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学生或许带着名校光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大家听过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成就,但这其中也有叛逆的青春,与非同寻常的过往。“思睿说”与FT中文网联手推出专题“百态常春藤”,一窥立体的藤校人故事。FT中文网原文请在文末戳原文链接。
编号021 方可成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新闻实验室/政见 创办人
和方可成见面之前,早已拜读他的些许流传颇广的文章,如《“谁的孩子上北大”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自媒体”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等。我想象着这位逻辑严谨,话语有力,视角犀利的常在媒体上对热点发声的媒体人该是一位严肃之人。见了面,吃了饭,聊了天,便被他的平和与智慧感染。
见面那天,费城还没有入春,冬天的寒风还呼呼的往人衣服里钻,这是我从美国南方到北方的第二年,还在适应着美国北方忽冷忽热忽而下雪忽而下雨的冬天,而可成此时却已经从北方的另一个城市辗转到费城三年有余。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好记者”
2013年方可成辞去《南方周末》记者的工作出国读博深造,落地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研究与中国媒体和政治相关的课题。但由于该州教育经费不断削减,优秀教授逐渐流失,可支配资源慢慢流失,他随后转学至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深造。
在此之前,他曾抱着一腔热情和新闻理想进入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却带着些许失望离开。失望的是日渐衰落的媒体环境,是在新闻学院找不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是在北大感受到的大家对“精英”身份的理解。
“当年在北大的时候,上必修的思想道德修养课,老师让大家发言,谈谈对精英主义的看法,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要批判精英主义,北大人不应该视自己为精英,我们就是普通人,要和人民在一起,”他说。“我还是蛮失望的,我觉得大家在逃避精英的责任。你在享受精英的特权——国家每年在一个北大学生身上投入的资源是一所普通高校学生的多少倍?你不是精英,谁是精英?作为精英,你当然应该卸下精英的傲慢,但也应该承担起精英的社会责任。
毕业后,方可成去了《南方周末》做记者。我问他既然对新闻怀有一腔热情,有没有考虑过做调查记者。
他说,他在南方周末期间做过一些调查报道,包括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对南方科技大学的调查报道《南科大内忧》。不过,这是他比较能够掌握的教育类话题,他并没有做过深入底层的社会调查。“没有做社会调查,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性格或者我的‘人设’不太适合,因为做调查是需要一些‘匪气’在的,是到了一个村子里面,是给别人递上一个烟,马上打成一片,我更多的是‘书生气’。”
出国前他写下《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一文,文中说他始终自认为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好记者 。在他心目中,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性格外向,跟人自来熟,或者用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有“匪气”,能拿料;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是故事爱好者,喜欢追寻和讲述故事;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适应乃至喜欢不规律的生活。
他说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不懂得怎么混朋友,更擅长讲道理和有条理的规划自己的生活。
“还是跟大家解释政治是怎么运行的比较适合我,”他笑着说。
拆掉知识的高墙
几年前博客还比较盛行,方可成心想做个以“社科学术通俗化”为主题的多人博客没什么成本,又挺有价值,就在六年前的11月11日,召集了一群青年,启动了政见。
那会儿方可成还在《南方周末》做记者。《南方周末》原计划开一个版面呈现一些来自学界的观点内容,由方可成来负责主持,不曾想最后阴差阳错的把它单独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的纯志愿团队,成为学术和大众之间的桥梁。
“政见做了5年多还一直在做还一直有东西在发,我就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成功了。”当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总是要做不少妥协,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方可成说,“我也有挣扎,有很多想做的写不了,我们会避开一些审查 。”
也有很多他想要尝试的东西最终因为纯志愿团队的性质、因为人手不够而不得不暂停下来,比如短视频、线上沙龙和普及知识的手机小游戏。
政见成立的前两三年,所有文字编辑任务都落在了方可成一人身上,现在有了几位编辑,但他说,“我们现在的文字,我觉得还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没有选题机制,大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会造成传播量有影响。”
“因为我们的作者基本都是学术圈中人,对新闻热点可能不太敏感,学术内有趣的内容可能并不是大众感兴趣的,编辑方面也还相对粗糙,没有特别好的包装。” 他继续说道。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放弃?
放弃会很可惜,虽然很多事没法做成,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既然可以维持下去为什么要断掉呢,” 他说道。
虽然遇到很多挑战,政见也得到了很多学界内的支持。比如可成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会遇见一些研究中国的老师,纵然他们暂时不知道方可成是何许人也,但他们了解政见,于政见而言,这是莫大的意义。再比如,苹果手机可以打赏时,政见的文章还是可以收到赞赏,虽然金额不多,但也算是对这群学者的认可。
政见团队内部有人打趣说,大家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是知识分子,都很矜持。
“大家一开始对一些稍微标题党的文章都会比较反感,”他说,“但我们在寻找平衡,学术科普文章覆盖的范围相对不大,有时候采取一些标题党式的操作,能吸引到更多的读者。” 
“读博士和做记者有相似之处”
距离从就读的传播学博士项目还有两年毕业,他希望可以谋得一份研究与中国媒体相关话题的教职。
虽读传播学学位,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单纯的局限在自己的学科内,也并没有局限在象牙塔内。一方面,传播学是一个带有浓郁跨学科色彩的领域,他接触到了学院里其他学科背景出身的教授,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理工科。另一方面,他还保留了很多记者的特质,积极的面向大众发声,比如成立新闻实验室、政见,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发言和给众多媒体供稿。
他对自己的规划是,如果能够谋得教职,也应不止于做研究。“我对教学也是蛮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是跟学生最直接的接触。虽然一般每个班只有几十个学生,但影响是深入的,可能深刻的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路径。
他笑着说,自己对观察和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过程非常感兴趣。
“读博士当老师的目的和做记者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可以影响人的想法,甚至价值观,”他说。记者是你告诉别人这件事是什么样的,你用呈现的事实和观点来影响别人的看法。
新闻实验室的文章每每发出,就会被大量转载,但方可成却说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并没有文采出众之处,他说他的文章最大的特点有逻辑的把一件事讲清楚。既不落入俗套,又可以给人带来新的启发。
而这些都需要足够多的输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输出。
很多时候我们说难,我们是找借口,我们为自己选择简单的、世俗的那条路找借口,”方可成说。
“我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我想参与到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角色。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对我来说,理解和影响大家的思想观念是我最感兴趣的。”
图片: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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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ui 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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