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编者按：我曾在民风开放的藏区插队一文刊发后，得到有着同样经历的读者强烈共鸣，今天继续刊发东湖逸翁藏区插队纪实第二部分，欢迎读者阅读并留言。公社派来两位藏族女干部负责，一位是妇联干事，姓杨；一位是卫生院医生，姓包。当时都二十五六岁，很年轻，很能干，也很热心。她俩和女队员们一起住宿，让我和她俩在一起做饭吃饭，别的队员都自行从家里带吃的。可是，排演什么节目呢？这是个大问题。当时倡导走群众路线，强调自编自演。她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百般推托，我说我抓好乐队的排练就行了。因为我在中学宣传队里当过小乐队队长，轻车熟路。可是她俩有的是耐心，说你是高中生，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理应多做贡献。一方面是我必须在插队时好好表现，以便有个好的鉴定；再加上她俩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就硬着头皮答应了。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的办法。幸好我一直喜欢音乐和写作。我就把中学宣传队时的一些节目凭记忆改头换面移植过来，再写些快板词，三句半，并给民间小调配些新词，这些都没有大问题。最困难的是排练舞蹈。我素来笨手笨脚，从来没跳过舞。所以编排舞蹈动作，对我着实有压力。就尽量回忆中学宣传队男女队员们的一些基本动作和队形变化，再适当加以串连改动，一个节目下来，“编排”得我头皮发麻。幸好那时的舞蹈动作都比较简单，杨干事、包大夫也都能编排补充一些动作。她俩心灵手巧，女性天生艺术细胞发达。我每次设计好一些动作，就先讲给她俩，她俩再教给队员们。当时有一个怪现象：我编排的那些动作，我自己描述示范时僵硬别扭，经常引起队员们哄笑。但一经她俩模拟出来就好看多了。她俩的肢体语言柔和优美，同时又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当时从各生产队用记工分的方式抽调来一些青年男女，还从公社新成立的七年一贯制学校抽了些男女学生（当时实行小学五年制、初中两年制），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人。节目分工后，就由杨干事、包医生负责舞蹈排练，我则负责教他们唱歌、说快板、小演唱、三句半的排练。每当教歌时，我就带队员们到洮河边的杨树林里，一遍一遍地大声练唱。洮水长流，绿树婆娑，环境宜人。在这里排练，倒有些情趣。历时两个多月，加上小乐队合奏和我的笛子独奏，一共排练了十几个节目，够演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了，才算完成了编排任务，接下来就是在她俩督导下反复排练。五月中旬，县上举办了全县文艺汇演。公社宣传队也到县上参加汇报演出。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各安排一个公社宣传队演出，热闹了好多天。从县上回来后，紧接着公社又安排我们到各生产队（自然村）巡回演出。正是夏季，青山绿水，麦浪豆花，蜂吟碟舞，燕掠雀鸣。白天我们在田野、山坡、森林里行军，晚上，在几盏汽灯咝咝的炫亮中，就在生产队场院进行演出。当时农牧区文化娱乐活动稀少，每个村的男女老少以及附近村庄的人都赶来观看。当时杨干事和包医生都已经结婚。杨干事的丈夫在县城工作，孩子寄放在婆婆家。包医生的丈夫在兰州工作，有一个一岁多的男孩，由她带在身边。巡回演出途中，这个孩子就由大家轮流背着抱着。孩子皮肤白嫩，笑容很甜，男女队员们都很喜欢。闲时大家抢着逗他玩，哄他笑。几个月来，她俩都没回过家，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她俩长得都很漂亮，性格开朗，活泼幽默。像大姐姐一样，把大家组织、团结得像一家人。巡回演出结束，宣传队就解散了。公社又派我到距离宣传队驻地沟口不远的一个新开办的村学去代课。这是全公社最大的村庄，有近一百户人家。村庄离沟口的七年一贯制学校有五六里路。虽然是一条大道，但小孩子们走起来还是费劲，所以低龄儿童辍学的很多。村学办起来，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村学来了三十多个孩子，女童占多半。因为这里的藏族女孩上学的很少，大多在家帮着干家务，或带弟弟妹妹。所以不管年龄大小，都是一年级新生。教室在一栋木楼里。代课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我给孩子们开设了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目。可以明显看出来，女孩子比男孩子们听课认真，写字认真。而孩子们对音乐课和体育课远比语文、算术有兴趣。上课时，那些带着弟妹的孩子们，就把弟弟妹妹放在一旁地板上，随意爬动。睡着时，就用一件旧衣服或包皮布缠裹起来背在背上，哭闹时就抱到外面去哄。有时我刚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男孩子们就打闹起来。我回转身后，就又乖乖地低头看课本。一听到“老师来了”，连那些哭闹的小弟、小妹们都不敢出声了。由于政治环境和生存环境不同，在这藏区山乡，他们对当时已威风扫地的老师仍然心存敬畏。我从生产队长那里支了些钱，给村学买了篮球、跳绳、拔河用的粗麻绳。篮球场在村头小河边，体育课就在那里上。每节体育课，孩子们的笑声弥漫在整个村庄上空。音乐课上，孩子们用力出声，嗓音宏亮。这寂静的林区村庄似乎换了一个面貌，社员们十分满意，见了我都笑着点头躬腰打招呼。学区通知，第一次要过废弃多年的“六一”儿童节了。而且要恢复戴红领巾制度。尽管名称不叫少年先锋队，叫作“红小兵”。1972年6月1日。生产队长和学区校长都来学校。在这个小村庄进行戴红领巾仪式。学区校长讲话后，就由我和他给三十多个孩子脖项里一一系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孩子们一个个脸蛋红扑扑的，十分兴奋，家长们也一个个笑逐颜开。这天的村庄，浸透了欢乐的气氛。从此后，孩子们更加喜欢到学校里来了。既使礼拜天，他们也都拥到学校，发动我和他们一块儿去树林打柴、捡蘑菇，摘酸果，拾草莓。到了树林，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快乐的小精灵。当时我住的是生产队一处两层四合院式的木楼。外墙是用石块与泥土混合垒砌，外墙内壁以及所有隔墙、地板、走廊、屋顶、门窗、楼梯都是用松木板卯楔而成。楼下是牲口棚与粮仓结构。二楼中心是天井，天井四围都是大大小小的隔间板房。这是典型的甘南藏族建筑：外不见木，内不见土。从远处看，就像古代毗邻山脚修建的雄伟的碉楼。村学设在二楼的一间大房间既原本的会客厅里。靠墙竖起一块黑板，就成了教室。白天，我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生产队安排我在这里给全村的男女老少办识字班。无非是教一些简单的生字，以及阿拉伯字母从1到100的写法和简单的加减法。对于这些藏族群众来说，对简单算术的兴趣似乎比汉语生字的兴趣要浓厚一些。一楼靠东头有一间小房，本是供奉佛龛的地方。在这里搭了一张木板床，我就住在这里。本来按藏传佛教传统，这里除了僧人，其他人是不能入住的。但在“文革”中，寺院被拆毁，僧人强迫还俗，老习俗都被破了“四旧”。我的瞌睡重，往往只要头挨着枕头，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过了一段时间，有村里的年轻人问我，晚上睡得好么？我说，好啊。他说，还是知识青年有煞气。我们村上的人，每年秋天挖了洋芋，堆放在那座木楼的一楼仓库，晚上要派人守夜，两三个年轻人还不敢睡呢。我问，为什么？他讳莫如深地笑一笑，走了。一个人问，我还不在意。问候关切的人多了，我就犯了疑心。联想起前些天公社主任下队时，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并且加了一句：这个队长真是的，我交待过他，把你安排住在群众家里，怎么还让住在那里。我回答，那里安静，挺好的。公社主任就不再说什么了。从此有了心事。这天午夜，我睡得正香，突然听到窗户纸爆响了几声，好像有人用皮鞭猛抽了几下。我在迷朦中嘟噜了几句：挡羊的傻小子不在山上好好挡羊，跑到这里捣什么乱。未几，才想到，现在是深夜，他不可能挡羊啊。突然就清醒过来，吓出了一声汗。侧耳细听，楼上楼下，响成了一片：不是这间房的门扇开合，就是那间房的窗扇开合。清晰的脚步声走来走去，楼梯叮叮咚咚踩踏不已，还有低沉的说话和叹息声。我下意识地把头缩进被单，想点亮煤油灯，又不敢动一动。顷刻，听到院中心非男非女地嘶吼了几声，我几乎毛骨悚然。过了一阵，遂自我安慰：这座碉楼通体木质结构，白天太阳晒，晚上地气凉，发出热胀冷缩的动静，是很自然的。脚步声也许是狐狸、黄鼠狼等小动物深夜来访。唯一不解的是，那几声怪戾的长吼是怎么回事？也许生产队的牛棚就在附近。这么一想，渐渐镇静下来，又睡着了。天亮起床，我仔细检查窗户纸，窗户纸完好无损。很快学生们来了，碉楼就又热闹起来，响起了读书声、唱歌声、笑闹声。可我终究有一块心病，放学后找到一位年轻人，问他生产队的牛棚羊圈在哪，他指了指村外很远的一处山脚。而且，他说现在牛羊都迁到夏季高山牧场去了。我又问这么大一座木楼为什么没人住，这家人搬走了吗?他说，这是早先一位牧主的房产，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牧主上吊死了，家中其他人不知去向，木楼被没收，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开群众会、当库房，冬天也会在一楼当马棚。经他这样一说，我的心真正发毛了。就央求他晚上来和我作伴。这是个爱吹笛子的小伙，经常向我学习笛子吹奏技巧和乐理知识，因此就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他要去深山牧场，并且借走了我的竹笛。我又陆续找了几位小伙子做伴。结果，不是这位过几天要进城走亲戚，就是那位晚上要帮媳妇去水磨磨面，或者是生产队派到林场去搞副业，都来不了。我索性心一横：原先啥都不知道，还不是睡得好好的嘛。迷信迷信，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晚上只要我把门窗拴紧，外面看你咋热闹就热闹去！从此，我又恢复了孤灯独守的夜晚，头一挨枕头，又一觉睡到大天亮。村上人竖起大拇指，称我煞气重，鬼神都避我，见到我时也不再有那种小心翼翼的问询和眼神。本名曾维群，网名东湖逸翁。从事过国营商业、公安干警、刊物编辑、政务文秘等工作。年届古稀。祖籍甘肃，退休后定居天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本期的活动，是我们的老朋友尚都比拉专场。尚都比拉的衣服品质一直都很稳定，这次大部分都是新款，款式都非常时尚，价格也很美。除了连衣裙，T恤，半裙，裤子，还有套装，非常适合夏末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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