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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起步期，年轻的科研人员往往要顶着各种压力从事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有精神上的、生活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特别是当这些工作几乎是没什么报酬时，工作的压力就会成倍放大……
图源：Laura Lezza/Getty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 Natalia Ingebretsen Kucirkova 是挪威斯塔万格大学一名研究儿童成长领域的教授。在早期研究职业生涯中，她曾经在在英国开放大学深造。那段工作经历，因高压内卷而让她十分难忘。
压力很大，看不到尽头
在高水平大学，对奖学金和职位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获得博士及博士后职位，她主动“加码”，把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一周7天，每天工作12小时，一次连续工作几个月，只为了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长时间的工作自然会有更多收获。一方面她为研究成果成功转化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她也失去了很多。以工作为人生核心，其他一切都要靠边站，这让她付出了健康和正常生活的代价。
“这些年来，我在博士后‘打零工’和担任讲师工作上花了大量时间，做出了很大牺牲，期间还要确保论文发表来保住明年的工资补助。导师告诉我，出版论文是‘学术界的通行证’，我就将一切空闲时间用来写作。因此，我患上了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永久性腕管综合症，然而，我却只能一边带着冰夹板缓解疼痛一边疯狂打字。”Natalia吐槽，除了病痛之外，她还要花大量时间在语言学习上。因为自己的母语不是英语，不得不为每篇论文投入额外的时间来检查是否有用错的单词而被误解，这增加了她在会议上演讲的压力，并转化为经常性的剧烈头痛和疲劳，至今仍未缓解。

图源：Andrew Baker
为了延长工作时间，她还不得不缩短自己的睡眠时间和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她常常因为疲惫在通勤车上睡过头。即便有难得的休假时间，她也要插空工作，导致男朋友戏称她“嫁给了电脑”。长期超负荷工作形成了恶性循环，Natalia却只能一边崩溃一边继续疯狂工作，不敢让自己停下来，生怕放慢脚步会让自己落后于人。
Natalia曾经以为自己的经历是个特例。但是当她读到一篇研究成功女性心理学文章的时候却发现，长时间高压工作是顶尖学者的标准“配置”。特别是来自边缘群体的女性学者因为族裔、生育、性别歧视等因素，成功机会更少而“卷”得更辛苦。从她自身来看，虽然她已经成功获得了一个永久职位，但是随着职业生涯的不断上升，她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包括并不限于学生指导、论文和资助申请的评审、部门职责、委员会职责等。同时，在工作中犯错的代价也变得更高：如果自己的低绩效耽误了拨款，是会危及团队成员工资的。
虽然她很钦佩具有学术激情与奉献精神的学者，但是，作为女性、移民、非英语母语人士，她感到，自己真的是“卷”不动了。
所以，她选择搬到挪威，组建了家庭。挪威这个国家与英国相比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方面对研究人员“更友好”。通过更好地管理时间，合理分配工作与生活的比例，她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恢复，并重新捡起了儿时的爱好——写诗，来尝试治愈自己。
她说：“科学没有上限，研究的过程可能会耗费所有精力。对工作充满激情不应等同于极端工作时间。早期职业生涯的极端工作方式对我来说是不健康的。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来让学校关注并改善边缘女性在学术界的待遇，希望更多女性能在研究工作中有更多正向收获。”
图源：pixabay.com
Natalia的经历是处于早期研究生涯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在事业起步期，年轻的科研人员往往要顶着各种压力从事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其中有精神上的、生活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特别是当这些工作几乎是没什么报酬时，工作的压力就会成倍放大。
事多钱少离家远
比如，在美国，博士生的薪水很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博士后起薪为每年54840美元。许多机构便将其设定为博士后薪酬的基准。过去一年通胀飙升，让博士生们的日子更为难过。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高的地区，博士生们提高工资的呼声尤为强烈。
对此，部分地区和机构开始尝试出台新的实验室薪资规定，给博士生涨工资。华盛顿州规定，拥有51名及以上员工的组织每年必须向受薪员工支付至少65478美元。在加州，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先后宣布，博士后的最低工资将上调为65000美元；而加州大学博士后的最低工资更是上升到71490美元。
对于博士生来说，涨工资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实验室负责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副教授Kelly Stevens说：“新政策令实验室领导们处境艰难，因为联邦的研究拨款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实验室用品等必需品也越来越昂贵。涨工资的钱该从哪儿来？”
事实上，大部分实验室领导者不管于公于私都希望能给博士生们更高的报酬来留住人才。但现实是，实验室的拨款并没有同步提高。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来应对不断上涨的员工成本，是他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图源：pixabay.com
据了解，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已经调用临时补充资金来支付工资增长。加州大学目前尚未提供额外资金。有研究人员透露，（博士后的）资金主要由联邦政府的外部拨款或私人研究金提供。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表观遗传学副教授Bassem Al-Sady采取缩小实验室规模来节约资金，他不得不担心与其他人员更多的实验室相比，自己团队竞争力是否会相应降低。像他一样，还有很多教授提出希望国会或州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变相缩减资金。
其实，即便工资上调后，新的工资待遇对于同等人才来说，在其他行业的收入都有可能随时“吊打”博士生们。更多还在科研路上坚持的年轻人们也许像Natalia一样，因为满怀对科研的激情与热忱而选择继续走下去。对于他们来说，不让研究热情冷掉，能够让学术价值与人生价值同步提升，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激励。
参考文献：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241-8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postdocs-need-raises-who-will-foot-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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