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我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史书

《李宗仁回忆录》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双语记录下来。

可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不管它曾给予我多少困扰，今日回思，我仍觉得我当年不顾一切，坚持把这份中文稿——这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所完成的唯一一份汉、英双语稿——写下去、留下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

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做过“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没有这根柱子，则今日这座大厦，可能又是另外一栋不同的建筑了。

李宗仁是怎样在“近代中国”发生其支柱作用的呢？我们试翻史册，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中国之所以形成当今这个局面——不管是好是坏——国民党当年的“北伐”（1926—1928年），实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础则又建立在“两广统一”这个历史事实之上。但是撑起“两广统一”（1924—1925年）这半边天的，则是广西的统一（广西统一较广东为早）。

广西于1925年秋季统一之后，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青年将领的领导之下，竟一反当时各省割据自雄的时势，而投入蜗居广东的国民党之怀抱来“共同革命”。在那个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时代，他们这三位青年将领——所谓“广西三杰”——的胸襟和气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们这一决定，才能使“北伐”从构想成为事实。而在他们这三人之中，李宗仁实是决定性的人物。他们可以无“黄”，也可以无“白”，却不可无“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