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扩招为何不可行

今年，美国顶尖大学申请人数激增，主要是因为2020年由于疫情,更多的大学选择性考试政策，许多学生尝试更多地申请。因此，布朗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申请人数比前一年增长了25%以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申请人数上升了35%以上。甚至某些大学申请的增长率超过了50%。

随着申请的激增，录取率直线下降。几所名牌大学的录取率已经降到了个位数，甚至更低，这导致教育界人士强烈呼吁这些院校扩大招生规模，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有研究显示，美国最顶尖大学招收的收入最高的1%的学生比收入最低的60%的学生多。

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美国本科生入学人数增长了62%。公立大学同时也增长了55%，然而私立大学仅增长了18%。自1980年以来，普林斯顿、斯坦福、杜克和达特茅斯总共只增加了2400个名额，增长率仅为12%。

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扩大规模，就像其中一些大学在国外所做的那样——那么更多来自底层60%的学生就可以入学，从而帮助解决高等教育的公平和准入问题。

然而，在这些名牌大学开设额外的名额可能会让一些学生个人受益，但这几乎无助于打破美国真正的公平障碍:首先没有足够的低收入学生进入大学。

公平的真正障碍是没有足够的低收入学生进入大学

首先，几乎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扩大了招生人数的大学会录取不同于现在的学生。他们很可能会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这意味着富裕的白人学生将在这种扩张中受益最大。但是即使大学确实招收了更多的低收入学生，那也只是意味着这些学生现在会去达特茅斯而不是迪金森，或者杜克而不是巴克内尔。这样的转变对改善这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没有什么帮助。排名靠前的院校只会从排名较低的院校抢走学生，以此类推，根本不会扩大入学机会。那些总是上大学的学生现在将去一所更有声望的大学。那些从未上过大学的人仍然不能上大学。

这并不是说顶尖大学不能或不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教育福利。研究表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比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收入更高，低收入少数民族学生的收益尤其丰厚。但是，对于许多努力克服世代贫困和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低收入家庭的高中毕业生来说，任何类型的大学学位都至关重要。

乔治敦大学教育和人力中心估计，一个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回报将比40年职业生涯的回报高出90多万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比高中毕业生多32000美元，而且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更不太可能生活在贫困中。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高等教育需要把精力更少地放在现有大学生的入学上，而更多地放在缩小可看到的跨种族和跨经济的大学差距上。目前，这一责任的重担落在了底层资源不足的机构身上。对于一个人口趋势变得更加紧迫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有用的解决方案。

西部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预计，从2005年到2025年，西班牙裔高中毕业生人数将增长160%。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显示，西班牙裔和白人学生的大学入学率相差6个百分点（36%对42%)，西班牙裔和亚裔学生之间的差距为23个百分点(59%)。与此同时，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西班牙裔家庭收入仅为白人家庭收入的74%，仅为亚裔家庭收入的57%。

毫不奇怪，资金是大学入学的巨大障碍。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私立大学的学费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105%，而公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28%。

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40%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仅根据大学的标价就将其排除在考虑之外，60%的学生不知道大学实际上提供了财政援助。包括最有声望的机构在内的大学必须承诺提供更多的援助，使低收入学生能够上学，并积极推广这种援助。同样，美国大学应该与州和联邦机构合作，不仅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和学术支持服务，而且提高低收入社区对这种财政援助的认识。

我们当然不应该阻止名牌大学扩大招生，但我们应该停止认为-名校扩大招生将大大有助于改善公平和准入。在大学更好地从贫困社区招生、扩大财政援助以及教育潜在的第一代大学生了解大学的真正成本之前，此进程会比较慢。高等教育可以优先考虑众多目标，但将现有大学生推上名校的阶梯不应该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