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第2931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陈屹视线】导语
如果不是周励女士这篇还原历史中的瞿秋白：解密《多余的话》一文，我的脑海里还停留在童年记忆中“打倒大叛徒瞿秋白”声讨大会上的控诉之音。
周励自问：瞿秋白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怎么就成叛徒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家王海龙定义：瞿秋白才华和气质无两。
散文家梁衡更是感叹：瞿秋白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实在令后人惋惜。
36岁就义的瞿秋白，到底何许人也？他的命运为何如此蹉跎？
作者实地考察，档案解密了这位历史上备受争议的瞿秋白，以此祭英烈不朽！
秋之白华祭沧桑
——踏寻英烈足迹， 解密《多余的话》
作者：周励
《序言》
我的寻觅瞿秋白、解析《多余的话》田野调查踏访路线：
浙江萧山杨之华纪念馆——‍
萧山沈定一故居——
江苏常州瞿秋白故居纪念馆
常州三杰纪念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上海山阴路鲁迅故居纪念——
上海山阴路瞿秋白故居遗址——
潮州秘密交通线旅店——
汕头秘密交通线原址纪念馆——
长汀国民党36师师部瞿秋白关押地——
长汀中山公园八角亭瞿秋白饮行刑酒处——
长汀罗汉岭瞿秋白被杀害处、瞿秋白纪念馆——
瑞金沙坪坝瞿秋白担任苏区教育部长办公居住旧址——
于都长征出发地（王明博古抛弃宿敌瞿秋白）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看到你亲自踏访瞿秋白牺牲地等一手资料，颇为感动。有这些珍贵亲历资料，值得日后写出来。瞿秋白才华和气质无两，是一个值得纪念和敬佩的人。
瞿秋白才华人格在近代史上除了王国维、鲁迅几无人可比。献身民族解放，远非胡适陈寅恪钱钟书之流后来招摇者可望其项背 ... 更是徐志摩辈风花雪月者须永远仰望之鸿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家 王海龙
瞿秋白就义时才36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了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他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
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
——散文家 梁衡
上篇
（一）
在我少女时代1966-1967的记忆里，从上海常熟路、衡山路到康平路不计其数的街头标语中，最醒目的一条是“打倒大叛徒瞿秋白” ，高音喇叭不时播放中央领导关于瞿秋白是叛徒的最新指示，八宝山他的烈士墓也被砸毁。我寻思：瞿秋白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怎么就成叛徒了？ 
那时我们学校热血沸腾十六、七岁的男生们喜欢踩着黄鱼车带我从位于康平路的中学出发， 去遥远的五角场复旦大学“串联”， 我姐姐是复旦大三学生。
不知从哪位大学生手里，我拿到了一本油墨印的《多余的话》， 封面上是两道醒目的红色打叉，回到常熟路瑞华公寓后阳台我一口气看完，似乎明白了大街小巷批判“瞿秋白大叛徒“的原因；最震惊的是他在《多余的话》“告别”一节中三次把自己叫作“叛徒”。而在“我和马克思主义”一节中又袒露了与其相反的心声：
“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瞿秋白和布哈林的对话也引起我的好奇：
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
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二万余字结尾处，瞿秋白动情地写了一段感情饱满昂扬的话语， 这也是我在长汀、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和萧山杨之华纪念馆所见唯一一句关于《多余的话》的摘录：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那时的我捧着油印本想， 他是多么希望活下去啊！
年轻的常州女讲解员告诉我， 这是纪念馆唯一与《多余的话》有关的文字。而这与我第一次在上海冬日的凛凛寒风里看到这段话， 转眼已经56年过去了。
诡异的是，56年前就在我阅读了《多余的话》不久，我自己也差一点被打成“叛徒”——文革的叛徒。
那是因为，我看到上海老市长老书记在文化广场和淮海中路被游街批斗遭受侮辱，老舍、傅雷、叶以群等文化名人在运动刚开始就自杀了， 而瑞华公寓和武康大楼还是不断有人跳楼，上海夜空充满了死亡恐怖的气氛。
各地武斗愈演愈烈，四人帮得意忘形处处狞笑。17岁的我斗胆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呼吁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果自然很悲惨。
这些我都写到1992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序言中：
如果托尔斯泰大师还活着，该如何感激这个把娜塔莎的灵魂奉献给本世纪的美国女人（奥德利·赫本）！当我17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
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批评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边缘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
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17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
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ff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
在那个乌云密布的年代，我还算幸运， 没有像张志新、王佩英、林昭那样惨烈赴死。我从心底敬佩她们这些文革的叛徒，于是我对文革中被指控是叛徒的人抱着与生俱来的同情，譬如瞿秋白。
去年在杭州的采风活动中， 我提出要去萧山访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故居， 杭州市侨办立即热情专程安排。新建不久的杨之华纪念馆，位于萧山衙前凤凰山下，白墙黛瓦掩映在葱葱绿意中，古色古香的大宅回映着杨之华大家闺秀的背景。整个展览颇为震撼。
瞿秋白被杀害前在中山公园八角亭（如今秋白亭）的遗照神情优雅，从容淡定，仿佛是去春游踏青，他严辞拒绝了蒋介石人马的九次劝降，视死如归走向刑场。联想向忠发等叛徒被国民党枪毙时浑身发抖，跪地求饶，我不由对瞿秋白倍加肃然起敬。
也是在杨之华纪念馆，我看到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在1955年瞿秋白去世20周年时，为瞿秋白扶棺落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并举办隆重的追悼瞿秋白烈士仪式，而文革中瞿秋白被鞭尸扬灰，举国声讨，遗孀杨之华更是受尽凌辱殴打，关入秦城监狱，1973年临终前奄奄一息的她对妹妹讲：“我知道的太多，他们就是要整死我。”
瞿秋白就义前在中山亭遗照
作者在萧山杨之华纪念馆  ‍
（二）
1935年瞿秋白慷慨就义，身后大起大落，大褒大贬。屡次得到“永垂不朽”的高度评价，又多次被定性为“叛徒”。世人说，一切皆因 《多余的话》，即害了他本人也害了他挚爱的妻子。
至今瞿秋白和妻子的纪念馆都不把《多余的话》中要害的段落拿出展示，其善良愿望当然是为了珍惜烈士的“璀璨羽毛”。而我，偏偏想钻入瞿秋白的大脑肺腑中，看他是以何等动机写了这些被后人诟病争议的“叛徒”说——《告别》（摘自《多余的话》有简略）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
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
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笔者对《多余的话》进行田野调查时确信，瞿秋白就义前即写《多余的话》的1935年5月， 正值苏联共产国际“党棍”“内斗老手”巴维尔·米夫与学生王明、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篡党夺权”，一脚踢开中共第一把手瞿秋白，篡夺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大权。
1927年危难存亡时刻，瞿秋白主持八七会议并担任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总书记，抵达政治生命的鼎峰。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结党营私，惯于钻营。他一手炮制了“江浙同乡会”冤案，以此打击瞿秋白。忍无可忍之际，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这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眼中钉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以及盛忠亮、李竹声等，他们手段毒辣犹如黑帮。
以上几段文字里的叛徒论可以视为瞿秋白的悲愤之情及对这批败类的嘲讽与鞭挞。
正如长汀瞿秋白纪念馆一进门赫然可见陆定一《忆秋白》序言，揭示了瞿秋白悲剧人生的根源：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
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
查阅莫斯科中山大学20年代关于王明向忠发诬陷瞿秋白是“反革命小集团”江浙同乡会总后台的资料， 可见米夫王明博古不择手段残酷打压聚集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瞿秋白周围的学生们，以致与瞿秋白感情最密切的三弟瞿景白在愤怒抗议后被失踪（据信他与多年之后的俞秀松一样被苏联专制警察杀害），三弟瞿景白之死对瞿秋白心灵留下了悲怆阴影，或许还有惊恐与消沉。
在莫斯科，实际情况是一个俄党阀（米夫）+四个大叛徒（向忠发、王明、盛忠亮、李竹生）陷害了一个理想主义才华横溢的儒雅君子，逼他退位， 撤除从中共党第一把手到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一切职务，逼他没完没了写各种检讨。
对于瞿秋白来说，共产国际的决议“终止”了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和身份，也使他与米夫之间的冲突有了不公正的结局，瞿秋白在就义前书写《多余的话》回忆中山大学这段痛苦经历，写道：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的确，是莫斯科指示：把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赶出政治局。
据有关档案，把瞿秋白赶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治委员会1930年12月18日给远东局的电报中作出的。
12月10日，米夫代表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信，批评瞿秋白等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王明）表现出了不能容忍的“不老实“态度。
正是这个盛气凌人的米夫，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1937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是政治反革命。很快，多疑的斯大林将米夫逮捕、关押。米夫一手提拔起来并送入中共一把手宝座的王明，在恩师落难之时却立即反水，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为取悦斯大林，王明将米夫批得体无完肤，令后者瞠目结舌彻底崩溃。
1938年米夫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王明则靠见风使舵的本事吹捧东家、攻击对手，成为克里姆林宫一个政治棋子儿，死后被勃列日涅夫厚葬在新圣女公墓。他的雕像距离赫鲁晓夫不远， 笔者曾三次去新圣女公墓。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王明在新圣女公墓雕像
参与迫害瞿秋白的大叛徒向忠发、盛忠亮、李竹声旧照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十六、七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
瞿秋白
于死地。

即使瞿秋白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但他依然是党内理论家。他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发表于1933年六、七、八这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的文章。
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
但是，这些文章又照例给瞿秋白带来了灾难。
1933年9月22日，那时米夫还不可一世（五年后被枪毙），王明在莫斯科担任（瞿秋白原来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总代表兼共党第一把手。
心狠手辣的王明遥控指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
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全党“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1933年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
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王明断然拒绝了“异己分子”瞿秋白希望参加长征的请求）
1933年底执行批判瞿秋白斗争任务的是王明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李竹声（此人1934年6月被逮捕后立即叛变，成为中统特务)。
临时中央局迁移到苏区后，李竹声被博古指为上海中央局书记， 专门揪瞿秋白作为斗争靶子，对于强加给自已的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罪名，犹如在街头被黑帮老大迎头毒打一顿，无处述说满腹冤屈，瞿秋白这位儒雅书生完全处于惊鄂、惶恐与绝望之中。
瞿独伊回忆：“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李竹声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
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王明博古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王明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
而另一个知名叛徒盛忠亮在六大以后， 根据王明授意对瞿秋白进行恶毒攻击和陷害， 他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振振有词：
“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而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为了论证我的指责，我引证了大量他们的讲话和文章，提供了关于他们进行幕后活动的充分证据。”
和文革中人们司空见惯的一样，这些所谓证据都是别有用心的蓄意捏造！他们进而把瞿秋白与托派连在一起，当时在中大学习的杨之华也受到严历处分，陆定一曾一度被开除了团籍。
综上所述， 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热衷斯大林式内斗的党阀米夫（ 最后被斯大林所杀）如何利用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心家王明和三个叛徒——向忠发最初指责莫须有的中大江浙反革命小集团， 盛忠亮与李竹声则充当打手，大肆诋毁心如明月的江南文人瞿秋白。
试想我若在文革中被关押在四人帮的牢房里， 我也会说：严格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文革）叛徒的一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0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在井冈山烈士雕像纪念公园，我看到了许多冤魂，如王佐，袁文才和一大批永新革命者（永新共产党几乎被自己人杀光）。苏联向中国输入十月革命的同时， 也输入了频繁清党整肃、以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的红色恐怖，大约50%的井冈山墓碑上刻着“错杀”二字。瞿秋白也是在党史上被错杀的志士，不同的是米夫王明将他的头颅按到了国民党的铡刀下！
作者访问瑞金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礼堂
作者在井冈山烈士山贺子珍、王佐、袁文才雕像前
作者在长汀关押瞿秋白的牢房里。
他在这里写了《多余的话》

（三）
我的田野调查路线是从浙江萧山杨之华的故居开始的，无论是丈夫的高光时刻譬如英姿勃勃连作九个小时中共六大的报告， 或者是被嫉恨者包围攻击污蔑陷害，工资被扣生活艰难肺病频发痛苦时光，杨之华始终深爱着丈夫，像冬日的太阳照射着丈夫。
即使在最后他不得不去瑞金却被上级拒绝她陪伴同行的日子。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深情写道：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
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
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
我还留恋什么？
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杨之华出生大户人家，前夫沈剑龙（后来成为瞿秋白的朋友）的父亲沈定一（沈玄庐）是浙江巨富，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元老以及著名刊物《星期评论》的创始人， 杨之华曾在《星期评论》担任编辑。沈定一的私人纪念馆就在杨之华纪念馆边上。
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就是受沈定一《星期评论》委托，陈望道完成翻译后，嘱托沈定一的学生、后来担任中共共产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的俞秀松亲自将译稿送给了陈独秀，发表后如一声春雷，在中国产生了强烈影响。
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大的好友俞秀松也被王明嫉恨。1937年肃反运动期间，王明和康生利用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公报私仇，污蔑俞秀松是“托派”。斯大林听后信以为真，俞秀松在新疆被王明下令逮捕并绑架至苏联，1939年被苏联秘密警察枪决。
早在1917年，沈定一即受孙中山委托，去俄罗斯考察十月革命，他思想产生了飞跃。1920年，《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来上海帮助中国建党，上海方面一共7人与维经斯基会面，其中6人为《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和撰稿人，沈定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沈定一与陈独秀、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七人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并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
沈定一遗像
作者在萧山访问沈定一的孙子
沈定一与中共早期发起人
中国共青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烈士
沈定一担任主编的《星期评论》
委托陈望道翻译的第一部《共产党宣言》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
瞿秋白的同学兼入党介绍人张太雷作翻译
1923年8月，孙中山联俄联共，组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再次邀请沈定一与蒋介石，张太雷等赴苏。
1924年1月，沈定一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产生了国民党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共产党人占10名，沈定一和瞿秋白、李大钊、毛主席、张国焘等10人位列其中。
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这证明该宣言草案，是由联共（布）（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代表共同拟定的，而孙中山就是此项工作之领导人和指导者。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沈定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928年8月，他成立自治筹委会，秘密反蒋，结果在赴莫干山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枪杀。沈定一孙子告诉我，是蒋介石让何应钦派出的刺客。
才华横溢的诗人沈定一死时，才45岁，正值人生盛年。
杨之华从浙江萧山大家闺秀转而成为职业革命者，曾一度担任中共妇女部部长，与她公公沈定一和第二任丈夫瞿秋白及密友向警予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4年底，瞿秋白娶了沈定一的儿媳杨之华，沈定一对瞿秋白有了看法（以后详述）。
我同沈定一的嫡孙会见畅谈，对瞿秋白的挚爱杨之华的成长背景、两次婚姻与中共早期党史获得了一幅较为清晰的画面。
在杨之华纪念馆，我看到一枚玉石方印“秋之白华”——那是瞿秋白送给杨之华的定情物“鸳鸯印”：“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等纯情唯美，何等血色浪漫！
而杨之华付出的，却是秦城监狱七载岁月凄凉离世的生命代价！她的惨死，唤起我追寻瞿秋白人生履迹的强烈愿望 。
瞿秋白与杨之华
瞿秋白、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
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
1955年6月
周恩来、董必武、彭真、杨之华等
在瞿秋白八宝山落葬仪式上，
陆定一致悼词

（上部完 待续）
写于2023年3月15日
作者：周励
美籍华人作家，1985年赴纽约州立大学自费研读MBA，1987年经商。1992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发行160万册，获“十月”文学奖。2006年出版《曼哈顿情商》，2020年出版《亲吻世界—哈顿手记》，被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推荐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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