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观，从河南高考作文满分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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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观——从高考作文说起

文/海北尬生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网上陆陆续续就会传出一些“满分高考作文”。这些文章的真实性自然有待考证，因为我不太确定我们在考场上写的答案，真的能流传出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文章实际上都相当恶心，本来都属于二流，三流的应付之作，是断然谈不上什么文学的。

比如今年，河南有一篇满分作文《以共生团结之水，浇命运共同之花》。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干脆摘录如下：

有人总结了一下：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至少18处典故，其中包括外交部的金句、大报纸大刊物的名言，政治人物语录、古人事迹，还有一些干脆引自他人的作品以及作文素材集，比如它的第一段，就来自22年的一篇高考高分模拟作文。这些东西用下来，的确让这篇文章显得异常华丽，但这也是他唯一的可取之处。

抛开这些复杂而华丽的引用，我们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的立意其实相当的肤浅：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团结”。她把团结分成人与人和国与国两个方面，但每一个方面也都浅尝辄止，只提供了论据，却没有对论据详细的展开论述，有相当多的口号性的文字，却没说出什么道理和哲理，更没有完成从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从个体到整体的跨越。因此，虽然这篇文章得了高分，我仍然可以说这是一篇很失败的议论文。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曾经写过一位张先生，此人在美国公司工作，于是养成了说话里肆意镶嵌英语单词的习惯。方鸿渐问他“张先生喜欢瓷器吗？”他想都不想来了一句“Sure!来，have a look!”之后的对话也都是这样不伦不类的怪物。钱钟书先生这样评论道：他并没有中文难达的新意，非得要用英语来讲，因此，他嵌入这些英语单词，甚至都比不过嘴里的金牙，只好比作塞在牙里的肉屑，除了证明饭吃的好之外，没有别的用处。那如果用钱先生的话来说，这篇高分作文可谓是塞了满满一嘴，淋漓尽致的展示了自己晚餐的大鱼大肉，但也让人感到恶心。

要是给我这个题目，我会怎么写呢？还是按照作者的思路，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展开，如果是在考场上，那自然另当别论，但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在理论层面上分别论述人和国家团结的重要，事实的论据只是一个辅助。我可以先摆出论据，再论证，也可以先论证，再给出论据，这一点无关紧要，但如果二者只能选一个，我宁可只要论证，不要论据。我会尽可能追求论证的严密，如果考虑到1200字的字数限制，没法对两个方面都展开论证，就可以只论证一个，范围可以窄，深度要够…但我很清楚，我这样写出来，很可能连二类文都不是。高考作文偏偏不要求深，只要求全，而且要求辞藻的华丽，却不重视逻辑的严密和引用的严谨性。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让我感到平衡：那些我欣赏的民国大家的文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也不会拿到高分。民国的大家里，议论文我最喜欢胡适，小说和记叙文、杂文我最喜欢鲁迅。我们在这里也只讨论这两位，不是因为其他的人就不够优秀或者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往往不太擅长写太短的文章，高考作文的字数限制就足以让他们倒霉。

胡适的议论文并不喜欢过多的引经据典，更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胡适作为白话文的先驱，对于什么样的文字是好文字，有着很强的看法，具体说出来就是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第六点和第七点，这一点不单完全不同于现在的高考作文，也与现在流行的文风相反。所以胡适的文字就像白居易的诗歌，都非常好懂。他在议论文的写作中也更注重论证过程，而不是把精力都花在雕刻论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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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用典会稍微多一点，但也不会刻意的使用。他的议论文，或者说，最能体现他议论功底的，就是他写的那些又短又犀利的小杂文。这些文章往往一针见血，措辞犀利，论述简洁高效。但也有个问题：它们太短。鲁迅的杂文很多都不过几百字，硬要扩展成1000多字的话，要不然是把两篇连起来叠用，要不然就只能注水，而这样一来，鲁迅杂文的优势也就损失了八成左右。

鲁迅的记叙文和小说写的都很不错，胡适显然就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但鲁迅的记叙文和小说也不是靠用典成就的。鲁迅的作品最可怕的力量来自于他的象征性，我可以说除了曹雪芹写出《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人能够像鲁迅那样用一个人两个人的一个情节，乃至几句话就写出一个大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

最能体现鲁迅这方面能力的就是《药》。很多人对于鲁迅最好的作品是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之类的著名篇章都有资格竞争这一荣誉。但在我这，《药》是独树一帜的，是鹤立鸡群的，即使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是这样。鲁迅的其他作品很多都让人深思，但只有《药》读了让人后背发冷。

夏瑜作为一个革命者，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那些他想要推翻的人，而是那些想要被他拯救的人。他们麻木，他们愚昧，他们非常主动的维护着别人对他们的欺压，并视之为天经地义。夏瑜并不是他们的救世主，他们有些人视之为洪水猛兽，有些人则干脆视他为利益，心甘情愿的出卖他，背叛他。到了作品的结尾，这种悲哀和恐怖达到了最高点：被枪杀的夏瑜，和吃他的人血馒头的华小栓葬在一起，而这两个人的人名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华夏”。乌鸦的惨叫，则是这一图景最好的配乐。这样的文字游戏，这样的深意，除了红楼梦之外，似乎别处也没有了。

这样的象征性才是鲁迅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这很难掌握，如果不是像鲁迅那样对国民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精通语言调遣的艺术，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情节的。鲁迅虽然拥有这样的能力，但除了《药》之外，也没有再创造出这样的作品。《药》这样的作品，即使对于鲁迅而言，也是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及的。指望把这样的文字作为考场作文推广，则是绝对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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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文字，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位的风格为导向，在措辞上，在行文上，都尽可能向他们靠近。我写作也有一些习惯，对于文字，也有一些看法，简单来说是这些：

1.深度和广度都重要，但如果只能选其一，宁可选深度

2.论证要严密，在保证不影响精确度的前提下，尽可能追求浅显易懂

3.可以用典，但前提是可以帮助理解，而不是成为其障碍

4.不要注水，写不出来，宁可不写

5.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辞藻，把精力用在情节和逻辑上

6.修辞手法等是手段，不是目的，写作时不必刻意追求

这几条内容不同的大家也都有提到过，表述上可能有差异，但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它们虽然没能把我送进清北，却无疑更贴近写作的原则和本质。就我个人而言，这未必是件坏事。

很多人在看今天的中国文坛，都会对它的凋零感叹不已。曾经我们有郭鲁茅巴老曹等人，现在除了那几位高龄的老作家之外，中国文坛竟然只有一两个还能写出理想的作品，堪当中流砥柱之任，更糟的是，小说散文还有人写，一到议论文时评文，就真的是一片静寂无声了，偶尔有一两声传来，也无非是“特约评论员”的笔体，尤其是近几年更加不堪，竟然朝着胡某进的文体发展过去了。这也难怪：如果中国的青少年在学校里天天都被教写考场作文，写出来的都是这样失败的作品，谁又能指望他们在未来写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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