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能干几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杨璐

全职儿女在今年的社交媒体上被称作“年轻人的新工作”。自称全职儿女的青年们说，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各自从每月的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给自己当工资。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家陪伴长辈。我作为一个中年人，看到能把啃老说得如此文雅，心里还是有点儿惊奇。但再翻看网友留言，很多人论证这种“新工作”的合理性：“为了挣几千块钱把身体搞垮了不划算。如果到大城市工作还要掏空六个钱包买房，不如在家当全职儿女。为谁打工都是打工，不如给爸妈打工。谁还不是一个小公主。”

《小偷家族》剧照

这笔经济账算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生不能只算眼前的经济账。找不找工作，不仅仅是为自己和家庭贡献一份工资的问题，而与一个人是否真正长大成人相关。我们经常能看到“谁还不是一个宝宝”的戏谑，但严肃地讲，没有哪个文明能够无底线地接纳拒绝长大的成年人。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参议员本·萨斯在《拒绝成年，美国年轻一代的自立危机》里写道：“历史上一些尊贵骄奢的家族曾试图接纳它，但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很少有好的结果。很多文化中其实并不存在一个青年期，即使有，人们也会通过某种集体意识，迫使其成员早日脱离这一阶段。”青年期，指的就是连接童年和成年的最后一个阶段，人在这个阶段确立自己的身份、脱离对父母的依赖、承担责任。这个阶段的人仍然可以得到宽容和鼓励，但最终目的是让他做好准备，永久性地离巢。

《没有养老的资金》剧照

长大成人并不是像过生日一样，到了某年某月某日就自然发生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把18周岁作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分界线，但这个自然年龄是法律意义上成年人的含义，而不是社会性成年人的分界线。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成年是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组成的，跨过这些“人生的门槛”，人才算真正长大了。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总体上跟教育、工作、金钱、性、家庭、住所等因素相关，比如完成学业、经济独立、结婚、生儿育女等，随着时代变迁和各国文化差异，项目略有不同。吴波博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她在《我们这样长大成人——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中，通过对大学生、打工者等18～25岁中国青年的访谈，他们关于成年标准的共识是经济上独立、思想上成熟，学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自己所爱的人和社会负有责任、能独立做决定。

在家以陪伴父母、长辈为工作，如何跨过这些“人生门槛”呢？这种现象也不能单纯归结于全职儿女们主观意愿的“啃老”。这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跟前辈们完全不同。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家庭富裕程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父母很多是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生、中专生等等，凭借文凭享受到时代红利。“高考改变命运”成为社会共识，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获胜，密集型的教养方式兴起。

《小欢喜》剧照

这代年轻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温饱的担忧，是在“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要管”的环境里长大的。更早出现这种养育方式的美国，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反思的声音。本·萨斯在《拒绝成年，美国年轻一代的自立危机》里写道：“我们的干预正在蚕食孩子们的主动性。我们想方设法保证孩子学业有成、前途光明，可这样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无处不在的呵护让他们不再全力以赴应对艰难挑战。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就在身后，随时准备在他们跌倒的时候张开双臂。”本·萨斯认为，如果青年“不能正常起飞”，他们的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到了开始求职的时候，被密集型养育方式养大的年轻人，面对的却是跟父母成年时不同的局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考扩招和研究生扩招让文凭不再金贵，就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研究员在2022年中国就业促进政策论坛上发言：“当前我国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2020年末，大学毕业生在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中的比重是46%，但在失业青年中所占比重却高达三分之二。”找到工作的年轻人，面对的快节奏和压力也超过以往。996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长期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年轻人主动或者被动地频繁换工作。如果在经济发达的城市，自立还意味着要面对高房价的难题。

《何者》剧照

传统上人的生命历程是就学、就业、结婚、生子的线性结构，但现在部分青年回流教育、在职进修或者依赖父母的支持。西方学者用“悠悠球”（YO-YO）来描述青年的这种状态。2018年，湖北省社科院学者蔡玲对14位有过非典型就业、失业经历的青年进行访谈和分析。在她看来，中国青年也存在就学和就业之间模糊性、多元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她还发现，中国YO-YO现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家庭对青年实质性的帮助与支持在其就业与就学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全职儿女是养育方式和现在经济形势、就业市场风险加剧等多种因素作用叠加的结果。乐观地讲，这种状态里也存在着机会，让青年有了多元的选择，从不如意、不适应的职场里先出来喘息一下。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青年人确实如学者研究里观察到的，他们把这种状态当作机会，在投简历、准备考研、考公务员或者出国留学，同时，家庭为他们提供支持。但是，在蔡玲的研究里，多元选择的机会跟家庭支持程度相关。对于那些家庭可以提供资源支持的青年，这种状态是机会；对于那些不能提供资源支持的青年，这种机会是有条件的和阶段性的。

《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

全职儿女能干几年？如果考研、考公、出国读书的准备年复一年没有终点，不是所有中国家庭都有经济能力一直支持下去。不止一个全职儿女在帖子里写，父母心疼他们的处境、心疼他们的身体健康，能养他们一辈子。这样的豪言壮语也不是每个中国家庭都能承担到最后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有衰老的一天，退休金现在可以用来给全职儿女开工资甚至交社保，未来除了工资，还要覆盖医疗和照护支出。在比中国早富裕起来的日本，父母一代因为衰老和疾病贫穷，子女一代为了照顾父母没有工作或者减少收入，老后两代破产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社会问题。

《高龄化家族》剧照

主观、客观原因暂时做了全职儿女，实在需要慎重的对待，但也不用过于焦虑。西方学者认为，从大学毕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是一个过渡时期，本来就充满焦虑、不稳定性和夹缝感。青年在这个阶段不断地摸索，形成职业、亲密关系和价值观等自我认同，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遇到不顺利，甚至撞得头破血流，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全职儿女能干几年？只要不停留在这个阶段就此躺平，走到前面再往回看，路上的风景是值得让人付出努力去长大成人的。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19期）

排版：孙孙Boy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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