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国际商业大厦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作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结论。这一光辉结论,不但对经济特区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是1981年到深圳工作的,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有幸全程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了解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题词的全过程。
小平同志说,办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的体会确是这样。当时摆在深圳面前的困难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办特区的物质条件极为薄弱;二是党内外、国内外,对办经济特区认识不一致。杀出一条血路,就是要冲破这两方面的阻力,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把党中央、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的宏图变为现实。
 国家给予经济特区特殊政策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1979年撤县建市,1980年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土地创办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需要大量投入,而国家刚刚渡过十年浩劫,没有足够财力来支持特区建设,仅提供约3000万元的贷款给特区周转。
1978年,深圳盐田渔港渔民大会盛况
1981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开了一个座谈会,形成一个文件,给了经济特区一批特殊政策。深圳市委充分学习、理解和运用这个政策,这就是有偿地利用银行存贷余额,利用外资,利用几年不上缴的财政收入用于基建,以及利用内地资金来搞“七通一平”,逐步创造一个能吸引外资和内资的投资硬环境。
1982年春节后,在梁湘(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周鼎(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罗昌仁(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精心部署下,筹集了数亿元的资金,调集了数万名建筑工人,按规划在罗湖、上步一带开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自此,特区就变成一个大工地。自从宣布办特区以来,在香港落马洲的望台上,有许多“有心”的香港人到那里看深圳经济特区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看到的深圳是农田加水域,1982年后的深圳却是热火朝天的大工地。
1985年,建设中的深圳市罗湖商业中心区
有些人因此过来深圳打听、了解、投资。“七通一平”,加上优惠的投资政策,带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投资热潮。与此同时,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跳出现行体制框框,大胆进行改革。市委成立了以梁湘为组长,刘波(时任深圳市委组织部长)和邹尔康(时任深圳市委秘书长)为副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市委在1982年就提出深圳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和以工业为主,这就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到1984年,已实行了党政机构和领导体制的改革,实行了用工、工程招标、放开物价、工资以及金融方面的初步改革。
经济特区建设历经争议
万事起头难。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自然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深圳毕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办特区仍然不顺利。就当时环境来看,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左”的影响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对在我国划出几小块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主的经济特区很不理解。尽管这是党中央的决策,而且特区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少人仍然把经济特区当作“异端”来看待,甚至把特区比作过去的租界。当时市委依据中央文件,把特区的由来、特区的政策、特区的基本内容,反复解释,仍然还有一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我们压力很大。
在境外,也对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有各种的理解,评头品足,在香港报纸和西方报刊上,大量刊登文章,曲解、攻击中国的经济特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或没有执政的政党领导人,抱着探索的态度来深圳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特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物。有的说,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不发达、欠发达地方发生和成功的。成功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这是一个大课题。如果你们成功了,这对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作出新的贡献。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经济特区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不同的认识。
考虑到经济特区要面向全世界,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解、非议,要作出必要的回答,这样才能解除投资者的顾虑,放心到特区来投资,于是1983年深圳市委建立发言人制度,我是首席发言人。自此,一年数次请香港新闻界、学术界来深圳,向他们介绍情况,回答问题,开辟了一条对外宣传的渠道。在此期间,我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户张东夫的采访,回答了他提出的西方国家共同关心的10多个问题,采访的全文在日本《读卖新闻》和香港《镜报》刊登。我又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陈永平的采访,全文6000多字在《大公报》刊登。尽管在短短数年内,特区的建设和改革有了明显的进步,对内对外宣传也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是阻力却越来越大。这一切,说到底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究竟对不对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特区今后的发展。
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并题词
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了。1984年1月间,小平同志一到深圳就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1月24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省长刘田夫的陪同下,开始了对深圳的视察。他听取了梁湘代表市委的全面汇报,他听得十分仔细,但没有发言。在梁湘、周鼎和我陪同下,小平同志来到当时最高的20层国际商业大厦,看到一片大工地,也看到在旁边正在兴建的53层的国贸大厦。
次日上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观看了电脑与人下棋,说学电脑要从娃娃抓起,他看到了下一世纪的发展前景。下午,他到了渔民村,看到了36户住同一格式的小洋房,看到了这个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当他听到吴柏森(渔民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渔民村大部分人都跑到对面的香港谋生,现在一办特区,渔民村人的生活迅速改善,如今人不跑了,而且还开始回流。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说看来精神文明是来源于物质文明。
26日上午,他到了蛇口工业区,登上了“海上世界”,下午离开深圳去了珠海。市委十分希望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后,对深圳经济特区有一个评价和指示,但当时他没有说。
1984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视察。前排右一为王震,右二为杨尚昆
不久从省里传来了消息,小平同志离开珠海前,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梁湘说,是否要派人去广州,请小平同志也题个词。我就找了接待处长张荣到广州,通过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反映市委的愿望。据说小平同志知道深圳市委的要求,初时没有表态,几天后的大年三十,张荣打电话给我,说小平同志给深圳题了词,内容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2月1日,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题词落款日期为离开深圳的1月26日)
市委在学习时,深刻体会到了小平同志经过三天视察,又经过深思熟虑,才写下这个题词的深远意义。
题词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自那以后,各省市的主要负责同志、中顾委的同志、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部门、驻外使馆、各国驻华大使,以及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等,相继来深圳访问。前来投资的人也大大增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迎来黄金时期。
1984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沿海城市负责同志座谈会。梁湘和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党中央作出历史性决定,从东北的大连到西南的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作为开放城市,并委托深圳市委在深圳西丽湖,举办沿海开放城市负责同志的学习班。后来,中央又决定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经济特区的建设》。文章标题、小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邹尔康,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深圳市委秘书长、深圳市副市长,海南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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