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作家靠想象力
天才的历史作家先要放弃想象力
文：巴巴拉·塔奇曼  编：少年X
想象力的贫乏，正在让世界变得平庸。在写作领域也是同样，想象力是区分天才作家和一流作家的唯一标志。
天才的作家，都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能平地起高楼，用一支笔编织出一个个精妙绝伦，让人看了拍案叫绝的故事。
如果还能有点思想与人文关怀，便可称作作家中的思想家。
但是，还有一类是天才的历史作者，他们的天才却是主动限制自己的想象力，甚至放弃想象力。
他们的天才在于，即便某个历史事实大众再烂熟于心，但读了他的文字，照样会忍不住看下去。
而巴巴拉·塔奇曼正是这样一位天才的历史作家，这位史学界的奇女子，几乎以一支笔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界、历史学界、政治界，甚至改变了大众对历史的看法。
本文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回顾，通过她的叙述，我们得以了解这位天才历史学家的成因，以及她一生写作的重要理念。不管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还是对写作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
▌只采用事实，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
历史学家永远不能保证，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
一个读者告诉我，他尤其喜欢《八月炮火》中的一段，那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是血色残阳。
他以为是我艺术加工出了一种末世景象，但事实上那是真的。

我在一个英国军官的回忆中找到这个细节，他参加了登陆，听到了雷声，看到了血色的日落。
如果存在艺术加工，那也仅仅是我挑出了这个细节，最终用对了地方。
材料的选择决定了最终作品的质量，这是我只用原始文献的原因。我对二手文献的态度是，它们有用，但也有害。
我在写作计划之初会看它们，它们引导我了解故事梗概，但我从不引用它们，因为我不想再重写一遍别人的书。

并且，二手文献中的事实是已经被筛选过的，使用它们就表明你放弃了自己筛选的机会。
我会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回忆录、信件、将领对战役的描述，不管它是否有倾向性，以及欺骗性——有时它们会这样。
即便是一段不值得信任的材料，对了解来源者的个性也有参考价值，如果此人正是事件的实际参与者，那就更好。
原始文献中的偏见是可以预见的，你应该允许它存在，并通过阅读其他版本来修正它。
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我都尽量阅读两到三种材料，就算这个事件不具争议性，它从不同见证者的角度看来，以及在他们各自的记忆中也是不同的。
更为直接的研究是实地勘察。
在写《八月炮火》之前，我租了一辆雷诺，也在一个8月，我开着它沿德国入侵的路线——卢森堡、比利时、法国北部，重访1914年8月的战场。
除了对军事行动中的地貌、距离、地形有了感性认识之外，我看到了遍野挂着成熟谷粒的小麦，也许骑兵队当年曾在那里走过。
我测量过列日默兹河的宽度；我还看到，法国士兵站在孚日山脉的高度俯视失地阿尔萨斯是一副什么模样。
我体会到了比利时道路的颠簸，并且在寻找英军司令部旧址时，险些永远迷失在杂乱的乡间路上。
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1914年骑摩托车的英国通信员要花三个小时才能搜寻25英里的范围。
▌从自我满足，走向满足大众
1904年，我去找一位女教授，她毕生都在研究美国和摩洛哥的关系。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停下来，她惊讶地看着我说，她已经做了大半辈子，怎么可能停下来。
我相信，她比在世的所有人都更了解美摩关系，但她曾想过暂停研究，花点儿时间向世界讲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吗？
恐怕没有。
研究是无尽的诱惑，但你最终需要坐下来思考，把思想转化为可读的、不偏不倚的、有趣的句子，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

这项工作是劳累的、缓慢的，常常是费力的，有时是痛苦的。它意味着对文字进行重新组织、修订、增删、改写。
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兴奋感，像是一种喜悦，一种攀登奥林匹斯山的感觉。总之，这是一种创造。
当然，我拥有绝佳的便利来把《八月炮火》写得精彩绝伦。就像丘吉尔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月是“戏剧也难以超越”。

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

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
直到最后，直到我落笔开始写尾声部分，我才完全理解我写了两年的故事的每一处含义。
▌快刀斩乱麻：历史学家要直奔主题
我在杂志社历练了7年，发现有没有好的文字，关键在于写作者有没有一双好耳朵——写作者需要倾听自己文章的声音。
很多美国作家并不这么做。
听听我的历史同行在《美国历史评论》中的这句话：“说明性的简化并未削弱他的报告的历史价值。”
短短一句话，就有五个长单词，每个都有四到五个音节。你必须读上三遍，再花点儿时间思考，才能知道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短词比长词为佳，音节越少越好。那些单音词，比如“bread（面包）”、“sun（太阳）”、“grass（草）”，干净漂亮，则是好上加好。
爱默生的一首诗几乎全是单音词，我认为这是最精美的英文诗句：
By the rude bridge that arched the flood，
Their flag to April‚s breeze unfurled，
Here once the embattled farmers stood，
And 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简陋的拱桥下河水潺潺，
他们的旗帜在四月的风中舒展，
被围攻的农场主曾经站在这里，
打响的枪声为全世界听见。
28个单词中，24个都是单音词。这是英语的至纯之境，虽然它并非这位作者的代表作。再看这首：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习惯了怒海飘荡，
你紫蓝色的头发，你典雅的脸庞，
你水仙子的风姿伴我返航，
抵达希腊的荣耀，
抵达罗马的堂皇。
读者会说，拿诗来做例子并不公平。确实如此。但是，这些诗句难道没有在文字的音律上对历史写作者有所启发吗？
我认为，真正的写作，必须写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
第一步是去粗存精。他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搜集资料，组织逻辑，挑选精华，丢掉无关内容——总之，丢掉它们——然后把剩下的综合到一起，使之形成一种发展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
扔给读者一大堆未经消化的内容、未敢确认的人名和未可定位的地名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是作者的懒惰，或是炫耀所学庞杂的虚荣。
历史学家总是被历史的旁门和枝节所吸引，但写作的艺术——对艺术家的试炼——就在于，是否能够忍痛割爱，直奔主题。
▌拒绝结果先行，为故事增加悬念
历史写作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在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故事保持悬念。
我一开始十分担心这一点，但当我进入实际写作，并且反复验证之后，就有了办法。
我发现，如果你装作并未时过境迁，忍住事后诸葛亮的聪明，那么，悬念自然而然就会自己产生。
有时，我会禁不住要提示读者某个事件对后来发生事情的重要意义，这种冲动会无法遏制。
但是，我尽量狠下心。在描写二战时，我写下的文字就像我并不知道谁将获胜，而我只是在向读者描述，是哪种方法奏了效。
当危机临近，我也开始紧张焦虑。
比如，霞飞此时坐在大本营外的树荫下，整整一个炎热的下午都在思虑，是该继续将法军撤退至塞纳河，还是接受加列尼的请求，就此调转马头，于马恩河反攻。
德军右翼正向巴黎扫去，侧翼暴露无遗。时机正在溜走，霞飞仍然端坐苦思。即便大家都知道了结果，悬念仍然压得人喘不过气。
因为读者知道，如果他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我今天都不会身在此处了——或者，你我仍在，历史则由他人撰写了。
▌从不预设系统：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
有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的本质。如今，这场争论如你所知还在扩散。
一边是宏观思想家，或者说汤因比们，或者系统论者；另一边是人性论者——我这样叫他们，取其重视“人性”的意思。
汤因比型的人着迷于寻找历史的解释。他们制作了种种系统和周期要把历史挤压进去，这样历史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形状，有了模式，有了意义。
而当历史顽皮地、毫不留情地蹦跳进错误的地方时，系统论者就忙不迭地将之归因于环境的异常。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
伟大的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爵士说过：“人类的行为记录是非逻辑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不含任何必然性。”
预设系统我不敢相信，而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更让我避之不及。对历史最近乎本意的阐释来自列昂·托洛茨基——一个同时创造和写作历史的人。
他说，历史上的因果，“都通过自然选择后的偶然事件来折射自己”。你越琢磨这句话，越觉得对。
更近一些时候，《时代周刊》文学增刊上的一位匿名评论者，用一种超于争论之上的方式评论了系统论者。
他说：“理论先行的历史学家很难避免偏爱最适合他系统的事实。”他还说：“历史读者的心里都应该有此判断。”
这简直就是我的口号。
▌中立客观：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当材料
如果历史学家找到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当材料，那么，那些材料最终会对他说出历史谜团的答案。
在某人的回忆录中，我读到尼古拉大公1914年在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落下泪来，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不堪此职的重任。

这听上去就像当代的历史观察者最应该提防的那种一厢情愿，不像真的。
尼古拉大公据说是皇室唯一的“硬汉”，以硬派作风著称，为士兵钦佩，在宫廷中凛然生威。
我不相信他会感到不堪重任，但是，他为什么流泪呢？我可以忽略这条信息，但我不想。我想找到合理的解释。
我好几天在身上带着尼古拉大公的笔记卡，忧虑不已。然后，我想起了另一起哭泣的事。

我检索了笔记，发现了一条记述丘吉尔落泪的笔记，同样如此的还有法国战争部长梅希米。
我一瞬间理解了他们，他们不是为某个人而哭，而是为世事。我的这句话几乎脱笔而出：
“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我发现这句话解释了我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原因——那个“为什么”自己出现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来自马恩河战役前夜霞飞的战斗命令。我着意把这个命令写成一个高潮，一次最后的冲锋号角，它确实就是那样。
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平静、沉闷，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我试着用了十几种方式来翻译它，但都不理想。

有一天，当我第二十次重读它的时候，它突然就顺畅了。
我发现它的平淡正是它的意义所在。现在，我在最后一章的末尾引用了它，并且补充道：
“它不是一声‘前进！’的大喊，也没有用荣誉来感召士兵。在经历了1914年头30天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预感到，前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了。”
......
塔奇曼的一生都在批判两类知识分子：
——要么画地为牢、在学术圈子里自娱自乐，掺杂的“黑话”越来越多，造出的概念越来越高大上，却唯独不说人话，与大众严重隔绝。
——要么缺乏底线。深谙传播规律，利用谎言扩大自身影响力，最后买单的却是那些被错误观念毒害的普通人。
她认为只有同时兼顾了学术深度、史料准度、和传播广度的历史学家才算合格。但不幸地是，这样的作家极罕见，巴巴拉·塔奇曼自己就是一位。
她的书不光学术界看了服气，费正清、黄仁宇等一众大佬纷纷主动背书，而且长期霸占美国畅销榜，被美国人民视为国宝级的历史学家。
她打通了学术和写作的界限：
——作品宏大、深刻，读起来比虚构的小说还要令人着迷，但却竟然不掺一丝虚假的成分，每一句话都确有其事。
正如她本人所说，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包括天气。这和当今图书出版市场上各种真假参半的所谓历史著作，有本质不同。一个喜欢历史的读书人，如果没读过塔奇曼，他不仅错过了很多美好的阅读体验，甚至很可能正带着各种对历史的偏见看待这个世界。
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等六部作品，并与近两年出版/再版的《圣经与利剑》《八月炮火》组成“塔奇曼作品集”，一共八卷九册，是迄今简体中文世界最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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