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认为最大的不幸，是有一位做乡村教师的父亲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作者三十年前的素描头像

怀念家父

——乡村小学与乡村教师

文/耕夫呓语

此文作于2016年，是我怀念家父的系列散文的第四篇，2023年清明时节，是家父离世十周年祭日，以此旧文纪念。

在我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一直顽固地认为，我最大的不幸，是有一位做老师的父亲。这使得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处在一双威严的目光监控之下，心怀畏惧而又无从逃避。我为此陷入深深的不安和苦恼之中。

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以羡慕的眼光，看别的小伙伴们利用课间十分钟大搞恶作剧。比如，冷不丁地揪一把女同学的小辫子后，嬉笑着躲进男厕所；或者被女同学欺负后，勇敢地闯进女厕所，在一阵花喜鹊似的惊叫声中，将躲在里面的丫头片子拉出来；或者手握一块大大的土疙瘩，瞅准了时机，向正在“蹲坑”的同学的小屁股下面的粪池，奋力地抛掷过去，如此等等。

童年时代，乡村小学的老师，如同那时的赤脚医生，都是全科的，身兼数职。语文、算术，外加偶尔的体育课。无非寥寥的那么几门课。而所谓的体育课，其实就是老师看管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学校的土操场上尥撅子撒野而已。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图源网络

记忆中，还学过两天的珠算课。然而，对于顽童来说，乘法口诀已经成为一大忧患，还要背诵珠算口诀，简直呜呼哀哉！那些乌黑油亮、活蹦乱跳、噼啪作响的算盘珠儿，在我们纤细的手指下，简直就是一群无法驯服的精灵，让我们大伤脑筋。如同今天某些被家长逼迫着学钢琴的孩子，那一排排琴键，无论如何不能像电脑和手机的键盘一样引人入胜。

除了期盼体育课，还有两门稀有的课程，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因为如同体育课一样，能让我们有名正言顺的撒欢的机会。

偶尔的“劳动课”，具有典型的农村特色。乡野生长的孩子，并不缺少田间劳作的机会。但是，这种轰轰烈烈的集体劳动，给我们幼稚而富有表现欲的童心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它比在父母的指使下干自家的农活，更让人体力充沛，兴奋异常。

“劳动课”大多数都被安排在麦收季节。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校的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如一群黑压压的麻雀，扑向麦收后的田间。

午收后的原野，变得空旷而开阔。初夏的热浪，在大片裸露着金黄色麦茬的田野里欢快地跳动。我们并不惧怕热浪的炙烤，每一个伙伴都弯腰低首，踟蹰在麦茬地里，专心致志地捡拾麦穗。如同《拾麦穗的女人》那幅名画里的所描绘的情景。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图源网络

在那个年代，私自捡拾麦穗是“资本主义”尾巴之一而受到禁止。但学校集体组织的捡拾麦穗，是被允许的。

我们把捡拾的麦穗用几根麦秸捆扎成束，如同一朵盛开的金菊。我们把它倒夹在腋下，为的是避免麦芒对身体和脸部的侵扰。当腋窝夹不住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喜悦和自豪，兴冲冲地交到老师面前。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上午，一束束捆扎的麦穂就会堆起一座小丘。老师把麦穗集中在学校的土操场上，摊开了，借生产队的牛和石碾子，碾压脱粒。黄昏时分，趁着如火的晚霞，借不知从何处飘来的一丝晚风，扬弃干净，然后拉到公社的粮站卖掉，以补充教学经费的不足。那时，老师们给这样的“劳动课”起了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勤工俭学。

打麦场上，老师们回家吃午饭或午休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学会被安排看场。一是为了驱赶馋嘴的麻雀，二来是要防止有少数自私的村民觊觎我们的劳动成果。

“劳动课”有时候也会被少数的老师用来假公济私。全班的同学，被老师带到自己家的自留地里收割小麦。这样的老师，往往是家里的孩子未成年，缺少劳动力。在抢收抢种的季节，这样的行为，并不会招致其他老师的轻视和讥讽。无论是为学校拾麦穗，还是帮老师家割麦子，我们都格外的卖力，绝无偷懒的念头。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音乐课”这么文雅的称呼，所以，还有一门我们心向往之的课，孩童们称之为“唱歌课”。

父亲喜爱音乐，也是大队“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首席”板胡手。教唱歌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身上。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图源网络

父亲时常用整张的白纸（大小和作用都如同现在的投影屏幕），他把要教唱的歌曲，连词带谱，用毛笔黑压压地誊抄在上面。每到唱歌课的时候，父亲就将那一卷白纸夹在腋下，在我们兴奋而期待的目光中走进教室。

在“起立！”“坐下”的例行礼节完毕后，父亲展开那些白纸，转过身子，用帽儿钉将它们高高地钉在黑板正中的上方。这样，即使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也能够清楚地看清上面的字。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张写满奇怪符号的白纸，不过是一个摆设。虽然有些纳闷，这些平时在算术课本上出现的从1到7的数字码，为什么在它们的头上或脚下标上圆点或横线，就能用来唱歌。然而，我们并不深究。能够张大嘴巴，扯开喉咙，跟着老师亦步亦趋地嘶喊，的确是一件无比快乐，令人亢奋的事，足可忘却一切由于语文或算术课所带来的烦恼。

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事。我的父亲在教唱几遍后，会点名让某一个同学站起来单独唱，以检验教学效果。如果你在忐忑不安中，被老师威严的教鞭（类似于半导体天线，但比天线长，可以收缩）点中了，世界的末日就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唱歌，本来就是一件让人极其害羞的事，如果再加上跑调，就简直让人无地自容了。但是，“东郭先生”原形毕露之际，恰恰是小伙伴们最欢腾哄笑之时，就连一贯严肃的老师，此刻也会哑然失笑。这是全班气氛最为热烈欢快之时，如同一首歌唱到了高潮。

不管你相信与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成年后的一言一行，都被打上童年的烙印，与童年情结密不可分。而音乐之对于儿童心灵的濡染和润泽，胜过一切物质的侵蚀，因为，儿时的歌声可以永远保留在记忆的深处，让我们终生难忘。所以，现在，每当我和我的弟弟兴之所至去K歌时，总喜欢点小时候父亲教过我们的歌。

这些歌曲总是勾起我和弟弟对已经辞世的家父深深的思念之情。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图源网络

作为亦师亦父的双重身份，父亲在什么时候充当什么角色，是泾渭分明，毫不含混。

那时候，一个远房的同族叔叔，高中毕业后，回乡和父亲做了同事。父亲天性豪爽好朋，两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所以很快就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然而，有时候，为了教学的问题，却会争的面红耳赤，甚而至于大动干戈。

可能是因为在父亲的课堂上太受压抑的缘故吧，有时，在其他老师的课堂上，我就不那么安分守己。这种略带点“猖獗”的不安分，终于有一次激怒了那位族叔。在他的一堂课上，我由于故态复萌，竟被他揪着耳朵拎到教室外面的土墙边面壁思过去了。

也许是儿童的皮肤有些薄嫩，更多的是因为耳垂积垢太厚。下课后，经过极富同情心的小伙伴们对我的仔细围观，发现我的左耳垂被拧脱了一点“皮”。

上了学的孩子，早晨起来是羞于让妈妈给洗脸的。然而自己洗脸却比较马虎。沾水的范围也只是以鼻尖、嘴巴和眼睛为中心，稍微扩展到面颊。妈妈称之为“猫洗脸”。耳朵由于地处偏远，大多数时候都无缘与水亲近，久而久之，就会在耳廓上积累一层老灰。

于是，我在一帮小伙伴们的簇拥下，抽抽嗒嗒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这当然有告状的意思，也有作为儿子受了委屈后，跑到父亲面前鸣冤的意味。

然而父亲无动于衷，他只是轻声问了一句“他为什么要拧你的耳朵呢？”只这一问，我的抽泣声戛然而止。父子之间的心灵是有感应的，我已经意识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果不其然，父亲猛地站起身，伸出左手，揪住了我的右侧耳垂。

若干年后，当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时，我已经走向工作岗位了。

我的那位族叔，竟然在四十出头的年纪，患上了肺癌的绝症。我那时刚刚参加工作，父亲就带他来到我工作所在的城市蚌埠看病，我一直陪着他们。

正值人生的盛年，又有一副长期从事田间劳作锻炼出来的结实的身板，怎么会患上这样的病？他们一直存着小城市医疗技术低下而可能“误诊”这样的侥幸心理，拒绝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把对生命的留恋和希望寄托在了万人敬仰的首都。于是，父亲带着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当时，父亲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国家航天航空工业部医院做护士长。他们是奔着她去的。

《我的教师生涯》剧照图源网络

对于父亲带族叔到北京看病一事，老妈一直耿耿于怀，但又无力阻拦。以至于在后来的两年里，每次我回老家过春节，她都背着父亲向我倾诉。我内心不以为然，而脸上却以极认真的态度听着她对父亲的控诉。母亲的忿忿不平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为人妻的天生的醋意。她坚信父亲是以带人看病为由，到北京找女同学叙旧去了；另一方面出于为人母的对家庭的关切。父亲是揣了他一个月微薄的薪水到北京去的。他不愿意再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兄弟兼“战友”再多一份负担。我那时虽然参加了工作，下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没有成人，仍然是要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持生活。母亲的心疼和唠叨，是自然的。

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当北京的诊断结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两个乡村教师陷入了沉默。父亲的同学建议族叔立即就地住院治疗。

一个乡下的民办教师，那是还没有公费医疗的待遇，如何负担得起高昂的医疗费用？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族叔抬起头对我的父亲说“哥，你带我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咱们就回家吧！”

两个月后，一个月色皎洁的午夜，一位走夜路的村民，看到一团黑影匍匐在野地里的一座新坟前。那黑影颤抖着，从胸膛的深处发出“呜呜”的悲鸣，让那位夜行的村民毛骨悚然。

那是喝醉了酒的父亲，在用特有的方式，哀悼他的兄弟和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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