们说：“不不不，相信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您去感受一下法兰克福的夜生活。”于是当天晚上，我被他们带着去“充分享受”了法兰克福的夜生活。

第二天在会议上，我对组织者说：“呃，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是否能额外给我一分钟的上台机会，因为我想要致歉。”“哦，当然，我们能理解”，他们说。然后我上了台，拿起麦克风，我说：“我昨天说法兰克福没什么夜生活，但就在今天凌晨一点钟，我亲眼目睹了法兰克福的最后一间酒吧关门，并且我是当时为唯一在场的见证人。我不得不承认你们并不是没有夜生活，只是它还不够好。”当下听众中立刻就有反驳的声音：“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有一家24小时迪厅吗？”我赶紧问：“哦是吗？我真不知道，它在哪儿呀？”“在机场啊！”，那位年轻女士回答。

我觉得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法兰克福的确太无聊了。在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是个宁静的集镇；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依然还是那个宁静的集镇，只不过是多了几座摩天大楼。更出人预料的是，那些银行竟然一个都没搬去法兰克福。事实上，在这十年间，德意志银行还差一点就打算把它在法兰克福总部的全部业务搬到伦敦市来。所以我觉得从金融的角度，或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开展业务的目标城市）仅仅有份规划是不够的。他们之所以想要来伦敦，毫无疑问是因为伦敦是地球上最好的“派对场”。

在我担任首席规划师期间，总有人不断地告诉我这句话：伦敦有全世界最好的自由性爱。这就是促使我来巴特莱特学习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都跟我一样为此而来。由于各地在这方面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我从斯旺西一路来到伦敦，而且从那以后再也不想回去了。

伦敦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到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它非常的国际化。这是一个你只要在这儿待上三周，就能获得归属感的地方——成为一个伦敦人只需要三个星期。前两周你首先得四处游玩，等到了第三周，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伦敦人，那么无论你说什么语言、皮肤什么颜色、文化背景怎样全都无关紧要，你就已经是一个伦敦人了，而且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

世界上仅有少数城市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这方面伦敦还是有几个竞争对手的，比如纽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有就是不久前我还在的香港，尽管按人口来算它还不那么国际化，但在那里我又体会到了这种感觉。有很多外国人在香港生活，它的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香港也是一个港口城市，而这正是它与伦敦和纽约的共同之处。

港口通常是最具有国际性和对外开放性的地方，由于贸易的发展和人们的频繁造访，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在周边找地方落脚下来。在伦敦，这样的地方位于伦敦最东边的码头地区，那里是初来伦敦的人最早的定居地，也一直是伦敦的社会大熔炉。毕竟，在那个码头地位相当于希思罗机场的年代，人们就是从这里到达伦敦的。而如果在到达伦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他们可能就会试着选择离到达地尽可能近的地方落脚。这也是为什么这片巨大的融合地区能够让人受到感召。它过去是，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是到达伦敦的首选落脚点，尽管相比以前重要性有所下降。

1878年伦敦Petticoat Lane街景画作, 展示伦敦东部移民区的生活场景

纽约也有类似的地区。这种情况在大多数港口城市都是类似的，即便是卡迪夫和利物浦这样小一点的港口。而要解释为什么利物浦和卡迪夫的口音竟如此相似又是件很有趣的事。人们曾经这样描述利物浦口音：利物浦口音就是带有鼻音的生硬的北威尔士口音从喉咙后部挤出来，再加上一点来自都柏林的柔和的爱尔兰土腔。如果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你就得到了利物浦口音。当然，这里绝对不能忘了添加一种必须成分——默西河隧道里的通风气流引起的肥大的扁桃腺。*

*这个说法源自于一个调侃利物浦口音的段子，说由于利物浦的默西河隧道通风气流会引起扁桃腺肥大，而导致人们处于类似感冒时的状态，从而在说话时不能用鼻子发音。因为孩子们都是模仿着患有这样症状的长者说话长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利物浦口音。

默西河隧道解剖图，右侧两座竖直高塔是通风塔（画面上方河对岸的城市为利物浦）

而卡迪夫的口音也一样单调。要理解与利物浦口音很像的卡迪夫口音，你必须得会说这句话，“Hark, hark the lark In Cardiff Arms Park!”，或者按卡迪夫口音来说，“hak, hak the lak in caddiff ams pak”。虽然听起来像是我在刻意抖包袱，但是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两个港口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卡迪夫著名的老虎湾地区*，在19和20世纪因其大量人口混居而臭名昭著。正是所有这些语言、所有这些文化的融合产生了这种奇怪的混合方言，并最终形成了卡迪夫口音。

*当时这一地区聚集了来自多达45个国家的移民社区。政府疏于管理使得老虎湾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最险恶的地区。同时，该地区还成为卡迪夫的红灯区，那一时期许多谋杀案和其他罪犯没法得到解决和惩处，因为凶手可以随时轻易乘船驶离。由于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商船船员从世界各地抵达卡迪夫，但他们通常仅在卸船并重新装船期间停留，随后立即启航离开。

因此，口音常常很好地揭示出一个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及其“地方性”（placeness）程度。因为口音和语言的融合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才是“地方”形成的关键。

那么我们该如何造出一个“地方”？建筑师和规划师能够提供所需的材料。如果你提供的空间具有良好的混合业态，具有可达性、通透性以及合适的比例，人们自然会到那里去。人们会在那里见面，在那里闲聊，然后它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地方”，因为人们接受了它。

伦敦国王十字城市更新计划, 一个有良好混合业态，具有可达性、通透性和合适比例的例子，kingscross.co.uk

这感觉有点像人们说他们喜欢标志性建筑，然后对建筑师们说，“给我设计一栋标志性建筑吧。”在The Gherkin（小黄瓜）*建成之后，我借了它好几年光，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并且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您是如何着手设计，呃，或者说是与建筑师合作设计这座标志性建筑的？”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在这儿只能假装我知道答案，因为你是无法“设计”出一座标志性建筑的。

*The Gherkin（小黄瓜）：伦敦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The Gherkin小黄瓜

塑造“标志”

我们来想想标志的定义是什么。标志*是一幅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扯淡的俄罗斯油画，但它被赋予了宗教意义，并且只因为人们觉得它有神迹，就开始礼拜它。因此，如果你能在画廊里找到一幅跟宗教无关，却能作为标志（圣像）*而独立存在的作品，那我会很惊讶，因为我至今无法找到一个这样的作品。

*这里用icon的原意：圣像

“icon”的谷歌搜索结果

建筑物也是一样。小黄瓜并非被建筑师刻意设计成标志物，而是因为它的设计要回应两方面的诉求：开发商的理念，以及为潜在租户提供办公空间的现实需求。同时，这也是对清晰明确的规划纲要所作出的回应。整栋建筑需要与微气候相融洽，所以它被设计成曲面，这样风可以轻易地绕过它。此外，出于自然通风的需求，那些贯穿整栋建筑的盘绕的三角形天井被设计了出来，成为通风系统的一部分。由于人们对60到70年代的板形高层建筑的反感，它的顶部更细，而顶端逐层缩小意味着你越靠近这栋建筑，它显得越不压抑。当然，它的底部也逐层收缩，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建筑物周围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且建筑本身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回应了它们，结果就是建筑的形状有些不同寻常。

小黄瓜的楼层平面及自然通风系统工作示意图，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角形旋转上升的通风天井

人们逐渐接受了它，不过这里面得除去我们那些出色的媒体朋友们，他们从Carbuncle Cups*的名单中看到了我们这栋建筑，这件事儿或许我们一会儿可以多聊几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开心我能得奖的。

*虽然carbuncle有另一个美好的意思“红宝石”，但这里可能还是叫它“毒瘤奖”比较恰当。“毒瘤奖”是由英国《Building Design》杂志颁发的年度奖项，评选的是在过去一年中英国最丑陋的建筑。入围名单由公众投票选出，获奖建筑由批评家们组成的评委会决定。奖项的名称来源于查尔斯王子对1984年国家美术馆扩建计划的批评，他形容那就像是“一个令人爱戴的优雅的朋友脸上长了个巨大的疖子”

但是媒体们巴不得杀死所有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于是就小黄瓜而言，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这座建筑太失败了，因为它地基下陷。哦，当然了，它就建在它的地基上，当你把建筑的全部荷载放在地基上，所有建筑都会下陷。所以这招没什么用。第二件事是他们预言所有的窗子都会发生脱落，因为在施工过程中真有一扇窗子的窗扣坏了，导致窗户掉落在工地上。让反对者失望了，其他的窗子都没有在媒体的蜂拥而至中掉落，所以这也没法算作他们的杀招。第三件事是房地产经纪人们出来说这栋建筑没法出租用于办公，因为它是圆形的，而办公桌不是。行吧，他们承认自己也注意到了，建筑每层都被分隔成非常恰当的正方形，并通过三角形的天井隔开。这招也失败了。于是，他们能赶在竣工前尝试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它起了一个嘲谑的昵称。他们称它为“色情小黄瓜”，甚至有人来问我们它的电池在哪儿。

然后它就这么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盖到即将完工。在当年圣诞节，它在一场镭射灯光秀中化身圣诞树，人们立马就爱上了这栋建筑。他们互相议论着，“它那个昵称是什么来着？”“小黄瓜？是小黄瓜吗？”“是的，就是小黄瓜，这名字真不错，我们以后就叫它小黄瓜吧。”他们立刻就爱上了它，并且接受了它，还问我说，“下一栋标志性建筑在哪儿？它什么形状？取了什么昵称没有？”我可没强迫他们。

正巧那时我们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一起设计一栋位于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的建筑，它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外形。并且又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原因，它的南立面整面都是倾斜的。因为从圣保罗大教堂的角度沿着佛里特街（Fleet Street）向东看时，如果这栋建筑的南立面是垂直的，它就会对大教堂的圆顶天际线产生影响。因此，建筑师明智地决定将其倾斜，甚至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他还给倾斜的南立面正面增加了水平遮阳板。

“奶酪刨”的外形设计避免对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产生视觉影响

当我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它的模型时，我看着它，忽然想起罗杰斯勋爵的妻子鲁思·罗杰斯（Ruth Rogers），她经营着那间非常著名的意大利餐厅River Café。我想到了我正用一个像那建筑一样的物体将Palmita奶酪磨碎到我的意大利面上。我说，“它就像个奶酪刨”。不过作为一个规划师你必须得谨言慎行，因为它可能会让你陷入困境。这也是唯一一栋我给起了昵称的建筑。

但这里我想说的重点是，公众在一栋建筑或一个地方获得成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正来自于他们希望这些建筑有昵称，喜欢它们的不同形状。正因如此，伦敦市才重塑了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这与编制一份德国式的宏伟规划无关，而是与如何给一个已经个性十足的地方增添更多个性有关，尽管这些个性隐藏得相当好。

有规划的伦敦

说到这儿，可能需要把时钟拨回去一点，看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人对规划的反感。我很荣幸自己是英国人，甚至比英格兰人更加荣幸。因为作为凯尔特人，我们冰川期*刚过就来到了这里。当我们到达这里时，这里荒无人烟，所以我们是最早到达的。我并不是在宣扬任何种族意义上的优越感，只是为了指出在种族意义上，英格兰人也同样不具有优越感，因为他们是由从罗马人到罗姆人**的移民血统所组成的。英格兰人是移民，是我们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因为我们欠英格兰人很多债。正是这些移民人口让英国，尤其是伦敦，如此国际化。

*冰川期：中更新世的盎格鲁期和霍克斯尼期

**罗姆人：即吉普赛人

但是，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英格兰人现身之前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一个难得的有规划的时期。并且据我所知，在这国家的东部你不可能找到这些线索。我有个作为城市规划师的老前辈，另一个凯尔特人，还是个女的，这在她那个时代可太不寻常了，她叫布迪卡（Boudicca）。她是个埃塞克斯姑娘，不是特蕾西也不是莎伦，而是布迪卡。而且她对伦敦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是什么样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只不过主要都是关于歌舞升平的与规划和建筑无关的事情。

布迪卡，威尔士语中称她为比达格（Buddug）（不详－61年），是英格兰东英吉利亚地区古代爱西尼部落的王后和女王，其丈夫普拉苏塔古斯是爱西尼人的统治者。由于在丈夫普拉苏塔古斯去世后，罗马人抢去了其土地、自己受毒打，深爱的女儿们惨遭凌辱、国民要交重税，因此她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她在惠特灵大道战役惨败后不愿被俘而服毒自尽去世。布迪卡一直是英国重要的文化标志。

而在更西边的地区，我们动手能力要强得多。那时我们正忙着把一块块巨石从彭布罗克郡拖到威尔特郡，并且建造我们至今仍能看到的巨石阵。

巨石阵，及其石材来源示意图

考古学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发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它比米尔顿凯恩斯还要大得多，也有用得多。现在没有人说得清巨石阵和周围的建筑物的用途，不过最新的理论似乎证明它是一所医院的康复中心，因为古代人们相信这些强大的岩石能够让能量聚焦。有趣的是，他们竟然选中了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地质证据——最古老的岩石——彭布罗克郡的前寒武纪岩石来建造它。我不知道那时的人们到底怎么发现这些就是最古老的岩石，但他们似乎相信这些岩石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除了巨石阵他们还在更大范围内建造了众多大道以及供正式场合使用的区域和空间。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确切功能，但在当时这显然是一个重大成就，甚至可以说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并且它是有组织有规划的。

当英格兰人的祖先来到这片土地时，一同带来的还有他们的规划。几船喝得醉醺醺又欲火焚身的罗马人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到这儿我得打断一下，因为那天我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场演讲上说到这儿的时候，市长巴特*纠正了我。他是一位历史专业正教授，所以我得虚心听他怎么说。他对我说：“这里不够严谨，Peter，尽管当时那些人是代表罗马人来的，可他们实际上是特洛伊人。”现在我讲的这部分是为了尼克·艾伦**的学术利益，因为我希望他知道我是如何提高他的研究的价值，所以我在这儿口头加了全套的脚注和引用说明。

*巴特·德·韦弗：Bart De Wever，比利时政治家，在2012年市政选举后担任安特卫普市长。

**尼克·艾伦：Nick Allen，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教授，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印欧研究专家，1976年至2001年在牛津任教，2001年退休后依然活跃在牛津大学的学术舞台。译者在搜索有关他的信息时不幸获悉，他已因病于2020年3月23日逝世。上文中所提到的关于特洛伊的研究即源自于他。

好我们继续，前面说到这些特洛伊人或者说是罗马人逆流而上，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在船上喝了酒，还是因为当时泰晤士河的通航状况很糟糕，他们的船搁浅了。幸运的是，他们搁浅在泰晤士河北岸的两座非常低矮的山丘附近。其中一座是现在建有圣保罗大教堂的卢德盖特山（Ludgate Hill），另一座现在被称为玉米山（Corn Hill）*。罗马人在那里建立了古罗马式市集广场。于是就在这两座小山丘之间，被沃尔布鲁克河（Walbrook）和泰晤士河分隔开的这片地方，罗马人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伦敦市，这是一座经过规划而营建的城市。

*后来该地名两词合写，常译为康希尔

撒克逊时期（AD600）伦敦地区，图中显示沃尔布鲁克河、罗马城墙等的位置及部分现今地铁站点位置

但他们在规划师问题上遇到了点麻烦，因为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布迪卡那时仍在掌权，而她不喜欢她当时所看到的这座城市。这又是我俩的一个共同点，毕竟我对古典建筑的品味也非常苛刻。我猜布迪卡和罗马人之间的争执会有点像我和查尔斯王子之间的那一次，但不幸的是她没有成功。因为罗马人重建了伦敦*，而那可能是伦敦最后一次制定总体规划了。

*指罗马占领的伦敦市被布迪卡率领的反抗军烧毁后，罗马人最终平息了布迪卡的“叛乱”，并且重建了伦敦市

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人最终撤离了伦敦，我们进入了黑暗时代。人们从周边搬进这座曾经属于罗马人的伦敦城，用城里的石头和砖块在城市边缘地带修建简陋的小房子。

之后到了撒克逊人的时代，他们决定出资资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我不知道伦政经是不是由他们创办的，但不管怎样它还是在存在感很低的奥德维奇（Aldwych）建起来了。在我印象里那儿还有另一个学校，叫什么来着？河岸街（Strand Street）工业专科学校？哦，不对，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抱歉记错了。这笑话你只有在UCL讲才会有效果。*

*译者吐槽：我还以为这种笑话是从国内产生的。比如五道口工程技术大学、圆明园职业技术学院等等……

随后诺曼人登场了，一群又一群的斯堪的纳维亚游客从海那边而来，中间还穿插着大量的正统维京人，他们都是情色游的游客。这可能就是从那个时代以来，伦敦一直保留下来的东西，老祖宗确实在伦敦给我们留下了些遗产。不过在历史上，维京人的转变很奇怪，这些擅长喝啤酒的小伙儿，又逐渐变得喜欢红酒了。

英格兰被侵略史

当维京人再次出现时，他们已经被称为诺曼人了。1066年诺曼人大举入侵，他们实地考察了伦敦市，尽管那时它已经不如罗马人撤离时那么整洁了，但仍值得继续经营。这是一个由人们亲手塑造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从事贸易活动的人们。罗马人曾将它定位为贸易中心，实际上它很可能是整个星球上唯一一个2000年间连续不断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诺曼人意识到即便在他们入侵的过程中，伦敦市仍在持续进行着贸易活动，于是他们决定不入侵伦敦市，而是在附近建了两座城堡，一座是伦敦塔城堡，另一座是位于水坑码头的黑衣修士城堡。虽然诺曼人并不干涉伦敦市的正常运营，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去市里收上那么一两种旧税。他们也认为伦敦需要保护。

有趣的是，正因为那时诺曼人没有入侵伦敦市，导致自那以后所有英国国王和女王在未获得市长许可的条件下无权进入伦敦市。现在的女王的汽车或马车总得停在佛里特街（Fleet Street），然后等着市长把代表他执政权力的宝剑放在车的地板上，才可以进入市内。这其实算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赞誉，对这样一个文化遗产城市，一个有价值的城市，一个由人民——特别是由贸易、由行业协会、以及所有其他有权在作为伦敦起源的这方小小的土地上参与社会实践的所有人民——运营的城市。

不过在它的旁边，诺曼人还建立了另一座城市，一座名叫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城市，这样所有教堂就有了一个总部所在地，而王冠也有了一个存放地。后来当我们建立起国家政府时，尽管它基本上毫无用处，它的所在地也是那里。而伦敦市里的人们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贸易活动，享用着陈年麦酒，最关键的是继续传播小道消息，这才是伦敦成功的秘诀。

英国国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银行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从英式酒吧里自发兴起的。最初英式酒吧就是那个你能去借钱的地方。你会被引荐给一位在角落里落座的富商，在你朋友的担保下他会借些钱给你。所以如今巴克莱银行的标志是一只展翅的老鹰，这没什么奇怪的，那正是曾经朗伯德街的“展翼鹰酒吧”。劳埃德银行的标志是一匹黑马，这同样又是另一个酒吧的标志。

巴克莱和劳埃德的旧标志

17世纪，一群来自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州的意大利犹太裔移民来到了伦敦，他们拥有银行业务能力以及商业银行业务能力*，是这里的第一批职业银行家。他们在伦敦开设商铺，并且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商铺的外墙上挂上那些酒吧标志，而商铺所在的这条街后来被命名为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为了纪念在伦敦银行与酒吧的这种历史关联，那些标志至今仍挂在那里，其他还有“猫和小提琴”、“蚱蜢”、“国王头”、“城堡”等等。

*银行业务，兑换、换汇、贵重物品保管等；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指信贷业务。

**从这个词本身就能看出它与伦巴第Lombardy的关系

再后来，伴随着咖啡的到来，咖啡馆成为了保险中心，劳埃德咖啡馆后来成了劳合社*。你能从中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如何被人类活动，人们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所影响；而不是被某个皇帝或者国王制定的宏伟规划所影响。

*劳合社：不是劳埃德银行那个劳埃德，而是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of London

然后直到1666年这座城市被大火烧毁的时候，一份城市规划出现了。克里斯多佛·雷恩——尽管很少有人记得他并不是个建筑师，他真正的职业是剑桥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迫不及待地来到伦敦。我一直想着雷恩，他那时候绝对是有一张公共马车的季票，不然他怎么可能同时期既在伦敦待了那么久，又能在剑桥领一份讲师的工资。

反正他就这样带着自己的规划到了伦敦，而且直接去见了国王，看上去似乎他和国王私交甚好。好吧，把这份规划交给国王简直是大错特错，就是他做的那份伦敦市城市规划。国王看了看，说：“这规划太棒了！我要赶紧找市长谈一谈。”于是，国王向市长派去一位信使。国王对克里斯多佛·雷恩的规划印象深刻，他觉得如果这份规划能够落实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事实证明，把这件事告诉市长可能是最糟糕的事了，伦敦市法团当即否定了这项提议，他们拒绝了国王，连同支持国王的所有人，更别提那个叫什么克里斯多佛·雷恩的家伙了。无论如何，城里的商人们可等不及一个大型整体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他们只想赶紧恢复业务。

于是，这座城市又重新恢复到它的中世纪规划格局上。人们继续让城市在没有任何规划的情况下发展，因为这大有裨益，它意味着这座本来会被烧毁并被新方案替代的城市可以一点一点，一栋建筑一栋建筑，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改变。我们没必要考虑用全新的规划来替代原有的，也不必在真正需要更新的地方还要考虑怎样才能与原有的规划互不干扰。

规划的衰退

其他城市就没这么幸运了，比如说巴黎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它在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另一个就是这皇帝还在建筑上颇有抱负。为此他专门聘请奥斯曼（Haussmann）男爵重新规划巴黎。*尽管这并不是出于建筑方面的考虑，而是希望能够防御城市骚乱，方便在主街上架设大炮以便轰杀那些造反的农民。这份带有社会目的的规划，可真是太“务实”了。

*这个皇帝指拿破仑三世，他曾在七月王朝期间数次尝试效仿伯父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屡次失败后于1846年流亡至英国，生活在英格兰默西塞德郡西北沿海一个叫Southport的小镇上，住所紧邻镇上最宽阔的主街Lord Street。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拿破仑三世回到法国并于年底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在他即将复辟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前一年的1851年，他将巴黎城市改造项目交给当时的塞纳区长官奥斯曼全权负责。拿破仑三世在Southport居住期间非常喜爱他窗前这条Lord Street的林荫大道式样，奥斯曼受其影响将巴黎多数主要街道均改为林荫大道Boulevards形式。

但再怎么说这也算是个规划，而且巴黎确实是一座规划得还不错的城市。只是当我去巴黎的时候，我喜欢的是那些奥斯曼男爵没插手过的地方。绕到那些舞台布景般的光鲜表面背后，去探寻这座城里平凡日常的角落，这种体验棒极了。我情愿认为那些才是我所见过的巴黎最有趣的部分。可是由于那份奥斯曼规划的传承，巴黎因此没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甚至没法成为任何层级的贸易中心，因为巴黎中心城区没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办公科技以及商贸发展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人在市郊建设了拉德芳斯（La Défense），一片建在无名之地上的国际建筑群。

当你站在远处，沿着巴黎主轴线望向这座宏伟地标——拉德芳斯新拱门，在你的视线穿过这门拱时，你会觉得很有趣，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对称的，这种对称感占满了画面。而画面远处正是巴黎死气沉沉的正中心，那里凋敝的速度比它发展的速度还快。

从凯旋门望向拉德芳斯新拱门

我记得我与拉德芳斯区的市长会面——巴黎的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市长，他来到伦敦市想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发展秘诀。他说：“我们非常担心拉德芳斯，因为法国政府正批准在巴黎市郊规划一系列新商业中心，竞争太激烈了。”我说：“这可是好事儿啊，反正您也没法跟伦敦竞争，自己搞些内部竞争再适合不过了。”

不过我们确实也在伦敦做过些极为类似的事情，或许我们并没有自满的余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过一个要在伦敦中心城区建设卫星城的规划。距离维多利亚站仅10分钟，距离伦敦桥站也是10分钟，距离盖特威克国际机场只要15分钟，这就是克罗伊登（Croydon）。（听众中传出笑声）你笑啥？我还没讲到段子呢，你刚一说克罗伊登就有人笑，这事儿可太有意思了。我意思是我只能理解我给你讲个段子然后你再笑。

当我还在兰贝斯（Lambeth）担任首席规划师助理的时候，我必须学习如何用本地方言讲出克罗伊登附近的一个地名，Thornton Heath。但是显然在当地它的发音类似一个f开头的词，Fourwrtneeeeef。这可不像克罗伊登这个词，是个人都能念出来。

于是克罗伊登就被建成了那个卫星城。所有的建筑，包括办公大厦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并且吸引来一些大型企业在那里设立了英国总部，说到这儿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两家是飞利浦和雀巢，其他的有些想不起来了。

最初到这里办公的是公务员们。如果你想毁掉一个地方，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就是公务员们啦。我曾经是一名公务员，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非典型公务员。公务员虽然不具备理解我讲的笑话的能力，但他们真的具备毁掉一个地方的惊人能力。试着回想一下在伦敦，那些公务员最集中的地区——克罗伊登、维多利亚（Victoria）和霍尔本（Holborn）。直到现在，这些区域从来都不是那种你能去找乐子的地方。最好的餐厅不会开在那里，最有趣的商店也不会开在那里，不知怎么，这些地方就是带有一种平平无奇的特质。

不过，克罗伊登作为伦敦中心城区的卫星城还是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因为伦敦中心城作为中央办公区已经饱和了，它需要制造些外溢。因此那时人们的想法就是建造一座卫星城，以便在伦敦飞速扩张时期去吞并一些额外的土地。这种做法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这些建筑完全是同时开工的。

然而在过去十年间，克罗伊登一直深陷在试图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商业中心，并让之前的公司回到这里的困境中。实际上飞利浦和雀巢后来都搬走了，甚至公务员系统也都不来了，那里大部分的办公空间现在都用来居住。克罗伊登的转型还在进行，今后我们会继续让政府来认真考虑一下这里的规划系统。

2020年4月克罗伊登萧条的街道，@Jason Kevan, Pinterest

这还不算完，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金丝雀码头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即使我是负责规划伦敦更中心的地区，我还是希望对那里的同事公平一点。每当我去克罗伊登时，我都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你们知道你们规划的才是真正意义的第一座金丝雀码头吗？”他们都开心得笑了起来，这确实值得他们开心。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当我接下来到金丝雀码头去，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你们这里将成为第二个克罗伊登吗？”的时候，他们却似乎并不感到开心。

显然，任何一座卫星城都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们会很快地热场，接着蓬勃发展，但也会很快冷场，然后陷入衰退。这一切只因为你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建设它的，它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耗尽能量，并且很难再次显现活力。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而只是一个由建筑师和规划师设计出来的开发项目。它没有机会通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逐渐变得成熟，也没有机会等人们亲身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地方”。

城市运行的规则

人们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知道最热门的小道消息集中在哪里。如果你想要做生意，你一定得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这些小道消息。毕竟人们去水洼并不仅仅是为了取水，他们去沙漠中心的水洼是去获取热门新鲜事并且将其带回家。那才是吸引他们去水洼的真正原因，而且这原理与城市里的水洼——酒吧完全一致。

我曾经给一群9岁的孩子解释伦敦市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来自坎布里亚郡（Cumbria）一所很小的学校，就在离苏格兰边界不远的地方。他们以前到过最远的地方都没有比卡莱尔（Carlisle）更远，这次竟然被他们的女校长带着来到了伦敦。能把一群9岁的熊孩子带到伦敦，可真是位了不起的老师。她带着他们去下议院与代表当地的国会议员见面，去圣保罗大教堂颂唱晚祷，还去参观了泰特现代艺术馆。

就在他们来的前几天，这位女校长碰巧看到了我录制的那期“文化秀”*节目，她就给我发了电子邮件，询问我是否愿意跟这群孩子们聊聊，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伦敦市建起的那些高楼。我当然愿意，所以他们在火车上时，我就在电话上通过坎布里亚电台接受采访，这可是我第一次上坎布里亚电台。孩子们一路一直听着电台节目，都感觉很激动。

*文化秀，The Culture Show，BBC 2的艺术杂志节目，重点关注一周内的艺术和文化新闻，涵盖书籍、艺术、电影、建筑、音乐、时尚和表演等。该节目于2015年停播。

他们一到，我就把他们带到市政厅的展厅里。那儿有很大的城市沙盘，还有小黄瓜、奶酪刨、对讲机等等这些建筑的模型。我看了看他们，然后提问道：“现在，你们谁能给我讲讲这些大楼是怎么运行的？”竟然没人理我，整段垮掉。好吧，那我换个问法：“谁能告诉我蜂箱的工作原理？”一下子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乡下的孩子们显然都见过蜂箱，而且他们还有相关课程让他们确切地了解蜂箱的工作原理。“很好”，我说，“这些都是蜂箱。但在这里面你可找不到蜜蜂，你找到的是银行家，银行家不酿蜜（make honey），他们赚钱（make money）。”

我接着问：“蜜蜂是怎样酿蜜的呀？”“它们飞到花丛里，然后收集花蜜并且带走。”“完全正确，”我说，“只是银行家会收集他们的那种花蜜，他们飞到周围的小巷子里，在午餐时间收集啤酒、红酒和食物，这些就是他们的花蜜。”接着我又问：“那蜜蜂怎么采蜜呢？”“它们在花朵里用前腿擦刷，粘上花粉然后带走。”“一模一样，这里的花粉就是小道消息，他们在酒吧吃饭时偷偷记下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把它传播到其他地方，也带回自己的公司。”我说这就是它的运行方式。过后我自己反思，嗯，没错，连9岁的孩子都可以理解，这根本不复杂。

他们回到家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张可爱的感谢卡，一个孩子在卡片正面画了一幅画，画中是那天见到的所有建筑，还有穿着条纹制服，背后还长着翅膀的银行家们正从大楼里飞出来，飞到小巷子里面去。我觉得棒极了，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因为原理就这么简单，这根本不是一个经过完美调谐的系统，而是某种有组织的混乱，而且还就是由那些创造了混乱的人给组织起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人比银行家更擅长制造混乱，2008年所发生的事能很好得证明这一点。

经济增长的附庸

不过，显然2008年的事也让我们明白了谁才该为这些过失负责，那场银行业危机并不是银行家们的责任。银行家是一群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试图提供帮助；而政客是另一群有创造力的人，却毫无用处。自上次战争以来，美国和英国历届政府的所有政治派别，都费尽时间精力来指责租房行为。让人们觉得如果你只是租用房屋而不是持有房产，你就算不上真正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他们想要达成普遍的房产持有，这才能建立起一种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良好稳定的社会，这也是控制社会的唯一方法——让人们把钱都搭进自己的房子里。

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距离普遍的房产持有还差一点，直到银行家们发明了一种能够向无法负担债务的人借钱的方法，这就是债务抵押债券（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将债务分割并且基本都隐藏起来*，然后只收取利息。这就是2008年银行业崩盘**时发生的事。但正如我之前说的，这一切真正的始作俑者是那些追求普遍房产持有这一疯狂目标的政客们。你能明显感觉到这在城市里并不适用。城市人口是流动的，他们并不想被一个地方所束缚住。而我们最需要他们做的事就是迁移，以及消费。你的抵押贷款越多，你能用于消费的钱就越少，而这是显然的。

*这其实是债务再融资，让这笔债务看上去消失了，但本质上是过度融资。

**2008年银行业崩盘是指次贷危机。其爆发源于更早以前的次级房屋信贷危机中按揭贷款违约和法拍屋急剧增加。英国的第五大贷款机构北岩银行是首批遭遇危机冲击的对象之一。由于该行已经无法借到足够的额外资金来偿还那些2007年9月中旬到期的债务，导致没有持续的现金流注入，其所经营的高杠杆性质的业务无法支撑，最终导致其被政府接管，并显示出了这起很快便降临到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危机的早期迹象。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但都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引发经济衰退。

北岩银行挤兑人潮，@Dominic Alves from Wikipedia

我毫不意外仅有约40%房产持有率的德国却拥有更多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并且德国的工业状况要比我们好得多得多，而英国更高的房产持有率导致巨量资金投入到抵押贷款里。如果你看看像巴黎、柏林、维也纳这样大多数人都租房而不买房的城市，你会发现那里的房屋利用率更高，并且那些城市的人口密度也更高，当人们换工作时也更容易，城市运行看起来要顺畅更多。因为人们租房时，通常一定会住在那里，租了什么东西但是放着不用不是很奇怪吗？可如果是买房，那也可能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这也是伦敦陷入目前困境的原因之一。

从布莱尔开始，现在的狂妄政客们已经丧心病狂了。顺便说一句，你知道切丽在布里斯托大量买房的事吧？就那个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妻子。他们家的孩子到那儿读书的时候，切丽在布里斯托大学旁边买了好几套房子。因为她觉得除了给自己的孩子住以外，还能把其他房间租出去给孩子们赚个学费，这真是个好主意。于是她开始进行“买房出租”的投资。

自打托尼卸任首相以来这几年，他作为中东和平大使的报酬想必也是非常可观，而他们当然要给手头上的现金找个标的。当有名人购买房地产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密他们的身份。那些房地产代理人对此轻车熟路，他们总是为这些项目取些代号，这样名人购买就不会导致这一地区的价格膨胀。当切丽策划这笔“买房出租”买卖的时候，代理商将其称为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

*女巫布莱尔：一部由Haxan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并于1999年发行的低预算美国恐怖电影。整部电影用业余拍摄的镜头拍摄，用以模拟纪录片形式，增加其真实性。2018年大火的韩国恐怖电影《昆池岩》被认为在拍摄手法和剧情元素等方面参考了这部电影。

结果在中产阶级中，“买房出租”的投资越来越多。很多人利用他们手头上的一些钱，或许是从去世的父母那里，或许是中彩票，又或许是在金丝雀码头有一份奖金丰厚的工作。这样一笔多出来的现金，你打算用来干什么？呃，股票和证券回报可不太好。对了！投资房地产！于是大量的现金涌入住宅市场，并不是因为他们要住，也不是因为他们要用，而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能够保存多余资产的地方。

可别小瞧这普普通通的房地产，它或许是你可以投资的最佳标的。由于房地产的波动不大，更容易出租，需求也更稳定，你会在全国各地看到人们一次购买十几套或二十几套房，甚至买下整条街的房。这样的事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发生。中国人正在他们国内规划的新城新区里疯狂购买大量的平层公寓，而这些城镇正在变成鬼城——中国那些新规划的一个人影都没有的城市。因为他们是出于投资目的被一扫而空的。

甚至更奇怪的是，在中国，一套新房只要你住过了，它的价值就会下降，就像买了车之后把它从展厅开出去时发生的一样。中国人不会去装修房子，或者假如他们买的是带装修的房子，他们会把水龙头、门把手用干净的薄膜包起来以免它们受腐蚀，然后锁上门离开，这样它就一直是新的并且保持它的价值。这甚至不是“买房出租”的模式，这应该叫“买房空置”。“买房空置”，听起来可真是一种很棒的土地利用分类，不是吗？

在我们英国只有可怜的用地性质分类，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能够等同于其他地方的分区规划（zoning）的东西。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专有规划，没有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但却有城镇和乡村规划（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的国家。这可真是个有趣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规划体系是上次战争以后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农村免受城镇增长和城镇特性的影响，而不是有益于城镇或大城市的发展。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人们都想要建造美丽的城市，因此他们会有城市规划。但是，不，我们只想保护乡村免受那可怖的城市发展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城镇和乡村规划。

而且我们还有一套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反的规划系统，其他地方的规划规则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实施，因此他们有总体规划；而我们有一套规则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任何事都不能例外。因此这是完全相反，就像是一种镜像。好在我们在这规划体系当中还留有用地性质分类这种规划形式，其中定义了众多的用地性质，而且需要获得许可才能作性质变更。

再说回布莱尔，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让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觉得舒服，从而让他离唐宁街10号越远越好。他不停地把布朗可能会感兴趣的议题抛给他，其中之一就是规划。因为那时候，托尼在约翰·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那儿遇到了点麻烦。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它现在被称作普雷斯科特勋爵。

约翰·普雷斯科特是一个很有权力但却没什么能力的前工会主义者。他在工党中有众多拥趸，背后有很多人支持他，势力非常强，但他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因此他们迫切地想要给约翰·普雷斯科特找个消停点的地方，所以他们设立了副首相官邸。他们都称呼他副首相，显然他很受用，这能凸显他的重要性。随后，他们又建立了DCLG——社区和地方政府部，这相当于是普雷斯科特的犬舍。在那里他们可以狺狺狂吠小题大做，但他实际并没法造成任何麻烦，并且为了确保这点，他们将规划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戈登·布朗负责的财政部门。而这一举两得地让戈登也很高兴，因此戈登掌控了规划，又一个经济杠杆。也是从那时起，规划开始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杠杆而存在，所以，确保规划不会减缓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比任何其他事项都重要。于是规划开始被逐步废除，并且相对应地建立了一个足以在战后保障我们的城市的再生规划体系来推进贫民窟清除计划的实施。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再找个时间详细讨论，但是这说明过去至少部分存在过一种规划主导的体系，这是由战后再开发导致的。而那个本可以建立起来的空洞的规划体系正在被一块一块地拆散。

现在我们快进到保守党上台，这可真是个巧合，因为保守党也有一个普雷斯科特式的人物——埃里克·皮克利斯（Eric Pickles），同款的“很有权力但却没什么能力”的人。有那么一两次我到皮克利斯那儿去吃巧克力饼干，其实是我必须得去跟他们开会讨论用地性质变更的问题。在进门之前就有人提醒过我，不要挡在皮克利斯和饼干之间。而实际上，当我们到那儿时，装饼干的盘子已经空了，所以我并没有得到这种机会。

皮克利斯恰好又是那种政府认为不能赋予他们太多权力的人，可是又不得不尊重他们。因此他们把规划的实权留在了财政部门，也就是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哦不对，是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奥斯本，思路清晰，老伊顿了，但关键是他总能左右逢源，并且把工作做好，推动事情发展，他说：“发展需要非常好的计划，但仅有规划可不足够。” 当然，另外一位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他的好搭档*恰好也在唐宁街10号，而且别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哥们儿正在当大伦敦市市长**。

*指戴维·卡梅伦，时任英国首相

*指鲍里斯·约翰逊，时任大伦敦市市长，现任英国首相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局面应该叫“布灵顿规划”，这词儿是我前几天刚想到的，也正是我们所面对的现状——“布灵顿规划”。现在在整个伦敦天际线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些“布灵顿垃圾”。看看那些南岸上建起来的房子，都是依照这个新规划体系才建起来的。这些人曾经以捣毁别人的旅店和餐馆为乐*，现在他们来捣毁伦敦了。

*指牛津大学布灵顿俱乐部臭名昭著的醉酒胡闹、打砸餐厅和沿街橱窗等行为。

而他们的帮凶之一，就是那个职业官僚——爱德华·李斯特（Edward Lister）。爱德华已经把旺兹沃思（Wandsworth）的规划给毁了，旺兹沃思可是伦敦最受规划主导的自治市。现在伦敦还有哪些地方没受他们影响而盖起根本不必要的大楼吗？

听到这儿你可能正想说，“等等，你可真虚伪，那些市中心的大楼呢？”没错，那些大楼确实已经都装满了，但它们都在产生价值，都在提供工作岗位，之所以它们建在那里，是因为伦敦市作为大伦敦地区的发动机舱已经没法提供更多的办公空间了。类似地，你也可以据此辩称金丝雀码头的高层建筑群是必要的。一片被水包围的小范围陆地，又要提供大量办公用地，只能把楼盖高。

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建筑群，图中可以看出整片用地被水环绕

香港的“幻觉”

之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很明显地意识到如果不盖摩天大楼，香港根本就没法存在。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可供建设的平地了，尽管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每天都在设法增加土地。他们整天说香港已经不再填海了，但其实一直都在填。顺便一说，我在那儿的时候，有天一艘澳门渡轮返回香港途中遇到了很严重的事故。它撞到了水里的什么东西，导致很多人受了重伤，救援人员把他们从船上全部接走，万幸的是事故没有造成死亡。

那段时间媒体非常关注这个话题，纷纷讨论水里的东西可能是什么。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从另外一艘船上掉下来的集装箱，刚好悬浮在水面以下。后来还是我把问题给解决了，而且随后在周二晚会议上告诉了他们。我站起来说，“那根本不是集装箱。”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件事也有差不多关注程度：由于中国一直在沿海建造人工岛，美国对这些举动非常关注，并且他们为了侦察一直在派遣舰队驶过这些岛屿之间的空隙。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在香港都干了什么吧？”我说，“你们一下增加了这么多陆地面积，美国人认为这已经是一个人造岛了，那艘渡轮撞上的是一艘潜艇。”他们都觉得我这人肯定有点东西。但实际情况是香港确实是在增长的，而且这导致了严重的交通问题。

我现在好像有点偏题了，这一定是因为时差而导致的幻觉。

香港是一座除了交通以外其他都基本没怎么规划的城市。香港的交通实在太便利了，每当我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给章鱼卡*充值。章鱼卡的历史比牡蛎卡**还长，实际上很可能牡蛎卡的命名还是从章鱼卡借鉴而来。从形象上讲章鱼也比牡蛎更合适，因为它看起来就很像那张地铁线路图。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给章鱼卡充了值，你就可以自由地享用地铁、电车、渡轮和公交车了。

*章鱼卡：即八达通卡，英文名选择“章鱼”是为呼应中文已经选择的“八达”，而章鱼有8支触手

*牡蛎卡：伦敦公共交通卡

八达通卡和牡蛎卡

天星小轮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渡轮公司，棒到我甚至想持有它的股份。天星小轮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持续的渡轮公司，因为它的票价永远不会降低，总是上涨或者保持稳定，并且航线总是越来越短，因为他们在港口建的码头总是没用多久就关闭了。我在那儿时还旁听了他们的会议，他们正在建造一种新渡轮，因为那些旧船早就很破了。新船要比现在的船稍微长一点，并且在甲板首尾各有一个登船口，这样在两个码头间就可以同时停更多的船，并且人们可以在相邻的两艘船间直接上下。

香港天星小轮Star Ferry

但香港也有很多好的公交设施，公共汽车就很不错，那种传统的英式双层六轮巴士，并不像鲍里斯巴士那样在车后部还有个愚蠢的车门和额外的楼梯。我们的公交车看起来就像一条狗被倒着从草坪上拖走，就那些赫斯维克（Heatherwick）巴士从后面看起来的样子。这些车比传统双层巴士足足贵了30%。

香港的话题先放一放，我一会儿再接着说。大伦敦市的市长，那些我们认真选出来的市长是谁来着？肯（肯·利文斯顿）和鲍里斯（鲍里斯·约翰逊），实在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他们做了什么？肯首先更换了公共汽车，铰接巴士，然后他试图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鸽子轰走，这可真该“赞扬”他。鲍里斯继任做了什么？首先更换了公共汽车，把铰接巴士全废弃掉，传统巴士也不行，虽然我们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双层巴士的工厂并且他们产品性能良好。不行，不行，必须得体现出这是专门设计的，在每一辆上都恨不得盖上赫斯维克的印章才算完。赫斯维克这个设计师会认可任何带有他鲜明印记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用着这些成本高出30%的公共汽车，在那个出于健康和安全考虑通常并不能使用的门旁边拖着你的行李箱，而且你不能从有楼梯的那边上下公交车，因为有个管理员就站在那儿跟你说“你不能这样做”。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肯·利文斯顿主推的铰接巴士和鲍里斯·约翰逊主推的赫斯维克巴士

他们还干了什么？建了哪儿也去不了的缆车，没错，市长们非常擅长做这种事儿。你见过奥林匹克巨蛋——现在叫O2了——旁边那座缆车吗？缆车随风摇摆着朝河对岸驶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结果还真有4个人使用缆车服务，而且买了缆车的季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哦我差点忘了，那座没建成的花园桥，又是赫斯维克的作品，极具他的个人风格。当然女演员乔安娜·林莉（Joanna Lumley）也起到了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用小黄瓜*来建造就更好了，这会让他更具有可持续性。

*这是指真的小黄瓜

伦敦格林尼治半岛的缆车线路

花园桥（未建成）

再说到香港，我们又回到公共汽车的话题上，香港公共汽车最棒的地方就要数空调了。简直棒极了！就是实在太冷了，我说我们都可以带着杰里米·边沁*一起去看看香港校友了，因为我们可以把他放在其中一辆公共汽车上，而他绝对不会腐烂。事实上我认为，不管香港公交车上的空调非常冷是不是跟防腐有关，但这显然是与祖先崇拜有关。他们喜欢隔三岔五带着祖先一起出去旅行，而乘坐香港公交就绝对没问题，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腐烂。如果你进到公共汽车你绝对会立刻感到寒冷，并且迫不及待想要回到温度高的地方去。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其友人约翰·鲍林（John Bowring，常译为宝宁、宝灵）为第四任香港总督。

最近在香港，公共汽车又火了一把，因为在六个月前一篇香港报纸的报道中，有两个中国学生在公交车站做爱，而且还被人拍了下来，传播非常广。我觉得片子拍得倒还挺不错的，而且它确实给公交车站增加了除了倒计时指示器外其他的拓展维度。我是说，你知道那个你等了那么些年的公交车的地方是个啥样。但是，这件事确实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一直跟人说伦敦多么美好，有世界上最棒的自由性爱，但我不得不说，“连我们也没想到过这个点子呀。”我得和伦敦交通局好好说说，看看我们能不能也稍微改改公交车站的用途。

然后是地铁，地铁也非常棒。老式的香港地铁车厢两边安装得是漂亮的不锈钢长椅，并且地铁车辆具有非常快的加速和减速能力。于是地铁里就显得气氛非常友好，因为每当列车起步时，整排的乘客都会滑向一边，然后你可以藉此结识其他人，接着在到达下一站时再滑向另一边。但这次我很失望，因为他们现在给座位上安装了下凹的限位装饰，所以你的可移动范围就很有限了。

关于香港的内容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哦，对了，是伦敦。

伦敦，是一个我认为没有正式规划才会更好的城市。它是一个让我充满激情的城市，是一个我仍然深爱着的城市。我之所以来伦敦，不只是因为自由性爱，还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热情。我从小就爱上了它，你甚至可以说伦敦是我的爱人。只是爱上一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无法同样爱你。但这并不能阻止你瞪大眼睛欣赏你最喜欢的地方，伦敦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们这学科是一种跟“地方”有关的专业，而我恰好正是这方面的专家。顺便说一下，这其实是我自命的头衔，那时学校对我说希望我成为“城市规划教授”时，我说，“你知道吗？这名字听起来可真无聊。”于是他们问我：“那你想做什么？”我说：“地方教授。”他们便问：“呃，这是什么意思？它又做些什么工作呢？”我答道：“我不知道，但我非常期待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Peter Rees教授在UCL网站上的介绍页

不得不说，后来当我到世界各地，人们介绍说我是“地方教授”，他们就会说，“哦，这太有趣了，你觉得我们这地方怎么样？”你看，这就似乎要变成一种职业了——环游世界，被当地人问“你觉得我们这地方怎么样？”，然后说“哦，我得在这儿至少过个周末才能告诉你。”今年行情还不错，我已经去了悉尼、东京、赫尔辛基、安特卫普等等好几个地方。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批的规划专家，这是个值得推荐的职业。

威尔士人有个不好的特点，就是没法停止，但至少他们遇到时差问题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力不从心。但这并不是他们逃避尖锐问题的借口。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是完全不设限的，我们有两个无线话筒，如果你想要口头向我扔些东西的话*，希望仅限于口头，我很乐意听你怎么说，并且我会尽力回答。或者你如果只是想发表评论也可以。

*指提问。

提问环节

Peter Rees

谁愿意开个头？我希望我已经激怒了一些人。啊，我看到有一两个在点头呢，显然是来自香港的。香港人有什么话要说吗？谁知道最棒的公交车站在哪里？（发现了一个提问者）好的，请。还挺勇敢，第一个提问往往是最难的。

我叫奥斯卡，来自香港，现在在伦敦交通局（TfL, Transport for London）工作。您来自伦敦并且经常去香港，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TfL是一个大机构，综合管理各种不同的交通方式，我觉得这种运营方式很好。而在香港，不同的交通工具是由不同的私人公司运营。您能不能说说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并且评价一下它们？

Peter Rees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值得多说两句，因为我前面一直在谈论没有规划的，自我生长的，并且以一种有机的方式变化着的地方。可是如果没有交通，你是没法做到这些的。你一定得有一套运作良好的管道系统。

事实上，交通运输就是一个地方的管道系统。这正是为什么通过伦敦交通局来协调伦敦的交通，使公交车与地铁之间达成彼此间的协作很重要。虽然即便是在有伦敦交通局的情况下，公交车、地铁和火车间的协作也是出人意料地弱。我认为从它们的工作人员所穿的不同颜色外套上就可见一斑。既然您在伦敦交通局工作，我能想到的一点是，在公交系统工作的员工与在火车系统工作的员工所穿的制服颜色不一样，而且没人见到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至于克罗伊登的电车，至少现在来看，那里的电车系统接受度变高了，因为它们既不像火车，也不像公交车。

伦敦公共交通克罗伊登地区电车Tramlink线

在我看来，人们会认为修建和铁路线路并行的公交车线路，不如修建接驳火车站的公交车线路更加合情合理的，但这就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因此，即便伦敦有这么一个协调机构，实际的运行效果却似乎并没有比香港更好。并且您说得对，香港还有很多其他的公交公司，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运行规则，因为他们都各自运行不同的线路。我知道香港除了绿色专线小巴外，还有红色公共小巴，这些都是伦敦从没有过的不同的公交体系*。这种20座的，开得超快的公交车，你在乘坐时总忍不住闭眼，但它们在接驳交通系统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们相当不正规，甚至有点像黑车，可我觉得，尽管有三家不同的私营公司，它们之间却协调得很好。

*香港公共小巴，按车顶颜色可分为红色和绿色两种，载客量为19人，其中绿色专线小巴是按照固定路线和价格运营的公交车，而红色公共小巴是一种可以随停随下的无固定车站公交车。如下面所讲，因为小型公交经营模式本身的问题，香港小巴抢红灯和超速的情形非常常见，尤以红色小巴为甚。

据我所知香港的公交线路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在香港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没有到机场和到市中心的快速公交，甚至还有通过隧道的跨海公交，并且公交车还接入了香港地铁体系，能够与地铁站对接换乘。因此，如果香港并没有一个超越所有部门的权威机构，而且从您所说来看确实没有，那么它真算是运行得很好了。

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港铁集团在香港并不仅仅是地铁运营商，它还是一个地产开发商。香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香港立法会拥有全部的土地，可能也就除了几个教堂是例外。在香港，所有的土地都归政府所有，这意味着政府不必通过收税来提高财政收入，没有购买税，没有销售税，只有非常低的所得税，我记得只有17%，因为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出售在土地上建造的权利，以及地产收入。港铁集团可以建造新的居民点，以及把它们联系起来的铁路系统，并从中赚取利润来维持铁路系统运营。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而且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这与20世纪初曾经的大都会铁路公司*并没有多大不同，他们那时候正从贝克街（Baker Street）把地铁一路修到沃特福德（Watford）附近。这就是类似的通过购买或持有土地，然后建造住宅并且提供交通的发展模式，尽管您提到了这种方式可能缺乏协作。

* Metropolitan Railway，伦敦地区1863-1933年间的一家客运货运铁路公司，世界首家修建地下铁的公司。

港铁集团在将军澳线康城站的TOD项目，大型住宅区“日出康城”内的旗舰级大型商场“The LOHAS康城”

高峰期间香港所有的地铁线路行车间隔都是一分钟，每分钟都有，并不会有低频率间隔或者其他不同的发车间隔，而是非常精确的每分钟一趟。港铁的列车非常长，比伦敦地铁长得多；速度非常快，快到让人难以置信。这种极其出色的运送大量乘客的方式足以让伦敦交通局哑口无言。不过在香港，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不能自己决定你要去哪儿，因为你一旦开始随着人潮涌向站台，就再也没办法转身回来了，你只能跟着眼前这班地铁一起出发，所以你必须对你要乘坐的路线了然于胸。

但正如我所说，因为这里缺乏平坦的土地，建造高楼大厦并且提供极为便利的公共交通是香港能够正常运行的唯一方式。尽管我对香港拥有私家车人数占比相当吃惊。这里真正开车的人并不多，但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香港似乎有很多人都实际拥有一辆汽车。相比起来，我认为或许伦敦人对是否要有车这件事的看法更加明智。

我的回答您还满意吗？我意思是，很高兴听到您比较这两种系统并尝试作些解释，为什么您认为相比之下伦敦交通局的做法更成功呢（假设它真的更成功的话）？

首先，我觉得多家机构互相合作比一家机构来居高临下的管理更好。而但我在伦敦交通局的工作就是为各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交通方式提供咨询，询问他们各自的看法并且推动实施。我觉得我做的工作与香港相比更好的原因是香港需要这些公司自发地组织这种合作，而这就是我觉得伦敦交通局的方式更好的原因。

Peter Rees

我曾经被彼得·亨迪*口头吊打，因为我竟然自作聪明对他说，比起如何在伦敦交通局做事，他们显然更了解如何在香港做事。并且我还建议他可以从香港引入一些好的办法。在香港有一些公交车是从郊区发车，在郊区停个10到15站，然后就会沿着一条快速路一站不停地直奔市中心，接着绕着市中心行驶，接送乘客上下车，最后返回郊区。我觉得相比让所有公交车都沿着牛津街行驶，这样的方式对公交车来说并不算坏。但是他说，“你对交通一无所知。伦敦交通局是世界交通领域的专家，是我们在指导香港的做法。”好吧，这就是工会主义者运营一个机构时会发生的情况。

* Peter Hendy CBE，英国Network Rail主席，曾任伦敦交通局局长。

不太清楚这样的公交路线在香港具体指哪一条，但是应该跟北京的930系很类似

您提到了巴黎的衰退，以及敦伦一些新城的衰退。您觉得这其中规划的城市和有机自发生长的城市之间有没有一种平衡呢？

Peter Rees

我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规划师，你不得不成为一个伪善的人，这确实有帮助。比如，我就住在这城市里一座27层高的高层公寓楼里，可至少我每周七天都住在那里，并且不管怎么说它都已经建起来了，这样至少其中有一间屋子是有人使用的。这些公寓如果平时空置着的话，那大多都是华人购买的。有一天赶上我之前的公开讲座，我一早在华人学生的簇拥之中下楼，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安排在这些一居室公寓里，以便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甚至预感我会在讲座的第一排座位看到他们。讲座结束后有一个年轻人过来对我说，“您不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他说，“哦，我来自新加坡。我爸爸买了您那栋楼的六套公寓，不过现在我已经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了。”我可真酸。

再说回有关平衡的问题。是的，你还是需要规划。像我刚才说的你需要规划交通，当然得是运行顺畅的那种。你需要对诸如电力供应这类不那么显眼的东西进行规划，我们在伦敦的电力生产就快要赶不上正在建设的建筑物的运营需求了。还有电信服务，或许这始终是更重要的。尽管已经说过伦敦市并没有规划这个，却由私营部门完成了十五张不同的光纤网络的建设。这是地球上光纤网络覆盖最好的区域，并且是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规划来实现的。

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控制实施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控制人们的出行方式，人们是否能够使用汽车，或者自行车，或者更好的当然还是使用公共交通；以及控制景观的保护，我在景观走廊保护问题上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但是问题当然不出在规划系统上，而是政治家身上。因为政治家最擅长的就是制造例外。如果有一份规则，尽管政治家会遵守，但也一定是政治家来率先打破它们。就像沃克斯霍尔（Vauxhall）的圣乔治码头塔（St George Wharf Tower），兰贝斯市议会认为应该拒绝这一提案，但普雷斯科特推翻了这个决定；以及碎片大厦（The Shard），影子恰好可以遮住伦敦最重要的景观——圣保罗大教堂。在傍晚的夕阳下，一个燃烧的烙印会穿过圣保罗教堂的圆顶。

圣乔治码头塔，设计师Broadway Malyan，全英国最高的住宅建筑

碎片大厦的影子会扫过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

我实在不明白如果你不执行这些规划规则，那么设定这些规则有什么意义，你不能只像这样选择性地执行规则呀。而且设定这样一些规则有助于一个地方形成它的城市形象，比如伦敦市的高塔建筑群之所以建在它们现在的位置，是因为它们必须避免影响到那些关键景观，那是整个城市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需要最小化影响，并且最大化收益的地方，而往往在这些地方公共交通需求也应运而生。伦敦市这个高塔建筑群的步行距离内共有20座车站和7条地铁线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尽最大努力规划的。

但在英国规划体系下，你不能做个总体规划说我们要在这儿建六座大厦，三座是这个高度，三座是那个高度，他们要沿着这个方向对齐，楼层平面得是这个尺寸，必须安排到建筑底层的是这些功能。而这是大多数国家会采用的办法。他们会有一套用地性质划分，还有一份总体规划。

在你拥有非常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条件下，这会很适合；可如果你正经历经济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时期，你就需要一些更灵活的东西。那么英国规划体系的优势就是——如果它真的有优势的话——它可以很快适应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政府宣布将放宽对金融服务的管制并向全世界开放竞争的时候，伦敦市能够迅速自我改革。我们能够非常有效地制定一份规划，里面只有非常简单的规则来说明“什么不能做”，从而给人们留下很大的空间，让他们能为如何实现他们想要的目标想出好点子。

对于像我这样的规划师来说，只有一点让人无所适从，那就是我无法强制要求建设哪些建筑。即便我获得了规划许可，也无法保证它一定会建起来。你得在不知道哪个会率先实施的情况下尝试塑造这片高塔建筑群，因此你必须牢记这些不断变化的想法，一旦你把想法落在纸面上你就会感到迷失，因为你没法强制执行它。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很模糊，但实际情况就是这么模糊的。

我面临的更多实际问题是关于城市开发控制系统，它与规划系统还是有很大不同，您对政治家参与城市开发控制的看法是什么？

Peter Rees

您是否认为，如果我们将政治家从城市开发控制体系中剔除，会对此有所帮助？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从规划体系中剔除。

我认为我们在规划阶段应该更加注重社区和政治，或者说如果可以让邻里规划体系*在城市地区发挥作用——至少目前来看没有这样的迹象，它可能只对乡村地区起作用。但如果您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入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政治参与，这样规划实施和开发控制就更像是个专业问题了。

*英格兰地区在2011年颁布《地方主义法案》（Localism Act）之后建立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规划形式，于2012年开始正式实施。它赋予了住在同一邻里社区内的居民自行申请编制规划的权利。

我是想说我面临的质疑往往都是来自于政治家们。

Peter Rees

规划委员会越小，流程就越短，因为他们可能半路就朝着愚蠢的方向走下去了。所以，城市规划委员会最棒的就是它由30个人组成，就算里面有几个疯子，也不会动摇整个委员会。官员们领导委员会，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就像在公司董事会一样，是去调和和规范，而不是去创造。我认为他们形成的这种工作制度非常重要，当然前提是他们没有搞党派政治。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建筑高度的方式来满足更多人的住房需求吗？

Peter Rees

好的。我认为我们得回到一个专业管理的私人租赁部门角度来看。

开发商们热衷于这样做，开发商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麻烦在于，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口头承诺，但实际上仍不鼓励他们这样做。我都难以置信，前几天首相在保守党会议上撕毁了六份经济适用房协议中的第一部分，并宣称它们现在全都可以出售了，就是更多丑陋的方盒子。

英国保障性住房的一种形式

我认为我们通过提供可以销售的产品永远都不会满足需求，因为我们拥有投资和刚需的平行市场，而且它们显然不是同一个市场。而投资市场正在让另一个市场更加远离实际需要这些产品的人群。事实上投资市场也确实吸纳了其中大量的产品，并且要么空置着，要么通过“买房出租”的方式失当运营，这（运营这种事）当然不是业余爱好者能做好的。

想想伦敦在18和19世纪借助当时最大的地产——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霍华德·德瓦尔登地产（Howard de Walden Estate）*的发展方式。马里波恩可是伦敦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这里所有的地产都不出售，它们只能出租，整片街区都由霍华德·德瓦尔登地产持有并管理，他们甚至通过选择商家来使得马里波恩高街上的各类商铺能够均衡配置。这就是私营部门运营一个地区的方式。

*掌控伦敦马里波恩的地产集团，由霍华德·德瓦尔登家族持有，该项地产可以追溯至1715年，当时第二任牛津伯爵和莫蒂默伯爵爱德华·哈雷正式开始了对该地块及其周边街道的投机开发。

马里波恩高街

当这个最大的地产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还会为所有不同类型的人和所有不同职业的人提供住所，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人来真正让它运转起来，这个地区就完了。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向富人倾斜，但这个是因地区而异的事情。

奥运村也是个不错的例子，德朗西（Delancey）把它买了下来，并且将它继续用作出租房屋。毕竟大量经过伦敦的人需要在维护得好，并且周边有服务设施支持的地方租个房子。

伦敦奥运村，由Delancey持有并作为出租房屋运营

我得回到正题了，在物理形式上，盖房子一定不要想着去提升高度。除香港之外，高度并不会增加住宅开发的密度。在香港，人们甚至可以接受在两栋公寓楼之间各自的阳台上就能互相握个手。他们可以接受让楼房互相紧贴在一起，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做到容纳这么多人）了。只有在你能接受这样做的前提下，才能通过增加建筑高度来增加密度。但是，只要你出于日照或其他实际原因而希望散布建筑，那么增加高度则不会增加密度。而且你造得越高，它们对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而被实际居住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在这里放上一张能显示空置率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的图表就更好了，这是个不错的研究思路。

香港天水围天富苑

假如你真的需要高密度，你就需要建造“甜甜圈”式街区。这种模式遍布全部欧洲城市，甚至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也包括伦敦的许多地区。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大伦敦市政厅（Greater London Council），沃克斯霍尔桥路（Vauxhall Bridge Road）旁的利灵顿（Lillington）街区，都是高度不超过8层的围合式建筑——在全欧通常都是5层，因为建造它们时还没有发明电梯。围绕着街区的外围，底层是商店和服务设施，中间有防御空间，这就是“甜甜圈”。这才是增加密度的正确方法，虽然这种形式对投资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它们却非常适合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