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各种X三代，我的家庭怎么就例外了呢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人生大事》剧照图源网络

好遗憾！我和哥哥姐姐都没能接父亲的班

文/潇湘棋客

今年“六一”儿童节看到一个视频，一群60后老阿姨系着红领巾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声音高亢，激情更胜当年。其实不只是今年，近些年每到“六一”都会有类似视频出现在网上。

看到老阿姨唱接班人，我想起那张两代快递人的截图。北漂快递骑手钱灏，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他含辛茹苦把儿子钱坤送进了大学，最终儿子子承父业，成了他的接班人，两代快递人，多少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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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子承父业颇有些黑色幽默，让人感慨万千，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不得不说他们踩的点不是那么好，今天我想说说我自家的故事，当年，我父亲的四个子女是多么渴望能接他的班啊，可惜，最终都没能实现“子承父业”或“女承父业”。

父亲当了一辈子税务干部，从1951年5月考上，远赴他乡工作，干到1986年5月延迟一年多退休，曾先后荣获财政部“从事财税工作满三十年”证书、国家税务总局“从事税务工作三十年以上”证章证书。

职业风光是后来的事情。实际上，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没有职业荣誉感，反而经常自嘲是“戴烂斗笠的人”，言下之意是工作很不体面，还很容易得罪人。转机是改革开放后才陆续出现的——1980年起，一部部税法相继颁布；1983年,税务系统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继解放军、公安、邮政、铁路、民航、海关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七个统一着装单位,也是改革开放后经国务院批准的首个统一着装单位；有了法律作征收后盾，社会地位提高，工资及福利待遇也相应提高……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还有一项顶职政策——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退休后，其子女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父母还可以提前退休。我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指望不上，父亲成了唯一靠山。只是，这一政策非但没有成为免除我的后顾之忧、让我轻装上阵的法宝，反倒让我在高二阶段对学习满不在乎甚至懈怠懒散——反正考不上大学也可以接父亲的班去收税。结果在1979年高考中我考出了似上非上的尴尬成绩，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入校就读，高中一毕业就进入税务部门工作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到师范学校读书没多久我就后悔了，一则想到我这个从小内向到极点的人以后每天都要面对几十个人滔滔不绝简直感到恐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县里的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都招干了。不是吹牛，我去报考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十拿九稳的事。虽然我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可考干的话不只是早两年拿到工资、拥有工龄，还有大盖帽戴上头，制服穿上身，多神气啊！

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不用要求父亲提前退休就有机会接他的班，可以腾出指标给哥哥或姐姐，这意味着我家可以多培养出一个接班人呢！

那时我的大哥在老家县五金厂、小哥和姐姐分别在第二故乡的皮件厂和服装厂已当了多年工人，个个都是技术能手，又都极能吃苦，企业又实行了计件工资制，所以他们的工资加奖金都还不低，比起机关单位的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甚至还有超过的时候，比如在黑白电视机在县城还是稀罕物的时候，我小哥就花一千多块买了一台“北京”牌彩电。因而，在政策实施的最初若干年，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没有什么接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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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父亲也没有多少让位的念头。戴了大半辈子“烂斗笠”，到了晚年居然有“折叠伞”撑了，头上还有了国徽闪耀光芒，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甚至被敬畏的快乐。尤其是到了1981年2月，父亲以已满56周岁之龄“官”复20多年前就有的副所长原职，更是感恩戴德，“常因工作而累得筋疲力尽，头晕眼花”，还以“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勉，表示要“在退休前为革命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四化建设发挥余热”。

打的不太愿打，挨的也不太愿挨，接班的戏暂时搁浅。到了1981年夏，我师范毕业，“师范生不得改行”“教师不得改行”等金科玉律宛如紧箍咒牢牢控制着我，让我老老实实去当“孩子王”。直至1988年夏通过老家县教委下商调函，我实现“曲线改行”，回到老家县委大院工作，也终究没能接过父亲的班。其间，第二故乡的县税务局虽有意找县教委协调，想调我去做文字综合工作，在禁令面前始终未成功。

随着改革的深入、时光的流逝，“泥饭碗”与“铁饭碗”的颜色与分量差距越发明显。尤其是姐姐和小哥的企业效益下滑严重，工资明显下降，于是姐弟俩开始劝说父亲退休，随便让两人中哪一个顶职都行。

父亲虽然有点恋栈，终究心疼子女劳动强度大待遇还低，也就向县税务局和地区税务局要求退休，恳请上级解决一个子女顶职。两级局领导答复父亲“研究研究”，表示“会妥善解决”……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研究”没有下文，“解决”没有结果。而眼见税务部门的待遇越来越好，大哥也不淡定了，劝说父亲退下来，随便让三个端“泥饭碗”的子女的任一个端上“铁饭碗”都行。

于是父亲再找领导，回来后向哥哥姐姐转述领导强调的政策规定：“你们都是集体企业职工，要国营企业的职工才能顶职。”

姐姐当即反驳，1951年与父亲同去那个县工作且长期与父亲共事的税务所所长，其子曾是姐姐的同厂职工，他就顶职了的。

父亲默然。

1983年，姐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是做了绝育手术后意外怀上的，之后几年大嫂与小嫂也先后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除了在经济上三家被重罚，大哥被党内警告，小哥被工厂开除。以后姐姐再找父亲说顶职的事，父亲就说：“不好去讲，你们三子妹都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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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马的姐姐向来性烈，闻听此言又顶嘴说：“再怎么讲，违反计划生育总不至于比犯罪还严重吧？XXX的崽不是坐过牢都顶职了吗？”一下子又戳到了父亲的痛点，姐姐所指的XXX与前述的所长一样，都是当年与父亲同赴那个县工作的七人之一，父亲与他私交一向很好，我和哥哥姐姐从小就叫他“李叔叔”。只不过他比父亲官运亨通，1953年7月父亲当上税务所副所长的同时，他当上了县税务局副局长。他的一个儿子80年代被判过刑，出狱后到邻县当了税务干部。

父亲先是语塞，继而叹口气说：“人比人气死人！这个道理你们又不是不懂。何况，你们三子妹都有手艺，饿不死的。”

姐姐虽是女儿身，争取自己或兄弟顶职之心却最为强烈，态度最执着，催促最频繁。在姐姐的眼里，饿死固然不会，但渴望公平公正地顶父亲的职，让自己及家庭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

姐姐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做工作，请他再去找县局及地区局的领导，像别人一样软磨硬泡，又或者“意思意思”，送点礼塞个红包，花了多少钱，只要父亲照做，不管事情成与不成，这些钱都由她来出。

其实父亲是拥有一定资本与资源去争取圆哥哥姐姐的接班梦的——父亲不仅是县税务系统元老级人物，业务能力也是数一数二的，1984年底父亲还差个把月满60周岁时还被县委书记点名，作为税务部门代表参加有县纪委、经委、审计、财政、工商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专案组，查处一起企业偷税大案。另外，父亲算得上80年代中期县税务局局长的伯乐。那是1954年秋，为便于管理20多个乡镇的28口茶油榨坊，父亲全面负责的片区稽征组“聘请了八名油榨管理员，负责税收征管和统收入库工作”，此工作年底结束后，县税务局指示父亲推荐一人留用，父亲“不假思索”地推荐了一名农村青年，只因其对工作“认真负责，不辞辛苦”。这名临时工幸运地成为税务干部，父亲却因为事先没有向区委汇报并征求区委意见而挨了一顿批评。

这名年轻人名字中带一“珠”字，父亲是名副其实地慧眼识珠。1957年2月，县里出席地区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中就有父亲与他，只是父亲那时大概想不到20多年后他会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

父亲一辈子不懂人情世故，除对税收法规烂熟于心，对潜规则一窍不通，若肯拉下脸皮多去求求昔日门生，子女顶职的事还是很有希望的。局长也并不是不念旧情的人，他不但与整个系统绝大多数人一样尊称我父亲为“成老”，在父亲退休并表达“叶落归根”意愿后，还曾亲自带人到我的老家县税务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关系。

可惜，父亲太不擅长做诗外功夫。

子承不了父业，但三个儿子无一例外全盘继承了父亲“万事不求人”的基因。在表达顶职愿望遭受几次失败后，我和两个哥哥彻底气馁，在父亲面前再也不提此事，但姐姐不屈不挠，尤其是所在的企业倒闭后，她央求父亲再到地区税务局讨个说法。

父亲拗不过，只好又跑了地区税务局一趟，回来后转述意见——“地区税务局的同志讲，不凑巧，去晚了一天，先一天这项政策就停止执行了。”

望着父亲满脸爱莫能助的神情，姐姐欲哭无泪。她知道，即使父亲早一两天去，早一周一月去，得到的答案也可能是这个。

父亲退休后不久就与母亲回了老家定居，从此，姐姐纵有满心不甘满腹委屈，也少了很多发泄的时机。

但姐姐对于没能接上父亲的班始终耿耿于怀，有了合适的机会怨气就会如火山爆发。在生计极为困难的时候，姐姐在城郊村村口租房开了一个小卖部，后来城关税务所的人上门收税，姐姐板着脸冷冷地说：“你还不够格！喊你们所长来！”

所长果然来了，他原是父亲70年代一手带出的徒弟，对我家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一见面，“原来是你开的店啊！”他自然明白姐姐怒怼其手下的缘由，讪讪搭几句言就走了。

后来一位副局长也上门解决“钉子户”问题来了。副局长不但也认识姐姐，其妹还是姐姐的同学，面对他的好言相劝，姐姐说：“局长哎，我父亲的情况，你们不是不清楚，我们几子妹没一个顶职的，你们讲句良心话，这公不公平？和他一样50年代就给国家收税，如今没一个顶职的，全县都找不出第二个！”

副局长诉苦，说县局对此无能为力，我父亲对此事也不够积极主动。继而他又耐心劝说姐姐“给点面子，顾全大局”，姐姐说：“小本生意，特困户，申请免税！”副局长还是和风细雨给姐姐做工作，姐姐干脆把他拉到货柜后的“掌柜”椅子上坐下——“辛苦你局长在这里坐一天，看看这么个小店生意如何。你把一天卖到的钱都拿走，我本钱都不要。改口就是屁股！”自己则走到店门口，对越聚越多的看热闹者说：“大家评评理，我父亲当了三十多年税务干部，子女没有一个顶职的……”

副局长终究也是无功而返，免税也好，装聋作哑也好，此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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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知顶职政策的确切终结日期，但它后来确实是废止了的。不过，就大哥而言，接父亲的班不成，后来其实也有机会由企业工人转为国家干部的。90年代中期，有一天老家县人事局长告诉我，我大哥所在的工厂曾是县里的明星企业，纳税不少，大哥是副厂长，又有大专学历，按政策可以申请转干。我赶紧把这一信息告知大哥，不料大哥无动于衷，说：“在企业工作，转为干部又能怎样？还不是跟工人一样？”

任我力陈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大哥不为所动，始终没打报告要求转干。直到退休以后，粗略比较同等学历、同样工龄的干部养老金，大哥这才后悔莫及——“吃了性格的亏，不想求人……”

最有希望顶父亲职的当然是我。怎奈造化弄人，或者说也是性格使然，我非但没有接过父亲的班成为税务干部，最终把正科级干部身份也弄没了——2003年春，我自愿丢官弃职，远赴浙南工作，当了一名普通报人，直至2019年夏以“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身份退休。

6月8日我又看到一篇网文，论述“警官三代”“税官三代”及“烟三代”“电三代”“油三代”“银三代”等现象，让我越发心绪难平——我的家庭，怎么就例外了呢？

子女没有接过父亲的班，父亲的八个孙子孙女及外孙女中至今也没有一个穿上税务制服，拥有公务员身份的都没有一个，我和哥哥姐姐对此深感遗憾，不知道九泉之下的父亲有没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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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棋客：60后，湘人，属虎，天蝎座，一肚子“不合时宜”。个人公众号“潇湘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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