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讲中学和西学，第二部分就讲现代化。
中学，大家知道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传统习惯上都是把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直到19世纪为止的文明和学问，叫做中学。
到19世纪以后，中国开始跟西方接触，接受现代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当时就简称为西学。当时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说什么算中学，什么算西学。下面我讲的也只是我自己的体会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解，不是标准的定义。我先说一下中学。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几千年以来形成了一套行之久远、深入人心的学术体系、一套学术思想，即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系统和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中学。18世纪的时候，英国已经开始走向超级大国了，但是我们中国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待人家西方。一直到了1840年中国和英国打了一仗，大家知道叫“鸦片战争”，但英国不叫“鸦片战争”，而是叫第一次通商战争，他们认为是因为中国拒绝与他们通商而爆发的战争。结果中国被打败了，这对中国是非常大的刺激，一个天朝上国怎么被一个蛮夷打败？一些人在思想上有一些反省，觉得要学习西方的船，也要学习西方的炮。这是中国思想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最早那批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主张中学、西学都应该学，而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与西学之争跟当时政治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鸦片战争后，中国接连打败仗，越是打败仗就越强调要学习西学。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这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刺激。因为日本过去在中国看来是一个藩属，是自己的学生，但经过了明治维新，就把中国打败了。所以，1898年中国出现了戊戌变法，变法者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能够脱离整个政治社会而独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政治体制的背景和它配套，和近代的科学技术配套。这就是国会制和议会制，用它可以来沟通人民和朝廷之间的联系。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冯桂芬最早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张之洞的目的显然是不同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帝制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这表明在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不仅在科学技术要求层面上，而且在政治体制要求层面上，开始近代化了。西方近代化经过了启蒙运动，它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其核心思想是要求自由和民主。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要在大家思想上确立科学和民主的时代主潮，提出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都应该让路。所以，五四运动时期，西学和中学斗争到了高潮，最终西学取得了成功。可是这个成功并不彻底，一直到解放战争前期，还是有人赞成全盘西化，有人赞成保存国粹。不过，考虑到当时的语境，所谓中学，就是主张不要动摇中国原来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谓西学，是指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其近代化的体制，这是争论的实质。 解放后，有一个时期中学西学之争好像比较消沉了，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成为过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和西学都有正确和谬误。但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出来了。不管其语境和内涵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按我自己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学就是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中学西学之争，争的肯定是背后现实的利益，而不是学术上的真理，学术上的真理没有中学、西学之争。古代希腊有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有一个科学家商高，他早就发明这个定理了，这证明这个定理不应该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应该叫商高定理，但我们不能说三角形的定理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西方的学问，反过来不是说西方的学问中国就不能接受。作为学问或学术来说，有先后、精粗、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无所谓中西，谁先进就学谁的。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都不归某一个民族垄断，某一个国家垄断，即使是最机密的科学。我们的知识是不断进步的，学所存在的正确和错误、精和粗、高和下之分，使精的科学要代替粗的科学，真正的科学要代替伪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是不停变动的，因为科学技术是进步的，其不断进步又把原来的代替了，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应该秉持动态的观念。我们如果向北走就可以走到北极，因为我们知道北极在那里，但是真理在哪里呢？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朝着真理走就可以走到真理，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只能最大程度地依靠全人类的经验，去寻找到一点点迹象。比如牛顿的体系曾经也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现在看来牛顿的体系也不是铁案如山，但是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牛顿体系还是为人类作了巨大的贡献。可这不能阻碍我们超越它。今天被认为是真理的，也许明天就被证明不是真理。所以，对真理的定义应该有更高的超脱——真理超越时代，更超越种群。 所以，今天中学和西学之争的实质，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不过如果作为纯学术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发生中学和西学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为方便起见可以这么说，其实中学有中学的所指，比如说君为臣纲，儿子服从老子这是上道，绝对不能违抗，当时是有具体的内涵。我们今天具体的内涵是什么，这一点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只能从理论上说，我不同意中学和西学的分界，我认为不应该有中学、西学之分。 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简单地分成两段：一段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即简单的再生产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近代化的阶段，即扩大再生产的阶段。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就是使得人类的科学、知识、技术，以及与其相应的人类的思想、意识不断日新月异地进步。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这一点上。近代化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为这个世纪人类的科学开始进步，到了17世纪，牛顿的体系完成了第一步，人类科学发展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用牛顿的体系来完成的。从此以后，科学、人类的知识不断进步，人类的思想、意识、学术也随之不断进步。这个进步是古代所不能够设想的。近代化最核心的东西之一就是近代科学，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从19世纪末开始接触到近代科学开始的。起步比西方晚，就使得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必须要学西学。其实，我们要走的是近代化道路。我认为，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道路。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要走近代化这唯一的一条道路。它不是西方的，不过是西方早走了一步。我们中国人也要走，所有一切后进的国家都要走，所以，近代化就无所谓是中国的道路还是西方的道路。中国当然有中国的特色，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特色，不可能大家都按完全一样的道路走。但这个特色是第二位的，因为大家只有一条近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第一当然是近代的科学和近代的工业，除此以外是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所以，近代化是一个普适的东西，近代思想和近代科学也是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是全世界的，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
“真理就是真理，没有中西之分”——何兆武先生一语中的，直达本质。我们在学校里所学的历史，是粗略的、遥远的、冷漠的、政治的；而何兆先生的文字，则是细节的、亲近的、热忱的、人性的。
而且，作为中文界顶尖的历史、哲学大家，何兆武先生对岁月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透过他的文字，我们获得的不仅是一个资深思想者的洞见，更是一份“暗夜燃灯者的时代见证”。
我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疑惑，亦曾是何先生的疑惑，我们对生活和命运的遗憾，亦曾是何先生的遗憾。我们阅读的是何先生的文字，解答的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先知书店要诚意推荐“百岁学者”何兆武先生这本《上学记》。本书甫一出版，即获好评如潮，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四部曲”齐名，被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人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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