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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京城教育圈
在题为“忽视养育人文精神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一文中,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提到一个关于该校历史教师赵利剑的著名故事,就是2001年9月12日上午的历史课。
他对这节历史课的评价是“一个引导学生如何对待生命、尊重生命和对生命价值进行深刻思考与探求的教育课堂”。
中国历史老师如何在课堂上讲述和评价“911事件”?赵利剑老师曾对学生说过一句话:博爱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
多年后当他回顾这堂不同寻常的历史课时,他的心情或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敬畏生命 回归人性”,庄重、冷静而虔敬。
敬畏生命 回归人性
文/赵利剑  2014年
“老师,您别讲课了,讲讲昨天的事儿吧!”
“老师,我们都是住校生,没看电视,你给我们说说吧。”
“老师,对这事儿您怎么看?”
 ……
这是2001年9月12日早晨,当我走进高二八班的教室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向我提出的要求。这节课我原本是准备按正常教学进度继续讲“鸦片战争”的,但我发现,学生们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正课”上。其实,不要说学生,就是我本人,也还没有完全从昨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9.11”事件当天及之后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天是周二,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庆祝教师节活动后,刚刚回到家中,便接到朋友电话,他告诉我“出了大事”,有人驾驶飞机去撞击美国纽约世贸双塔!
我随即打开电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事件的脉络也逐渐清晰……极度的震惊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盯着电视屏幕上那不断重播的客机撞击大楼的画面,试着让自己身临其境:那些驾驶飞机冲向建筑物的“圣战者”,当然是“视死如归”的,可那些飞机上被劫持的无辜乘客呢?
当他们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正在撞向世贸中心,正在扑向死神的怀抱时,他们心中是怎样的感想呢?当那些世贸大楼里的人,发现一架庞大的飞机正在撞向自己,而自己却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时,他们又会是怎样的情绪呢?惊愕?恐怖?绝望?……还是其他?
让我更加惊愕的是后来发生的事。
随着“9·11”事件消息的传播,我发现有很多人竟处于节日般的兴奋与喜悦中,他们或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事件的细节(残酷的细节!),或扬眉吐气地宣告美国霸权的终结,或意气风发地赞扬肇事者为“反对美国霸权的英雄”。这其中,不乏教育工作者。
就在不久后我参加的一次教研活动中,一位论年龄我可以叫她“阿姨”的前辈在大庭广众之间“光明磊落”地坦承:“我觉得这事儿特别痛快,解气,让他美国想打谁就打谁,这回老实了吧?”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也大力附和,并声称自己一贯反美,深为此事而感到欢欣鼓舞!
我不禁想问问他们:你在大学里都学了些什么?你们是喝“人奶”还是“狼奶”长大的?你们又打算用什么来“喂”你们的学生?你们希望学生长大了变成和你们一样的人吗?
至少,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
对学生们的要求,我无法置之不理,或者照本宣科讲我的“鸦片战争”,美其名曰“保持正常的教学进度”,否则,学生会失望,甚至会蔑视,我也就成了一个战场上的逃兵。
我对学生说:我可以讲,但我有个提议:让我们共同为昨天事件中的罹难者默哀一分钟。
很多学生表示赞同,而其他人并未表示出明显的反对。
我宣布默哀开始,但说老实话,我的默哀并不专心(说来惭愧,实在是对死难者的不敬),因为我要观察学生。在学生的眼睛里,我没有看出漠然和漫不经心,相反,每一个人都低垂头颅,表情肃穆。
孺子可教。
默哀毕,学生落座,该我讲话了。然而,我该给他们说些什么呢?
对于那些为“9·11”事件喝彩的人,我一直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假设死难者中有你的至爱亲朋,你还会欢欣鼓舞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无话可说,也没什么必要说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意味着:在这件事上,你的态度取决于死难者中是否有你的至爱亲朋——你的至爱亲朋遇难,你便哀矜涕泣;而别人的至爱亲朋遇难,你便手舞足蹈——那么,这算是个客观的标准吗?
我一直想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要为这件事鼓掌叫好呢?
有人说,因为这是反美的,所以我支持。
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老一辈的国人对此应该很熟悉:先把某国置于假想敌的地位上(如美国),然后呢,“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拥护”。事实证明,这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
美国有人提倡保护环境,你反对?
美国有人反对种族歧视,你拥护?
重要的一点是:在恐怖主义和美国之间,你宁可选择恐怖主义吗?
你了解恐怖主义吗?
无论你是否了解,读了下面的故事,你还会倾向于恐怖主义吗?
1992年12月,基地组织在也门制造了一起针对美军的炸弹袭击事件。这次行动造成一名游客和一名旅馆员工死亡。该组织成员开始产生怀疑:殃及无辜是正义的吗?一位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被杀者是个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国;他要是个坏人,就会下地狱——这岂不是谢天谢地?!因此,死掉的那位游客和那个旅馆员工都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回报。
多么“美妙”的逻辑!你剥夺了我的生命,我还要感激你帮助我进入了天堂!如果我进不了天堂,那只能证明我不是个好穆斯林或者根本不是穆斯林,我咎由自取!我活该!
有人说,恐怖主义的手段固然有问题,但打击的对象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让美国逼的,难道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去打击美国吗?  
我不是政治家,不知道该用什么手段去打击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我知道不能用什么手段:不能用“9·11”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恐怖分子通过绑架人质并与其同归于尽的方式,造成数千人的死亡!这不是在战争状态下,也不是以个别政要为目标的政治暗杀,是完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要知道,在当天消逝的,是数千条鲜活的、无辜的生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宣布拉登死亡的演讲中说得没错:“最惨痛的景象是那些无法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餐桌边空空的座位,孩子们不得不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成长。父母们再也感受不到孩子们的拥抱。我们的身边被夺走了将近3000个生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沉痛的悲伤。”请想象一下那情景吧。
况且,美国的霸权会因此而减退吗?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你会因此而收缩你的霸权吗?恰恰相反,你倒是获得了一个堂而皇之的进一步扩张霸权的理由:反对恐怖主义。而其他国家只能免开尊口,因为在“9·11”事件中受损失的是美国,还因为那个似乎老生常谈却沉重无比的原因:恐怖分子的行为突破了人类行为的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恐怖主义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因反对美国的霸权而起的“正义”行为吗?如果没有美国的霸权,就没有恐怖主义了吗?
现代中东恐怖主义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秩序,因此,凡妨碍其实现这个目标的势力都会是其打击对象,这其中既包括前苏联、美国等霸权主义国家,也包括中东各国的世俗统治者(原教旨主义者追求政教合一),与自己见解不合的其他教派,以及无数的无辜者。请再看下面的故事:
1997年11月,在埃及著名的旅游胜地卢克索,6名恐怖分子在光天化日下打死了来自于七个国家的58名游客,其中包括5岁的孩子和4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另有20余人受伤。
袭击者的手段极为残忍:先开枪射击游客的腿,再有条不紊地射击其头部;他们肢解尸体,把自己的宣传品塞进游客内脏;当着女儿的面割掉父亲的头颅……事后,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扎瓦希里除了给别人栽赃外,还指责受害者,说他们不该来埃及,因为他们是异教徒,呆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对穆斯林和埃及的侵犯。
这又是什么逻辑?是谁给了他权力,让他代表安拉和埃及?持这种怪异逻辑的人如果统治了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用我啰嗦,君且看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吧。
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有什么权力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恐怖主义者反对美国就去支持他们,我们又把自己置于怎样的立场上呢?重要的是,恐怖主义这把火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呢?听说过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那首诗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是为你而鸣。
……
整整一节课,我都在阐述着我的观点,“正课”一点儿没讲。而学生们对此有何反应呢?
胡子轩同学在作文中提及:
“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第一节就是历史课,赵老师一改往日的幽默风趣,很严肃地给我们讲述了他昨晚听到这件事后的感受,并谴责了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被他深深的打动了,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节课。
另一位同学则说:
在谈到对“9·11”恐怖事件的看法时,赵老师说:那些社会上的欢呼声是幼稚的,是一种人性的泯灭。试想其中若有他们自己的家人,又当何以处之?听了老师一席话,我心中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因为我也曾欢呼过。我不禁自问:“你的理智与良知在哪?”赵老师的话时刻警醒着我:凡事要理智,切莫做颠狂柳絮,轻薄桃花!
看来,学生认可了我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为这“情”,是人皆有之的感情,而这“理”,则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提升。以前者动人,可唤起共鸣;以后者升华,则可促进理性的思考。而这“情”与“理”,最终都应回归人类共有的最基本的东西-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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