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当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占到90%以上，如何更大程度地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成为一道社会难题。在这个背景下，南京的时间银行由此诞生。在“以老养老”的模式中，社区的低龄老人承担了照顾高龄老人的工作，并为自己储存起一份未来的免费服务时间。只是，这条路怎么才能走得长久，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记者｜李秀莉
摄影｜金海
孤岛老人
戚建兰重重地拍了两下门，没有声音。她垂下双手，站在门口耐心等待。大约一分钟后，开门的人还是没有出现，戚建兰稍微侧身，将头往门上贴了贴，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吱扭”一声，门开了，光线照进昏暗的屋子。一位银发老人探出头来，“妈妈”，戚建兰喊到，这是南京话里对长者的尊称。老人手扶着门框站立，看到是戚建兰，脸上露出笑容，“你来啦！”，随后缓慢地转身，引我们向房间深处走去。
这天是3月27日上午10点多，春光和煦，小区里的广玉兰和樱花开得正旺，老人的家却昏暗寂静。房子坐落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柳塘社区的一个高层建筑内，老人家在二楼，客厅的窗户正对天井，阳光照不进来，让身处其中的人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滞了，餐桌上的收音机、厨房里的塑料暖水壶、客厅里的木头长凳和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每个物件都透着来自上世纪的气息，宛如走进一家旧物博物馆。
屋子一共78平方米，两间卧室，分别住着两个老人。女主人叫王玲，今年84岁，做了一辈子农民，孕育了两儿一女，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无数条皱纹和老年斑，她的头发已经花白，牙齿脱落了大半，走路时双腿哆哆嗦嗦的，需要扶墙而立。8年前，老人所在的村庄拆迁，失去土地后，她和老伴陈中华一起搬进了这栋楼房。从此两位老人开始了相依为伴的生活。
房子是塔楼结构，一层十多户，楼道狭窄悠长，王玲家在尽头，一眼望过去，整个楼道寂静空旷，只有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袋垃圾，显出住人的痕迹。戚建兰说，因为是拆迁小区，地理位置偏僻，不少年轻人都搬去市区住了，这里的很多房子空着，留下的大都是像王玲和陈中华一样的独居和空巢老人。
这是一个拆迁小区，住着不少空巢和独居老人
陈功教授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他告诉本刊记者，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已从2010年的3.1人减少至2020年的2.6人，相关调查统计和预测也显示，我国现有的空巢老人规模已超过1个亿。家庭规模进一步减少反映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普遍化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进一步弱化。陈功预测，未来由于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数量会继续呈现逐年增多和显著增长的趋势。
没有人来的日子，王玲和老伴像生活在一座孤岛上。去年，60岁的大女儿因患乳腺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陈中华受不了这个打击，呕血不止。年轻时做过手术的胃部疾病也复发了，生命从此像一根加速燃烧的蜡烛，先是饭量从一顿两个馒头缩减为半个馒头；紧接着，持续性的疼痛击倒了他，从此卧床不起。采访时，老人已几乎失聪，无法再与人正常交流。老伴倒下后，王玲的世界进一步收缩。她没上过学，不认字，连老年手机都不会用。在过去，卧室那台有年头的熊猫牌电视是她接触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但她不会自己开关电视，老伴不能动弹后，也就不看了。去年11月，小区疫情封控期间，王玲在厨房摔了一跤，左脚踝至今浮肿，贴着膏药。从那之后，光是从客厅走到厨房，就要歇两趟，她干脆不再独自出门。
不出门的日子里，戚建兰成为王玲老两口连接外部世界的纽带。她也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今年59岁，退休后应聘了社区老年照护中心的助老员。2019年，南京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时间银行，社区老年照护中心、老人服务站等成为时间银行的执行单位，戚建兰又申请成为了时间银行的志愿者。这是一种以时间兑换时间的养老志愿服务模式，由南京市政府在2019年开始全市推行。它倡导社区成员利用闲散时间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并把付出的时间存储起来，当年老需要时，可以从中支取“已存储时间”，兑换他人的服务。截至2022年10月，南京市时间银行服务点数量达到1322个，覆盖了每一个社区，志愿者人数超过4万。
时间银行志愿者戚建兰（右）来到一位独居老人家中，照顾她的生活
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的时间银行嵌入社区老年照护中心。中心工作人员帮王玲注册了账号，并将其与戚建兰的时间银行账户做了绑定。在那之后，戚建兰每周都会上门探望王玲，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这天，她给王玲老两口带来了一袋芹菜、一棵大白菜、一根白萝卜和一把小葱，又拿了两袋自己包的饺子，分别是荠菜猪肉馅和芹菜猪肉馅，聊到中午饭点，她进厨房把饺子煮了。“饺子皮厚，煮的时候要加盐，再加至少三遍水，才能软和到老人能吃。”
做了4年时间银行的志愿者，戚建兰服务的老人和时长是社区里最多的。现在，她长期服务的老人有20多个，都在80岁以上——市级时间银行成立后，南京市政府每周向80岁以上老人的账户发放3小时的免费服务时间。根据南京时间银行的统计，截至2022年10月，南京市时间银行志愿者共计完成60余万份服务订单，数量排名前三的服务分别是家务料理（19.54万）、上门送餐（15.75万）、智能技术辅导（13.24万）。
居家养老的补充
南京养老志愿服务联合会（下称联合会）的办公室坐落在玄武区的一栋商住两用楼里，办公室一共120多平方米，上下两层，一共容纳30多人，他们承担起整个南京的时间银行日常运营。会长史秀莲的办公室在二楼。她今年40岁，身高1.6米左右，娃娃脸，一头齐肩短发，亲和的外表下，是干净利落的处事风格。我们见面这天，她裹一件黑色长款羽绒服，穿一双平底鞋，开一辆比自己还高的SUV，英姿飒爽。
南京养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史秀莲
说起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史秀莲的记忆被拉回到十几年前。当时，她还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参与学校学生会组织的“关心下一代”慈善活动。在给淮安农村的困难儿童送物资时，她发现，相比于富庶的苏南，苏北农村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大部分年轻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她记得，当时自己到一名孩子的家里调研，孩子的奶奶专门做了炒鸡蛋和菜饼招待他们。“你会受到很强烈的冲击，老人看起来一把年纪了，还要种地挣钱，如果在家里发生意外，能指望这些孩子去干吗？”
后来，她一直和这些孩子保持通信往来。几年间，长大的孩子们去了外地工作或上学，孩子的父母或仍然在外地打工，或在城里买了房，只有年纪渐长的爷爷奶奶依然留在村庄。史秀莲理解作为儿孙们的无奈。“因为我也不想回老家，想留在南京。每当这样想时，我就会担心，我的父母老去之后，会不会也是农村老人的样子。”
史秀莲是江苏溧阳人，毕业后在南京工作，父母退休后独自在溧阳生活，虽说老两口身体都健康，住在城区，但“城区比农村的人情社会更冰冷，门对门之间可能都不知道住的是谁”。史秀莲萌生了一个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一个非常规范的平台，可以让一个工作在溧阳、而父母在南京的人和我互换，分别照顾对方的父母”。
2013年，史秀莲已经成为钟山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人才培训中心的一名老师，学校正在参与南京市老年人健康能力评估工作，史秀莲是其中一员。她至今记得调研走访时，在某个拆迁小区看到的一位老人。当时，史秀莲敲门，没有人回应，但门是开着的，她就推门进去了。进屋后她发现，老人腿脚不便，上厕所需要倚靠四角拐杖慢慢挪动。老人告诉史秀莲，自己已经80多岁，平时一个人生活。有一次，他摔倒在地，爬不起来，他大声呼救，但门锁着，外面没有人听到，老人只好一直躺到恢复体力，才慢慢爬到房间里给子女打电话。从那之后，他再也不锁门。每天早上，他的儿媳妇会把当天的饭菜送来再去上班。老人就把电饭锅放在床头，到点热一下吃。第二天，儿媳妇送来新的饭菜，再把脏碗筷拿回去洗。
《妈妈！》剧照
老人家里有四套房，不缺钱，史秀莲建议他去养老院，老人连忙摆手拒绝，“在传统观念里，去养老院，人家会说你的子女不孝顺”。后来，在对3000多位老人的入户调研中，她发现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我国目前形成了“9073”的养老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过去几年，尽管南京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建立起社区居家老年服务中心等机构，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养老服务者的短缺。柳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引入时间银行之前，因为财力有限，整个服务站一共就6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老年人看病、心理咨询、日常护理等工作。平时勉强可以应对，一旦有突发情况，如春季流感高发时，生病的老年人比较多，取药频繁，人手就不够了。“更何况，社区有些老年人失能或半失能在家，用餐需要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送上门，这种情况下，几个人怎么可能跑完整个小区？”柳塘社区工作人员说。
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会定期到老人家中探望
南京时间银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上世纪90年代，陈功在写博士论文时接触到了时间银行的概念，从此开始关注。他告诉本刊记者，1980年，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但当时主要是为了构建一种基于社区、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模式，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1998年，上海市部分社区最早开始试行时间银行，但其“背景和目的主要是从社区服务的视角，为构建更为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采取的一种尝试”。此后，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探索。具体到南京的时间银行，主要是“作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
从2016年开始，史秀莲团队从栖霞区的一个社区志愿服务入手，探索时间银行互助模式，几经完善后，这一模式在鼓楼全区进行试点，后被南京市政府得知并引入。2019年7月17日，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市级层面统一的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要求街道、社区建立时间银行服务点，并委托南京市慈善总会设立时间银行专项基金。全国第一个市级层面的“时间银行”建立起来。
打破孤独
熙景福苑是一个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坐落于南京市著名的安置房聚集区丁家庄附近，居民大多是来自周边村子的农民或退休工人，一到下午两三点，小区中央的长廊里就坐满了晒太阳的老人。戚建兰告诉我们，小区建成于2015年，因为属于大体量的安置房小区，这里的居民每家都有三四套以上的房子，“好比这一层有12套房子，可能有8套都是同一户人家的”。房子一多，是非就多，在这个小区里，因为拆迁而产生纠纷，导致亲情破裂的例子比比皆是。
李红英就是一个因为房子与儿女近乎决裂的独居老人。这天下午，我们拐去她家，门是虚掩着的。戚建兰说，因为一个人住，老人平时从来不锁门。我们进屋时，她戴着针织手套，穿着棉袄棉裤，沉默地坐在卧室的飘窗前。在她身后的床上，放着一个保温杯，用毛巾盖着，里面盛着热水。床的另一侧，放着纸尿裤和一个椅子改造的坐便器。老人已经不会说话，但思维清晰，她抬起头看了我们两眼，随后再次将头转向窗外。房子在一楼，一只野猫刚好从窗前跑过。
李红英已经95岁了，她的半边胳膊不能动弹，双腿也萎缩了，走路只能靠一根拐杖慢慢挪动。去年摔过一跤后，老人的活动区域就缩小到卧室这一小片地方。天气好时，她就坐在窗前，盯着外面的天空和树木，一看一整天。不久前的一天，老人又摔了。那天早上，戚建兰像往常一样来探望，看到她跪在床边，没穿外套，两只手紧紧按着床沿。老人应该是在坐便器上解完手，想爬回床上，但摔倒了。3月的南京，虽然已入春，但家里没有暖气，仍然阴冷。戚建兰不知道老人在地上跪了多久。她用尽全力将老人搬上床，又打来一盆热水帮老人洗身子，再把坐便器里的粪便倒掉。
《人生果实》剧照
李红英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拆迁后，她将分得的三套房子都给了儿子们，女儿们内心不满，不再上门。儿子就住在同一个小区，但也六七十岁了，身体不好，现在只是每天早上过来送一次饭，送到就走。有一次，戚建兰好心将老人推出家门晒太阳，被老人的儿子看到了，给戚建兰甩脸色，“他当时肯定脸上挂不住，觉得别人会想，外人对你妈妈都比你对妈妈好”。
戚建兰理解这种心理。事实上，这也是时间银行在中国推行这么多年却没有大规模铺开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家庭养老是主流传统观念，养老和照顾年迈的家人是家庭成员的责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道德义务，难以接受时间银行这种通过志愿者互助来实现养老的机制。”陈功说。
从那之后，戚建兰不再推老人出门，但还是会定期上门，陪着老人在窗前坐一会儿。戚建兰说，这些亲情缺失的老人们内心大多烦闷和孤独，像她这样的低龄老人能给高龄老人的最有价值的帮助，恰恰就是陪伴。“要是年轻人，哪儿有时间听老人们说这些，他们也理解不了。”陈功也告诉本刊，对于独居和空巢老人来说，除了就医、助餐助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外，面临的其实是孤独问题，也就是急需精神慰藉服务，这也正是时间银行在全国较为成功的应用领域。
王玲就是在戚建兰的陪伴下缓解丧女之痛的。王玲有一女两儿。儿子们住在丁家庄，拆迁分房之后，考虑到女儿生病需要钱，老两口就将名下的房子过户给了女儿，两个儿子一气之下不再上门。尽管后来和父母的关系有所缓和，十天半个月能来一次，但大部分时间，老两口只能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屋子。
《一切如你》剧照
女儿刚去世那会儿，王玲整日以泪洗面，每次都要拉着上门的戚建兰诉一通苦。戚建兰让她想到自己的女儿，两人年纪差不多，但女儿没有好福气，小时候家里穷，连学都没上，后来分配到丝织厂，挣的工资都拿回家贴补家用。女儿也是三个孩子里最孝顺的，没想到退休之后没过几天好日子就走了。每到这时，戚建兰就会劝她：“我就是你的女儿，你不要烦，你有什么烦恼跟我讲。”在絮絮叨叨的聊天中，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一天的时光变得没有那么漫长。
在对高龄老人的陪伴中，戚建兰也赶走了自己退休后的孤独时光。她原本是位“闲不住”的老人，年轻时干过商场专柜组长、招待所所长、电子厂里的保洁管理员和生产线组长。50岁退休时，因为业务能力突出，还被返聘回厂里又干了几年。直到有一次，老伴突发痛风，卧床一个月，戚建兰回家照顾，从此不再上班。退休之后的生活百无聊赖，老伴平时在家炒股，儿子在市区住，只在周末回来，因为暂时不打算要孩子，戚建兰也不能像其他老人那样去照顾孙辈。大量的时间无法打发，直到成为时间银行志愿者，她的生活才重新忙碌起来。
去年10月，社区因疫情封控了半个月，戚建兰还申请成为大白，每天上门通知老人做核酸。当时，小区里有几个老人咳嗽不止，但买不到药。小区里刚好有几棵枇杷树，戚建兰就摘点枇杷叶，用刷子刷干净，再将梨切成小片，配上冰糖，分成几份，拿到不同的老人家里，煮好水后给他们喝，“效果比枇杷膏还好”。那段时间，她一天起码要跑五六户，离开时，总有老人反复叮嘱：“姑娘你明天再来看我哦。”
兑换时间
做志愿服务4年，戚建兰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老年困境，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老人。死亡往往在某一时刻意外降临，甚至来不及告别。
《人生大事》剧照
戚建兰始终记得一位她服务过的老人。这位老人个子不高，80岁，一个人住，看起来健康硬朗，平时经常来站点打纸牌。有一次，正在打牌时，他突然从板凳上出溜下去，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站点的人手忙脚乱地掐老人的人中穴，喂食速效救心丸。后来，老人的女儿赶过来，陪他上了急救车。车行半道，老人醒过来，说自己是低血糖，不用去医院了。两三个月之后，老人又发作了一次。
发生意外的那天早上，老人下楼倒垃圾，看到戚建兰还打招呼。那是疫情管控刚刚放开的时候，老人说自己有点发烧，但问题不大。中午，老人在家拖地，突然就倒下了。戚建兰每天在外面跑，很快听说了消息，等赶到时，老人还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已经不行了。天天和老人打交道，看到这一幕，戚建兰感到难受，她没敢进去，转身走了。
疫情管控放开后，小区里已经陆续走了好几个老人。还有一位80多岁的退休老人，平时省吃俭用，生病也不舍得去医院看。去年年底，老人感染新冠，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气喘吁吁，不吃不喝。那段时间，戚建兰也感染了新冠，在家休息了一周，等再次上门，看到老人已经昏迷不醒了。戚建兰赶紧让老人的老伴通知了儿女。第二天，老人就走了，临走前，戚建兰还帮忙为老人洗了澡。
《关于我妈的一切》剧照
见多了生死，戚建兰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晚年生活。目睹了太多亲人间为房子而反目成仇的故事后，戚建兰盘算好了，家里的三套拆迁房，一套已经给了儿子，剩下两套“拿在自己手里最踏实”，出租或售卖的钱用来养老。时间银行为老人提供的服务有限，更近似于一种“轻度”支持，等卧床不起时，就请个保姆或钟点工到家里来伺候。戚建兰想，到那时只要有时间银行志愿者定期上门，就算自己不能动了，应该也不会出现被保姆欺负的情况。
现在，戚建兰的时间银行账户上已经积累了540个小时的服务时间。按照规定，年满60岁就可以兑换服务了。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南京时间银行还设置了转赠功能，即自己的服务时间转赠给其他直系亲属。戚建兰想把时间转赠给自己90岁的母亲。但母亲在上海和姐姐住在一起，她听说上海和南京的模式目前还没有打通，无法兑换。
这是“时间银行”运行至今的一个困境。养老问题在现实里困扰着许多家庭，能勾动绝大部分国人的注意力，甚至有人借“时间银行”的幌子实施骗局。4月19日，银保监会发布风险提示，个别网站发布“中国时间银行上市”等虚假信息，且有名为“时间银行”的移动应用程序（App）以公益养老为名目开展投资活动，提示公众特别是老年群体谨慎辨别，谨防上当受骗。随后，南京时间银行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称，南京“时间银行”始终坚持公益性、互助性原则，不会进行理财投资、以发展志愿者名义发放现金补贴、索要保证金与注册费用等行为，并提醒公众注意防范。但在这种高注意力的背后，时间银行的实际推行却有些乏力。
《亲爱的她们》剧照
2021年，陈功参与编撰的首部《中国时间银行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发布，报告中提到，全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时间银行”。“时间银行在中国推行这么多年却没有大规模铺开，原因是多方面的。”陈功说，除了社会观念、资源投入大等原因外，时间银行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时间银行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志愿者时间交换和互惠互利的社区互助模式，它的实施需要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即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如果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即‘陌生人社会’，那么时间银行的实施难度就会加大。其次，时间银行的服务内容和质量也需要得到保障和规范化、专业化，如果志愿者提供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存在不良行为，那么就会影响时间银行的形象和信誉。”
报告里还提到，“尚未建立的及有待完善的参与评价体系造成志愿服务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不足，‘时间银行’的志愿参与成员始终局限在某一小部分群体中”。柳塘社区老年照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社区注册志愿者虽有53人，总服务时长700+小时，但其他志愿者的活跃性并不高。而本刊采访的多位其他低龄老人志愿者告诉本刊记者，一方面，他们很少用时间银行的App去接单，而是熟悉之后直接和老人联系，定向去做帮助；另一方面，他们做好事的初衷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且“做好事不求回报”，因此并不十分在意积累时间和兑换时间。
目前，基于这种情况，史秀莲团队在研究全国正在运营的时间银行基础上，对承接的多个城市的政府主导型时间银行也想了各种方式激励志愿者的积极性，除了发挥民政对时间兜底的作用，还充分发挥组织部、发改委、文旅局等政府部门给出的“积分赋能”政策。比如，在江苏无锡，志愿者在存储时间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对于一些暂时用不上服务的低龄老人，可以将积分兑换成景区门票、老人防丢失定位手环等物品。“激励可以是物质、精神多方面的，激励机制的建构需要一个过程。”陈功说，“随着本土化发展，时间银行应该允许多元模式的存在。有存储时间－支取服务的标准模式，也应当有服务后捐赠服务时长的志愿与公益模式，未来还可能有无法提供服务但购买服务的准商业模式。”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19期，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陈中华、王玲、李红英为化名）
 排版：琳琳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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