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世界政治的五大永恒目标

文：王缉思

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能给政治学者研究以启迪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促使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之后，世界政治是有潮流或趋势可言的，是有规律所循的。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等等现象，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
而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
▌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标
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
其他政治主题，基本上是达到这五个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内容。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这五大政治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
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誓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安全：个人、群体与国家生存的必须
在列举政治的终极目标时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为“安全”含义更广更深，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
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即大规模武装冲突。当今时代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安全事故造成的威胁更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维持了和平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避免战争也很有希望。但是，造成伤亡的国内暴力事件和各种非正常死亡却每天都在发生，危及国家与社会的安全。
有中国学者指出，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
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历代王朝内忧外患并提，而以内忧为主。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在当代世界上，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组织。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宣示政治意志的个人或组织，不论其理由如何，都会被指为“非法行为”或“恐怖组织”。
例如，西方国家不认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的政策，但要支持近年来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暴力行为，还是有许多顾虑。
然而，世界历史上的武装起义、暴力革命或反对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如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20世纪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等，都被广泛认为是正义或合理的武装行为。
20世纪70年代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浪潮基本结束，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斗争的合理性遂被质疑。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支持各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在政府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非暴力的国内政治纠纷，或者在国际战争中伤害平民，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谴责。
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占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战争减少了，受暴力伤害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美国学者平克指出：无论你是否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
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
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对于暴力减少的大趋势，平克给予了复杂而深入的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由此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中战争与暴力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少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传染病、毒品、自然灾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应引起安全领域研究者的更大重视。
当然，在看到人类暴力活动减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回归、战争危险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
▌财富：世界政治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
当代经济发展总是与财富增长、发达、工业化、现代化等概念相联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经济量的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
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
《论语》有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说的是孔子认为只要给的报酬高，连执鞭赶车的活儿都可以干。
金钱政治，在国内可以拉选票，在国际上可以影响他国的政治意向。从反向看，经济惩罚或制裁，也是最常用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手段之一。
人类物质生产不断发展，财富不断增加，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
据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洛斯基统计，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达到33美元。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是空前的。
她还指出，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
不过在那时，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增长并不能持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当今世界的财富积累已经不会整体上大起大落了。
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
但是，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只占12％左右。人类发展和财富积累是无止境的，但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基本解决。　　
▌自由：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
与其他许多政治术语一样，“自由”也是被广泛使用并且歧义颇多的一个概念。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不受他人武断意志强制的一种状态。
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广为人知，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当代西方思想家伯林所做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对理解自由的概念很有帮助。
伯林说，坚持消极自由的人所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自由地做哪些事？”；主张积极自由的人则关心“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
简言之，消极自由争取的是不让别人妨碍我的自由，积极自由则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坚持积极自由的人，不会甘做政治上的“逍遥派”，而是会通过选举等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以图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
▲以赛亚·伯林
人们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参与立法和行政，实际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义运用于作为整体的人群，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自由。
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族、外国的奴役，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将自由的概念用于集体，形成所谓的民族自由或者国家自由，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
但是，对于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追求并不必然增进个人自由。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宁可牺牲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本民族的专制君主以获得民族自由，而不欢迎一个由外族构成的民主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权利，还可能成为专制政府恣意限制个人自由的借口。
如此看来，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个人在本民族、本国家内部谋求自由平等的尊严，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自由平等独立是一致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
这时的民族主义也必然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不至于走向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
第二种是以名义上的民族自由、国家尊严为先导，而并非以个人自由为先决条件。统治者要求国内的个人自由服从于民族和国家的自由，甚至于把个人自由视作对于民族国家尊严的威胁，将个人自由的诉求斥责为“叛国行为”用不干涉内政原则压制国内的言论自由。这样，表面上的国际自由平等，就掩盖了国内的不自由不平等。
第三种情况是民族受到外族或外国政府的压迫，未获得自由，而且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又为自身利益而投靠外族，反过来还压制本族内部的个人自由。这时的个体自由和集体自由双重缺失，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

▌公正：政治的根本价值理念之一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约翰·罗尔斯
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在西方思想界关于公正问题的探讨中影响很大。
另一位美国学者桑德尔写道，公正涉及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
平等并不等于公正。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努力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
▌信仰：凝聚道德与文明认同
信仰是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坚定认同或相信。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上，任何有意识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以及文化信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信仰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宣扬自己是扬善抑恶、爱好和平、倡导道德高尚、主张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凝聚社会团结推动不同种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领人类进步的。
尽管宗教和教派之间却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但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
政治信仰多数具有排他性，但某些信仰体系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有相通之处。不过，法西斯主义者可以认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却未必认同法西斯主义。
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一般同民族相联系，于是民族信仰或国家信仰往往也是文化信仰。对于尼泊尔、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谈不上单独的文化信仰。
但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客观上产生了、主观上也需要一种凝聚内部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信仰。
美国的民族信仰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流价值观，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对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国信条又从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巅之城”“上帝选民”，有通过推进民主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俄罗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义相关联，也同东正教相关联，它一方面强调俄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它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定位。俄罗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怀有某种“上帝选民”的救世主意识，要求维系一个领土辽阔、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权国家。
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甚至暗含着“我们”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们”。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
理解认同政治，对深化地区国别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中东、非洲等地区，了解人们对教派、部族、民族、种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是理解国别政治的一把不可缺少的入门钥匙。
▌自由VS平等：现代政治的最大悖论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
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激烈的反抗；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
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带来了双方的无数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对抗和冲突的双方都说自己的暴力行为是维护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和平等自由。
近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和平演变”和“阿拉伯之春”，也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十字军东征等欧洲和中东历史上野蛮、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凸显了和平、安全、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宗教战争背后往往有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动机，但是近年来一些“圣战组织”的残暴行为，却未必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考虑，而是用某种信仰来蛊惑人心，达到政治目的。
受到某种“信仰”驱使的极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视任何其他道德标准和物质财富。
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以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特别描绘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对抗。
人们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公正相提并论其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三者之间存在很多悖论与不和谐之处。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于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因此，弱者和弱势群体往往主张平等，而强者要求自由。哈耶克说，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第一要件，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取自身利益的自由。
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
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但是不能用牺牲自由来换取平等。
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不能达到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假如自由失去了，那么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也不会有平等。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张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经济自由、财产私有之上的市场经济。更简单地说，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右两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公正而理性的。
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互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不情愿地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
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不难看出，同“安全”、“财富”、“自由”相比，当前世界政治中“公正”的缺失与“信仰”引发的矛盾，显得愈发严重而突出。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其研究者开拓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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