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学生或许带着名校光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大家听过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成就，但这其中也有叛逆的青春，与非同寻常的过往。“思睿说”与FT中文网联手推出专题“百态常春藤”，一窥立体的藤校人故事。FT中文网原文请在文末戳原文链接。
编号019 何勇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
“我去联合国工作其实是个意外”。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后，何勇进入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工作。他在华美协进社工作期间又创办了华美人文学会，曾邀请余秋雨、白先勇等学者与在美华人交流分享。那时候，他以为工作可能会如此一成不变地进行下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联合国中文组在招聘，于是趁着一个午饭的功夫，决定去试试看。
纽约近零下十度，他深色的外套里穿着一身黑色正装，白色衬衫搭配红领带，戴着金属边方形眼镜。何勇在这座国际都市生活了三十年，习惯这里的辉煌，也适应这里的暗淡。他面色和悦，慢斯条理地和我讲起了三十年前的老故事。
上山下乡期间学英语
何勇刚升入初中时响应上山下乡，和一群青年去了江苏省宿迁县。农村里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特别冬闲时。于是他想起来家里有很多英语书，开始自学。
“当时没有人教，也不受到家里人和外界鼓励，我找了本字典，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查，”何勇说，当时宿迁有一位从南京下放来的中学老师，虽然两个人住得不近，但冬天无聊时他常会走路两小时去老师家找他聊天，聊一些英美文学作家和小说故事。生活苦，他用文学添了点糖。
那时候他听说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里闲着没事便在门上写对联。当地农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以为是反动标语，于是就把门拆下来送到公社里面。
在那个时代，学习英语很可能会让他带上反动的帽子。于是我问他，自己学英语有没有害怕被发现，他回答：“没有太害怕，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平时也不会和农民讲这件事。”
图片/何勇
1975年，高校恢复招生。高校招生需要工农兵推荐，宿迁县有50多人在志愿一栏都填了英语。
何勇说，当时有一个英语系的老师来问大家问题，谁会回答或者愿意回答可以举手。“农村的考生基本都没学过英语，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回答。”正因如此，他顺利考入徐州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英语系的学生，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八年。

阴差阳错上哥大
何勇教的第一届学生是1978级，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高考由于刚刚重新开放，对于报考学生没有年龄限制。当时他班级里最小的学生16岁，最大的31岁，而那一年，他23岁。
八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波留学热潮。何勇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说在申请出国留学，他也动了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尝试申请了20几个学校。
当年不像现在，托福考试多个考场，考试费用考生也承担得起。当年何勇的工资只有40块人民币，根本无法负担50美金的托福考试费用，再加上托福考试只在香港设有考点，按八十年代的情况，内地考生前往困难。
于是何勇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信说明情况，学校录取办公室免去了他的报名费用。不久后，他收到哥大的录取通知，但没有提供任何奖学金，昂贵的费用让何勇差点望而却步。
图片/何勇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书店里已经有一些留学相关的辅导书籍。那会儿看到一句话特别有用，说申请美国研究生，应该跟专业的教授直接联系，而不是给研究生院写信。”
何勇在申请学校时同时给相关专业的教授去了信，后来学校不仅录取了何勇，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及每年大概5000多美金的生活费。
图片/何勇
但当年除了学费的阻力外，何勇其实还面临着国内有关方面的压力。1986年，在与其同届的学生大部分还是助教时，何勇已升至讲师,。同年，学校破格上报他做副教授。如果当时审批通过，他或许现在还在江苏。恰好由于种种原因时间拖沓，1986年9月21日，何勇开始了在哥大读书的旅途。
外国人其实不了解中国
 2002年，何勇进入联合国中文组负责中文教学工作，这15年来，他一直在做中外交流的桥梁。
“我们不是有意识地传递文化，我们主要是在教中文。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想让大家在语言的过程中受到文化感染，而不是我们在刻意地传输中国文化，”何勇说。
联合国中文教学组每年设有3个学期，一个学期200名学生。但随着工作的深入，何勇逐渐发现其实很多国际雇员对中国了解甚少，对中国的概念极其模糊。 思来想去，他觉得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就是到中国去。
图片/何勇
2003年，他联手国家汉办和南京大学，发起了“南京大学暑期中文培训班”，而选择南京大学一方面是因为其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另一方面是南京大学与联合国关系密切，联合国部分官员曾获得南京大学学位。
“联合国的国际雇员到过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印象都非常难忘。回来以后就自动变成了中华文化传播的使者了。”何勇笑着说。
图片/何勇
2008年联合国举办了国际语言日，六个官方语言组都要举办相关活动。中文组请来了一名四川的著名书法家，邀请他在联合国大厅里用毛笔给工作人员写中国名字，为此中文组还特意安排了工作人员给大家起中文名。
“早上10点开始联合国大厅里就排了很长的队，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因为书法不需要语言交流，所以大家可能都感兴趣”。活动持续到下午3点，甚至联合国副秘书长也前来观摩并拿到了自己的中文名。直到今天，很多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还贴着那份来自中国的书法。
2014年，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何勇从潘基文手中接过联合国21世纪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图片/何勇
在联合国，他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并肩工作，“在联合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虽然也有等级，但在日常相处中大家没有局限，我们甚至可以和副秘书长一起聊天。”何勇笑言，潘基文有亚洲情结，他对书法也很有兴趣。
在联合国工作的第15年，何勇依旧在努力成为中美交流的“桥梁”。他说，“下一个亚裔秘书长可能要50年以后。我们也可以请新的秘书长来推广，但也许他的角度是要推广所有的语言，而不是中文。”
赵婧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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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ui S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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