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丧夫，柔弱的母亲撑起整个家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柔弱的母亲

文/胡庆和

走过了九十年人生之路的母亲走了，走在一个数九寒天的时刻。这个时刻至今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2008年1月12日（阴历腊月初五）凌晨四点零二分。母亲的离去，既让我顿感天昏地暗，也让我心力憔悴，在许多的日子里，我都沉浸在悲痛与思念中。虽然我知道，走向死亡，是每个人的最后结局。我的母亲生得既不伟大，死得也不壮烈。但她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有着慈母的情怀，让我好生感动，让我记忆永恒。

我的家乡在川东—古城郊区一座叫鸡哈寨的山下。由于四周都是坡地，因而村子中的那块稍为平整的一片土地便被称之为“坪”。同时由于这块地居住的人以胡姓最多，因而又叫胡家坪。或是因为清朝“湖广填四川”时，从下江移居到这里居住的人最早是胡姓人，因而此地就以胡姓命名。母亲不是这片土地的人，她的老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观音堂的大山里。她从几十里远的地方让一架花轿抬到了胡家坪，与我的父亲结为百年之好。

我的父亲是位朴实的农民。虽然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全无，但从母亲的嘴里知道，父亲是个忠厚、老实、本分、体弱的人，与世无争。他在与母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与母亲相处极好，他俩很少拌嘴吵架，既或是俩人发生了矛盾，最多是阴沉着脸，赌气后又和好如初，从来没有发生过家庭暴力。那时缺吃少穿，生活极其艰难，但他们相敬如宾，挺起了不屈的脊梁。上个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生活的艰辛压跨了体弱的父亲，终于在我四岁多时，父亲因患“浮肿病”而过早地告别人世。而此时，只有四十岁的母亲不得不挑起抚养两个未成年人的重担，这两个孩子是只有七岁的三姐和四岁多的我。

父亲和母亲生下的孩子当然不止我们两个。他和母亲一共养育了六个孩子，即大姐、二姐、三姐、我和大哥、幺妹。大哥因为排行老三，小名称“三妹”，是个聪明的孩子，幺妹伶俐，可惜他俩只有几岁都因患病无钱医治而过早夭折。而在父亲去逝的时间里，大姐早已出嫁，二姐正与一个城里人谈恋爱。这就意味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将压在母亲一人的肩上。

母亲是个柔弱的女人，中年丧夫，遭受的打击不小，但她在众人面前从来不流泪，而把她对我父亲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把抚养两个孩子成人成为她对父亲最好的回忆。父亲去逝时，家里无钱无粮，连掩埋父亲的棺材也没有，为了送走父亲，她抄起一根铁条，把阁楼的木板撬起来，请来木匠为父亲做了一口薄薄的棺材，让乡亲们把父亲送到了坟地。三天后，她带着我们去上坟，虽然她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说话，但她静静地在坟堆边坐了许久，我们知道她在用心与父亲对话，仿佛是对父亲说，你怎么走得这样早，把这副担子让我一个人来挑？仿佛她也在向父亲表达心迹：你好好睡觉，我不会改嫁，我要为你支撑起这个家。

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并不知道母亲的痛苦与哀思，也不知道父亲去逝后，我们的生活和日子将会有多么的艰难。在那天，乡亲们前来为父亲处理后事时，我还竟然对乡亲们说，“你们大家排起‘列子（队）’来看”。我把父亲的死当成了一个乡间的热闹。后来我说的这句话在我长大后，被多少人当作我不懂事的例证来笑话了多少年。

母亲原谅了我的幼稚，在坟堆边站起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三姐，说，走，让你爸爸在这儿睡觉，我去给你们煮饭吃。

煮饭吃，那只是一句不能兑现的空话。在那个全国人民吃公共食堂的日子里，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早已交公，谁家要是有一点火星，尽管没有煮什么，那怕是生火烧水都是大逆不道，一旦发现，就会以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论处。当母亲把我们带回到家里后，自然不能生火煮什么，我和三姐就坐在门边死死地等待伙食团吊在门楣上方的那块铁板早点敲响。“当当当”的吃饭钟声虽然响亮，但并没有好饭让我们吃饱肚子。炊事员用那看起来很脏的木瓢按大人两瓢、孩子一瓢的标准给每个人的碗里舀滿后，就没有再增加的了。那是什么饭啊，几片干红苕片，再加一些仿佛能够数得清的米粒。一碗清汤寡水，几口吞下后肚子仍然感到很饿。我几口吃完后，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已经没有吃了，她只把那些红苕片吃了，并喝完了那些白中带黑的汤后，就把那些米粒倒进了我和三姐的碗里。我感到我的碗里要多些，三姐的碗里要少些。

爷爷、奶奶死后，我父亲和幺爸家分家，祖上留下一间正房，从中间划断，两家各占一半，当初商议用篾笆隔离开来。幺爸家的孩子多，我的大姐、二姐出嫁后，我们家的人口相对而言要少得多，于是幺爸提出来先让我们让出一点房子，以便他们家多安放一张床，等我们长大后，再把中间线移回去。母亲想，过去都是在一个锅舀饭吃的人，一家人有困难应该互相帮助，于是就在原来中间线上将篾笆向我们家房子的方向作了移动，让幺爸家多安下了那张床。

后来，幺爸家的人又悄悄地将那篾笆向我家的房子方向移。随着篾笆的移动，我家的那一半房子由长方形变成了直角三角形，再后来，我们家的房子连安放一张床的地盘也没有了。母亲没有办法，只得搬出那房子。搬出了正房，母亲不能让我们露宿野外。她找来亲人帮工，添上几根檁子和一些青瓦，筑上墙，把一处敞开的屋檐变成了另外一间房子，这间房子被称之为“偏偏房”，此房有二十余米宽，既是卧室，又是厨房，我们一家三口人在这一住就住了十多年。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十岁时，我开始觉醒，感到我们不能再让人这样欺负我们了。

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邀请小伙伴为我家抬水，我们路过幺爸家的晒坝时，一个伙伴的脚恰好踩在一个石坷垃上，他一个趔趄，就把那木桶中的水泼出不少，洒泼在晒坝上的麦粒上。粗暴而凶恶的幺婶从屋里窜了出来，把我们拦了下来，她骂骂咧咧，硬说是我们故意给她的麦粒泼水，是故意毁坏她家的粮食。她不仅把那桶水全部倒进晒坝边的水沟里，还要大声骂我是个没有老汉教的坏孩子。

她的骂声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我积压心中多年的怒火，大声还击么婶道：我的确是个没有老汉教的坏孩子，可是我再怎么坏也不会去抢占别人的房子。她听了像一个母狼，张开爪子扑向我，幸好这时村里有位长辈走过来劝阻了幺婶的过激行为。幺婶并没有善罢甘休，没过几天的一个月夜，幺婶要队长给她作主，还大声责骂说，那个没有老汉教的龟儿子说的那些混账话，一定是他妈教的。幺婶说的这个孩子当然指的就是我。

她走到沉默已久的母亲身边说，你说你管不管你的儿子？母亲说，我能说什么呀，孩子还小，是我错了还不行吗。她冲上前来，扭住母亲要去滚水。所谓“滚水”，就是说去跳堰塘。村里的堰塘里的水有几米深，不会水的人，只要跳进去，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幺婶说俩个人去“滾水”，意即俩个人一起去死。幺婶自然不想去死，而是用这个话来恐吓母亲。母亲在这种蛮横面前，只得告饶说，行了吧，是孩子的错，是我的错。

事后调解是，那半间瓦房子永久归幺婶家所有，幺婶给予我家适当补偿，补偿多少？10元！当然那时10元与现在的10元价值不同，但那10元又能做什么？

事后，我对母亲说，你只要不按那个手印，我长大后，一定会收回那个房子。母亲说，不按那个手印，他们还会三天两头找我们闹，他们一闹，我们就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你也没有心思好好读书。只要你用功读书，长大后还怕没有那半间房子？

也许是这次的刺激对我太深，从此我更加发奋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

示弱并不等于软弱。示弱其实是一种集聚力量的方式，是一种无言的抗争。软弱是向恶势力低头，是向蛮横让步。而示弱却是一种高明的强大，好比战场上一样，人应该懂得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当然我母亲不会去消灭谁，只是她把默默的劳作、语重心长的教育、支撑家庭的重担全都扛了起来，让我们只顾读书学习。她的沉默、勤劳、善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年年获得了生产队一张纸质的奖状和一顶草帽的奖品。

我高中毕业了，三姐已经远嫁千里之外的他乡。农村艰难的生活和当时推荐上大学的闹剧让我对农村这块土地绝望，于是对母亲说，我要去当兵。母亲说，过去古人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是新社会，你要当兵你就去，你如果只在家守我这个老太婆，是没有出息的。连我都没有想到，我转业后没有回到她的身边，而是在距离老家近两千里的康藏高原工作。我对母亲说，走吧，到我哪儿去生活。母亲说，你在城里，我在农村，我一个农村人到城里怎样生活？我还是在老家好。于是我只好依从老人的意见，将她一人留在农村生活，我每月给她寄去生活费。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农村，种地，喂猪，一人在家干得挺热闹，过年杀了过年猪，也没有忘记远在千里的我，通过邮局给我寄来了腊肉和香肠。她关心我这个儿子，可我却没有照顾好她的生活，而且还要她来承担关心我的责任。有年春节我回老家探望母亲，见她已经变得十分苍老了，我真的不忍心她一人在农村孤独而艰难的生活，就对母亲说，走吧，跟我到城里去。母亲说，你是个男人，应该在外面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胡家在老家的旗帜不能倒，我要为你这房人看好这个家。对于母亲这些具有传统思想的语言，虽然我好生感动，但从内心来讲，我并不指望母亲用柔弱的身子去为我去扛那所谓的旗帜，而我也不希望用我所谓的“有出息”来证明我这房人的旗帜不仅没有倒下而是高高飘扬，相反，作为一个男子，作为母亲的儿子，我宁愿不去扛那面旗帜，也要尽可能让母亲享受到生活的甜美，让她幸福地度过晚年。

我对母亲说，走吧，跟我走，去我哪儿生活。母亲说，我在你哪儿是个闲人，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给你增添负担。我说，你不是闲人，也不是负担，让你过好晚年生活，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在晚年还是那么辛苦，那就是我永久的心灵之痛。母亲想了想，对我说，好吧，我跟你去。可是临走前的一个晚上，她又来到我的床头，对我说道：我想了又想，我还是决定不去你那儿为好。我现在身体还好，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再说，如果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白天要上班，哪儿有时间来照顾我。我再三劝说无效，我只得回到我的工作地，而再一次把老母亲留在了老家。

我和妻子商量，如果母亲不愿跟我们到我所工作的地方生活，那么，她的生活安置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安置在养老院，二是跟随在老家的姐姐生活，由我承担赡养费。

在老家生活的两个姐姐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她们的生活平时都需要子女照顾。如果能够把母亲安置到敬老院生活，的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是她愿意去敬老院吗？为慎重起见，妻子在一次回老家中，抽出时间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到城里看看。老人很高兴，她好久没有走出家门了，城里的变化太大了，她一个人根本都不敢进城了，一进城就会迷路。现在妻子说要带她去城里看看，她真的好开心。妻子把她带着看了几条街后，才把她带进了一家敬老院。在敬老院里吃过了晚饭，妻子问母亲这里的饭好吃吗？母亲回答说好吃。又问汤好喝吗？回答好喝。再问住在这儿好不好？回答说好。母亲似乎警觉起来，说不好、不好，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她说我有儿有女，不住孤老院。本来妻子还想陪老人在敬老院里住几天，可是母亲连哭带吵般的闹，根本就把她没有一点办法，让她住敬老院也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了，于是只能把她送回老家的房子里住。

母亲不进敬老院也就罢了，不可思议的是她连医院也不进。她的理由是，“我没有病，进什么医院”？的确，母亲这一生，身体健康，很硬朗，很少看病吃药，从来没有住过医院。她既是有病，最多就是个凉寒感冒，往往是吃几片感冒药就痊愈了。对于那些针头、针管、刀具之类的器械，她从来就不需要。

2007年12月10日，这是个星期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了来自家乡亲人的电话：母亲住院了。这犹如晴天劈雷，震得我心惊肉跳。母亲怎么会住院呢？她的身体那么健康，从来不看病吃药的呀，如果说她住院，那么她一定病得不轻。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亲人在电话中说，那天，她独自走出大姐家的门，（母亲已经安排在大姐家居住），想到临门的一条人行街道上走一走、看一看，途中要登上几步梯坎。当她杵着一根柺棍要登上梯坎时，突然脚一软，身子就坐了下去。实际上，那梯坎并不高，只有20公分高，她想凭自己的努力登上去，她登上一只脚，使了全身的劲，但还是没有登上去，于是再使劲，但仍然没有登上去，身体就像泥团似的软了下来，坐在了梯坎上，从而造成粉碎性骨折。

我从千里之外赶回故乡时，母亲已经被姐姐们送到了医院。医院的医生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能够使母亲从病床上站起来。治疗方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动手术，在母亲的尾骨上安装金属片将母亲的尾骨接好，从而支撑起母亲的身子；二是保守疗法，慢慢养。前者有生命危险，且动手术的成功几率只有50%，而后者既使是能够治好母亲的病，也只能是达到“有所好转”的程度。无奈母亲根本不与医生配合，插在她手上的输血、输液的管子她趁大家不注意时给拔掉了，緾在脚上固定关节的绷带她悄悄扯掉了。她对守候的亲戚们说，我没有病，住什么院？走走走，回家去。见没有人扶她回去，她就在夜晚人们打盹的时候，自己挣扎着让平躺在病床上的身子挺起来，以此来证明她身体的强壮和根本没有生病。对于我们的劝说和采取的措施，她反正不与理会，吵吵嚷嚷地说要回家，如果不回家，她就以不输血、不输液、不吃药来坚持她的选择。我们真没有办法，只好退步，让母亲回家疗养。

母亲平躺在担架上，让医院的一辆救护车送回到已多年无人居住的家里的楼下。这个家已经不是往昔青瓦泥墙房了。修建三峡电站，搬迁移民，让我家的老房子从地球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移民新村的楼房里有了一套90平米的住房，在五楼。我和二姐、妻子还有跟随我回老家的驾驶员抬着母亲回家。那天的下午已经快六点了，冬雨绵绵，寒风四起，气氛显得格外冷寂和萧杀。母亲平躺在担架上，没有一丝动静，但自从抬着她走出病房后，她就没有再嚷叫了，她仿佛知道自己要回家了，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宽慰，就像一个婴儿吃饱奶水后香甜地睡去了，她睡得特别的安静。

母亲回家了，我们也不能再让母亲一人孤独的生活了。但过了几天母亲对守候她的姐姐们说，你们这么多人来守候我，那个供吃的？你们都回去。我虽然远在千里，可心思却在老家，无时无刻不挂念着母亲的安危、冷暖。姐姐们在电话里说，母亲能吃几片鸡肉，喝几口鸡汤了，病情好转。

然而这种好转的表面下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据后来侍候她的二姐回忆说，那天晚上，她睡得正香，突然做了一个噩梦，她看见母亲赤条条地在洗澡，她想此时正值冬天，赤裸身体洗澡冻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于是大声呼叫“妈，你在干啥”？几声呼叫后，她自己惊醒了，揉了揉眼睛，才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这时，随着从门缝吹进来的寒风，几声呻吟传进了她的耳朵。“哎哟、哎哟”！二姐听清了，是母亲的声音。她急忙来到母亲的卧室，此刻，只见母亲躺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爬也爬不起来。二姐一把将母亲抱上病床，盖上被盖后，问母亲，你是怎么了？这么冷的天，你睡在地上干啥？母亲断断续续地说，我睡在床有几十天了，我要下床来，我要站起来。母亲眼眶里噙滿了泪水。

其实，母亲这次并不是真的“睡”，而是摔了一跤。那晚，她感觉自己身体好了些，就悄悄地起床，用手扶着房间的柜子和床沿，走了几步，想到房间的那把椅子上坐一会儿，她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后，就倒在了地板上。这次倒在地上，是致命一击。从此后，母亲基本不能吃饭进食了。她既或是想吃点什么，也只能吃几勺子芝麻糊、牛奶等流汁品了。

听到消息，我从千里之外赶回到母亲身边，摸着她那已经皮包骨的手，看着母亲弱不禁风的模样，我感到她正在向天堂走去。

母亲还是躺在床上，脸颊削瘦，眼睛微闭。我指着我的鼻子，示意问她我是谁，她只说出了另一个亲戚的名字，我感到我的鼻子在发酸。母亲认不出唯一的儿子，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回到了她的身边，这怎么不叫人心紧滴泪？

没过几天，挂在墙上的电子钟突然停了，我以为是电池没有了，换了电池后，没走几个小时，它又停了，我以为是电路问题，把电路接通后，电子钟没走多久又停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是告诉我母亲的生命也会与这个电子钟一样将要停止走动？我脚不出户，每时每刻守候在她的身边。

1月11日的晚上，是个寒冷之夜。我睡在母亲卧室隔壁房间的一架钢丝床上，我没有脱衣，穿一件黄色军大衣。半闭半睡，随时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隔十多分钟，我就会来到她的房间看看。从晚上十点后，我一直没有间断。因为从感觉上我意识到母亲真地要离开人世了。我每一次到她身边，她都要示意我她要喝开水，于是我倒上开水，一手端碗，一手拿勺子，一勺子、一勺子地给她喂。“放点糖嘛”！我没有放糖，她就要大声地说放点糖。其实，这几天以来，她就一直要喝水，说要吃肉、吃饭、要吃冰糕，我们都尽力给予满足。虽然她说吃，其实不是吃了，她已经吃不动了，吃不下了，喂进她嘴里的食物，她已经吞不进了，珍珠米粒般大的一点食物，她也吞不进了，只是唅在嘴里感受味道而已。

晚上十二点了，又迎来了新的一天，我又走进她的房间，这次她没有示意我给她喂开水，见到我后，就把一双手伸给我，我用双手接住她的手，她就使力拉，但拉不住，而且身体向上起动。我明白了，母亲想坐起来，然而她没有什么力气了，怎么也起不来了。要坐起来，我得满足她的愿望。我坐在床沿，搂着她的腰部和背部，让她坐在我的怀里，就这么靜静地坐了几分钟，她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她满意示意我想睡下为止。她睡下后，我见她的眼眶里噙着泪水。

母亲告别人世的最后时刻来了。那天晚上，寒风阵阵，不停地拍打着窗户、门道。突然，我听见寒风推门，但推不进，一会儿那风转移方向后又推。也许是天人感应，那风真的把门推开了。我听着这个阴沉的声音，我感到母亲真的要走了。我来到母亲身边，看见母亲很安静，她的手也不动了，也不示意我喂开水了，眼睛虽然还睁着，但呼吸似乎已经停止，我摸摸她的手和脚，虽然还有体温，但明显感到开始发凉了，又摸摸她的胸口，虽然还很暖和，但没有心跳，再摸摸脉搏，也感觉不到跳动了。我撕下一片纸屑，放在她的鼻孔前试了试，纸片没有丝毫的动静。我知道，母亲已经随风而逝。我的心一紧，对着母亲说，平凡的母亲，你走完了自己的路，你自己走好！我合上母亲的眼睛后，我摸出手机看时间：2008年1月12日（即腊月初五）4点零2分。

母亲，魏太兴，生于1918年（阴历）4月15日，还差4个月滿90岁。尽管已经属于高龄，我还是对于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万分。

睡在另一个房间的二姐、三姐被我叫了起来。我们把母亲抬到客厅里的木板上，然后烧起了火纸，炸响了鞭炮，向亲人和世上报告：母亲已经走向天国；向父亲汇报：母亲向你走来了！

三天后，我把母亲的骨灰葬在了父亲坟墓的旁边，并用石条给他们合做了一个高大的坟头。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回到成都的家里，关上门，睡在沙发上，母亲慈祥的面容不断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于是在空寂的房间里，我独自一人嚎啕大哭起来。虽然在料理丧事期间，我没有掉出一滴泪水，可不知怎么的，悲伤的心情如同地壳里的火焰，一下冲了出来，回肠荡气、痛快淋漓地哭了起来，像虎啸、像狮吼，哭母亲勤劳的一生，哭母亲对儿女的恩德，哭母亲凄凉的日子，哭自己的无能，哭自己未能尽到孝心。

我把前些日子积存的悲痛释放出来后，心里似乎好过一些，于是把眼光落到窗外繁华的街道和那些裹紧了冬装的行人。这个冬天特别冷，我的凄凉连同寒风一起呜咽。

作者简介

胡庆和，男，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曾在万县务农，康巴高原服役和从事新闻工作，现居成都。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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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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