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美女博士戳中中国经济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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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胜军微财经的第 38 篇原创首发文章

这位 1983 年出生的哈佛美女博士不一般。

两年读完哈佛本科，2004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2009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时年 25 岁）
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教授（至 2016 年为止，27%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伦敦政经教授或校友（单独或共同获得），包括科斯、哈耶克、克鲁格曼）
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在人大附中念初中时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
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
她的父亲是亚投行掌门人金立群。早在 2012 年的时候，她就与父亲一起在《金融时报》发表了《欧洲应向亚洲取经》（ Europe should stop arguing and look to Asia ）的文章，批评欧洲各国只会没完没了地争吵并建议他们向亚洲学习务实的精神。霸气侧漏……

她叫金刻羽。

自 2008 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但迄今为止，经济增速下滑并未完全止步，在西方国家，不少专家怀疑中国经济这一次能否象本世纪初那样再度化险为夷。不仅本世纪初高调唱空中国的章家敦老调重弹，就连以看好中国闻名的“中国通”沈大伟（ David Shambough ）也不再乐观。

李克强总理讲过几句画龙点睛的话：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如何找到并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就成了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潜力和红利在哪里？金刻羽给出了她的观察视角：

中国企业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大，有钱，贷款很容易；另一类是中小企业，需要贷款却得不到。如果能打破障碍，中小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

目前，国有部门贡献了 30％的 GDP，雇佣 15% 的劳动力，却吸收了约 50％的国民投资。
中国的问题并非在于其“正在转型”，而是国家部门正在扼杀私营部门。国有企业享有的廉价土地，廉价资本以及优待政策削弱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后者面临高额的借贷成本，往往需要依靠亲朋好友实现融资。其后果是许多民营企业已经脱离了自身的核心业务，转而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投机。

我们常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在现代社会，资源分配主要是以金融为载体实现的，金融体系能否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所谓金融资源有效的配置，意思是说：好企业应该得到更多金融资源；差企业应该得到更少金融资源。

遗憾的是，现实恰恰相反：中国国企资产回报率显著低于民企，但负债率却显著高于民企。也就是说，不怎么赚钱的国企，却借了太多的钱。

目前，国企创造 25％的 GDP 但债务占企业债务 55%。

错配意味着机会。把错配纠正过来，就是提高效率的机会。

错配是如何发生的呢？

第一，国企承担了“保增长”的任务，理所当然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从 2009 － 2010 年“四万亿”，到 2016 年以来国企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诡异反差，都是印证。

图：国企与民企投资增速冰火两重天

第二，国企存在“预算软约束”。说白了，国企借了钱可以不还，反正有政府兜底。因此，国企闭着眼睛借钱，银行闭着眼睛房贷。就算出了坏帐，银行高管也不会被问责，因为这是“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1985 年 9 月在重庆“巴山”号游轮上召开的著名学术会议上，匈牙利学者科尔奈就提出了“预算软约束”问题，给中国学界产生极大影响。经过 90 年代大刀阔斧的改革，预算软约束一度出现好转，但时至今日，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宣告这一现象卷土重来。

（吴敬琏等人在巴山轮会议上）

问题是，如何才能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呢？笔者建议：

坚决淘汰僵尸企业：今年辽宁大型国企“东北特钢”宣告破产，负债高达 556 亿，可谓是淘汰僵尸企业的第一场硬仗。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结构银行占居绝对主导地位，而国有银行又是银行体系的主力军。与银行体系相比，资本市场通过投资者的投票和定价，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当然，资本市场发展必须过大关：一是 IPO 注册制改革，二是完善法治与监管。

（来源：波士顿咨询）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今年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为深水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只有实现股权的多元化与利益的制衡，政企分开才有望真正落地。
大力推进银行体制改革：银行能否按照效率原则分配金融资源，直接影响到市场能否发挥决定性作用。与其他国企相比，银行更易受到政府力量的干预和左右，导致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背离。周小川在 2015 年曾撰文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现实已经证明周小川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