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则新闻曾引起巨大的轰动——
河南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王泽霖，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8208万元，全部捐给了学校。
2022年7月，80岁的他又将自己所得的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消息一出，无数人肃然起敬。
王泽霖一度被学生认为是最抠门的教授：住的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骑的是晃晃悠悠的电瓶车，而他目前所捐资产累计却已近亿。
这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人生。
而像这样的人生，往往会使人想起一个名字——白方礼。
从1987年开始，74岁的白方礼蹬起了三轮车，一蹬就是十余年，直到88岁。
他吃的是捡来的馒头，住的是3平米的铁皮屋，却累计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名孩子上学。
2011年，白方礼老人的名字登上了《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白方礼们”也成了一个代号，并影响至今。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世上，也许从不缺白方礼们。
他也许不凡，也许平凡，仅靠自己，就活成了一座丰碑。
在早些年的河南农业大学，经常会看到一个身影。
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骑着一辆电瓶车，往返在年代久远的家属院与教学楼之间。
他叫王泽霖，还有一个外号，叫“抠门教授”——
穿的是半新不旧的汗衫，住的是几十年前分配的旧房子。
就连应邀去全国禽病大会上作报告，他依旧穿着领子松垮的旧衣服，秋衣的袖口都翻着毛边。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2019年底，却斩钉截铁地将自己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8万元，统统捐给了学校。
这一年，他77岁。
距离他来到河南农业大学任教，已经过去了35个年头。
王泽霖教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中国经济百废待兴。
在农村乡镇，养禽业成了不少家庭的支柱产业，同样，也是危机四伏的产业。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也是禽病频发的国家。鸡瘟、禽流感等等疾病，一旦流行并爆发，可以轻易地催毁养殖户多年的心血。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打疫苗。
但在当时，大部分人还是要依赖进口疫苗，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全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78年，王泽霖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学习的就是禽病研究。
1984年，毕业之后的王泽霖，被调进了河南农业大学，从事家畜传染病教学和科研工作。
这一年，他42岁。

早期，王泽霖从事研究的实验室
搞科研，在八十年代的河南农业大学，可谓是困难重重。
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科研经费。但这没有难倒王泽霖：没有经费，那就自己赚钱。
于是，他一边在高校的讲堂里上课，一边又跑去天南海北的养殖场治病。
除此之外，他还给养殖户开培训班，手把手教他们如何预防禽类疾病；时不时地下乡义诊，为村里的鸡鸭猪羊看病诊疗……
10年之后，在那个连万元户都稀少的年代里，他就这样挣出了400多万元。
早年间王泽霖（右一）下乡服务
1994年，他将这400万全部用光，在河南农大的校园里建了两座实验楼。
这个在结婚第二天都穿着十几个补丁旧棉裤的抠搜男人，面对30多万天价的超速离心机，眼都不眨就购置了数台。
在这个实验楼里，他攻克了3项发明专利，拿到了12个新兽药证书，彻底打破了国外在禽病防疫上的垄断，“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后来，禽类养殖行业甚至有了个不成文的说头：“禽病防疫就找河南农大王泽霖”。
依靠这些药物和研究，王泽霖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了100多亿的经济效益，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
王泽霖所获的荣誉与证书
2005年，内蒙古一家药厂的负责人找到了王泽霖，问他手里有多少个研发出的新兽药，有没有意愿出售。
王泽霖没想到会有人来买，直愣愣地伸出一个巴掌：“五个。”
那人又接着追问价格，王泽霖不懂市场，就试探着说了个500万。结果对方二话不说，就以这个价格成交了。
卖药能卖500万！消息一出，整个校园都轰动了，王泽霖也成了光鲜名人。
500万的收益，学校拿了115万，学院里分了60万，剩下的钱全部由王泽霖自己支配。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王泽霖转头分得明明白白——
拿出了230万元，给禽病研究所建实验室用；剩下的自己又贴了一些钱，凑齐了100万，捐给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而捐钱这个口子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王泽霖教授
2008年，汶川地震。
刚出差回来的王泽霖听闻消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学院，把身上仅有的2000元统统交给了学校领导。
他仍觉不够，回到家和老伴商量了一下，又掏出了20万元现金，全都支援给了灾区。
2014年初，王泽霖团队准备研发新疫苗。
听到消息，4家企业几乎同时找到了王泽霖，二话不说就掏出了1950万元资助疫苗研发，条件只有一个——成果优先使用。
这种资助，在科研圈里不算罕见。尤其是王泽霖的科研成果，100%都能够完全投入社会使用。
研发的疫苗出了实验室，就能进市场创造价值，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这样，王泽霖在科研路上走了35年，科研成果的转化收入，不知不觉间，也滚到了近亿的巨额数字。
2019年底，分完了学校、学院、团队的收入之后，王泽霖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还有8208万元。
王泽霖教授（右一）
这个钱该怎么用？王泽霖犯了难。
换个房子？
王泽霖的老伴王五梅首先就摇了头：“这是我们的房子，住了几十年了，我们喜欢这个房子。”
那添置点新衣服？
王泽霖又没这个欲望：“我一辈子当马医生、猪大夫，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我穿那么好给谁看？关键是耽误干活啊。”
至于把钱留给子女这项选择，老两口更是丝毫没有考虑过：“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努力的，我们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他们也得靠自己去奋斗。”
王泽霖与老伴王五梅
最后，老两口一合计，索性捐出去得了，“得干个大事”。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
王泽霖找到了学校领导，将这8208万元全部交给了学校，只有一个愿望：建一个P3实验室。
P3实验室，正式名称叫做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
在2019年之前，河南农业大学只有P2实验室。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没有资格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及微生物实验活动。
对于河南农业大学的师生来说，这就意味着再想进行更高级别的禽病研究，不能再在本校进行。
这是王泽霖一块横亘在心头已久的旧病：“现在很多年轻老师都很困难，原来五年能研究完的，现在要拖到七八年，还要跟人家结合……”
王泽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想过这个实验室日后修建好的光景：
“到时候我们不光可以研究鸡，还能研究猪，可以分离病毒，可以研究疫苗。”说这话时，王泽霖的眼睛里仿佛闪着光。
记者表情动容，但还是为老人浇了一壶冷水：“您想建这个实验室，可是这个实验室未来不一定和您有关系。”
王泽霖不假思索地回：“只要有这个条件，他们研究出来也好啊，总会有年轻人去研究的。”
活到了这个年纪，他早已将个人的名利地位置之度外。
2022年7月，在捐出8208万元之后，王泽霖又找到了学校，捐出了300万——
这是他在2020年被授予“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奖金，自己却分文未动。
笔者有幸采访到一位曾在河南农业大学就读的学生，她说自己的专业课老师曾与王泽霖是一个课题组的同事，经常不由自主地在课堂上感慨王泽霖的简朴与淡泊。
而在学校官网中，王泽霖所带研究生发表的数篇文章，也将王泽霖的形象描述得更加具象。
在学生口中，王泽霖年过花甲，却始终没有停下奔波的脚步，他曾经累到视网膜脱落，腰椎增生和糖尿病等疾病更是早已缠上他的身体。
有一次王泽霖到北京出差，学生手里提着科研资料，准备送他去车站，“我建议他打的士去车站，他随口就说28路车就在那，坐啥的士”。
王泽霖自己也说：“我们这个年纪了，也不要什么名利了，就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王泽霖与学生
有记者问过他，想没想过“有更多的财富，生活条件会更好”。
“不不不，现在就很好。”王泽霖却立刻打断记者，“而现在，科研正需要钱。”
拳拳之心，在这个如今已经80岁的老人身上，闪着夺目的光。
而这样的人生态度，让人不由得地想起另一个曾感动中国的名字——
白方礼。
是的，在物欲横流的商业时代，逆流而行的，不仅有这个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那些大隐隐于市的平凡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天津东站的前广场上，曾活跃着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
他身材瘦弱，老态尽显，面对来来往往的乘客，却几乎来者不拒。
大活小活都会接受，路途遥远也不在乎，哪怕彼时的他，已经有80余岁。
他叫白方礼。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老人，这么一个平凡的职业，却托起了300多位贫困学子的求学梦。
这个故事，要从1913年说起。
白方礼在载客
1913年，白方礼出生在河北沧县一户贫苦人家，读不起书，也识不得字。
13岁时，他离开河北老家，来到天津谋生。
刚到天津，白方礼目不识丁，也没有一技之长，只能跟着人拉黄包车，后来又开始蹬三轮。
那些日子里，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经常挨打受骂，再加上苛捐杂税，衣不蔽体与食不果腹成了常态。
解放之后，他成了运输厂的工人，还曾拿过天津市的“劳动模范”荣誉。
白方礼的血液里，流淌着劳动人民的韧劲。
中年白方礼
虽然白方礼没有读过书，但他骨子里一直敬重文化人。
女儿还没上学的时候，白方礼就在家中挂满识字的卡片，给她安排识字的任务，一天要认二十到三十个。
对家里的孩子们，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希望，你没有希望，国家也没有希望。”
就这样，他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资助侄子考上了天津大学。
1974年，61岁的白方礼从运输厂退休后，曾“补差”去了油漆厂工作。8年后，他又办了个“人力车个体登记牌照”，操起了老本行。
直到1987年，74岁的老人决定彻底退休，回到了故乡——河北沧县白贾村。
回家的路上，白方礼看到了村里简陋的小学，心头突然涌上了一阵酸痛。
当时村里的小学年久失修，房顶只是油毡布上压着几块砖，屋里的墙上挂着稀泥、抹着白灰，孩子们的书桌也都是几块砖架着一个长木板。
如此简陋的学校和万分艰难的教学，致使许多孩子辍学在家。
于是，1987年7月23日，一场特殊的会议在白方礼的老屋里举行。
白方礼在会议上庄重宣布：他要把自己蹬车一辈子的存款，5000块钱，统统捐给村里办教育。
话一落地，儿女们全跟点着的炮仗似的，说来说去就三个字：不支持。
儿子说他：“你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你想自己吃点、穿点，那我们没意见，何必捐出去。”
白方礼一听，干脆不商量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钱我都要捐。”
白贾村小学收到捐款，喜出望外。
他们用这5000元成立了一个白方礼教育基金奖，每年都给品学兼优的孩子发一些奖品和奖状。
奖状上还盖上“白方礼教育基金”和学校的印章，这是白贾村小学至高无上的荣誉。
如此一来，白方礼更有动力了。他决定，自己要接着蹬三轮车，给孩子们赚钱去。
第一次捐款后
白贾村小学为白方礼夫妇赠匾
在74岁这一年，白方礼又回到了天津。
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月收入一千元的指标，平均到每天，就必须收入二三十元。
为了这个目标，他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出门，晚上七点多钟才回家。
有一次，晚上八九点钟都还没回来，儿女们担心，出门到处找，找不到。
当时老人身上也没有通讯工具，儿女们只好在家里等，一直等到了凌晨三四点，老人才满头大汗地进了家门。
儿女们忙问父亲干什么去了，白方礼兴冲冲地说：“我今天找了个好活，拉到杨村，人家给的钱多。”
从天津站到杨村，60多里地。白方礼连蹬带拉，折腾了一晚上，赚了60块钱。
他说，这是赚得最多的一次。
他把赚来的钱仔细清点，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好账——这是他每天回家必做的事情。
数清了今天赚的钱，就仔细地包在手绢里，再把手绢放到枕头底下枕着。
他常念叨着，等攒够了钱就捐出去。
那怎么攒钱呢？只有两个词：风雨无阻、来者不拒。
夏天，他在烈阳下奔波，一度累到中暑，也强撑着送客；冬天，老人与满身的雪，更是天津东站一个显眼的存在。
有一次，一家住在五楼的人家搬家，要搬一些桌椅板凳。他们找到了白方礼，给他五块钱，问他干不干。
白方礼回来说起这件事，所有人都劝他别揽这个烂摊子，“不值当的，钱太少了”。谁知，白方礼还是撑着年迈的身子去了。
五楼，十数把桌椅，八十多岁的老人数不清要上上下下多少次，只为了五块钱。
他说，五块钱也是钱，我得一点点攒着。
攒够了钱，他就到处找学校送钱。
天津市红光中学里，有不少贫困的藏族学生。白方礼知道消息后，去学校找到了校长。
见到校长，老人直接表明来意：“听说你们有藏族学生，挺困难的，我来给他们送钱来了。”
说罢，送上了900块钱——全是零钱，从两毛钱到十块钱，卷成了一个厚厚的卷。
白方礼与藏族学生
1994年，81岁的白方礼又把整整一个冬天挣来的3000块钱，捐给了一所高校。
他把钱交给校长，校长握紧了老人的手，连连感激：“我替学校的贫困学生感谢你。”
这天，从学校回来后，白方礼辗转难安。他总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仅靠蹬三轮，帮不了几个学生。
他决定，把自己的两间老屋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公司，赚钱支教。
1995年11月30日，一辆流动车停在了天津东站前广场，上面挂着一条横幅——白方礼支教公司食品服务部流动车。
82岁的白方礼成为了董事长，他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作，主要生意就是卖食品和水果。
他把摊子交给了员工负责，自己主要收入还是来源于蹬三轮。
白方礼支教公司
公司成立的第一天，他就和员工说：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
每个月，他都给公司定下了八千块的捐赠指标，如果收入达不到，他就找儿女借。甚至，哪怕员工的工资不发，捐赠的钱也不能少。
员工们也曾有过怨言，劝他要不就少捐一点，最起码要保证自己的温饱。
白方礼一听，瞪了眼：“你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思想！”
在白方礼心中，那些捧着书本的孩子，比自己还要珍贵，那些闪着希望的眼睛，更容不得自己懈怠。
每月的1号或者10号——这是他定下来要去学校捐款的日子，他就带着公司的总经理和会计，兴高采烈地奔赴学校送钱。
因为学校离公司比较远，其余两人都想坐公交车去，但白方礼坚持要蹬着三轮一起去。
让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蹬着车载着自己，两个人都觉得良心难安。
他们也曾劝过老人安心在家里待着，他们去帮他捐钱，保证把事办得稳妥。
白方礼不同意，他把这一月一度的捐钱，看作是自己人生最荣耀的瞬间，他要亲自去见证。
白方礼与捐赠小学的学生
2001年初冬的某天，下了一夜的雪，地上都攒起了一层白色的冰面。
88岁的白方礼骑着三轮车，去了耀华中学。
他骑了一个多小时，中途还摔了一跤。到学校办公室的时候，他湿着半边裤腿，整张脸上都是冰碴。
耀华中学的老师大吃一惊，忙问他：“这个天，您还来干什么？”
老人脱掉身上的棉袄，掏了半天，掏出来一卷钱：“我给孩子们送钱来了，刚发了工资，等不及了。”
这一卷钱还带着老人身上的体温，足足有500元——这也是他捐出的最后一笔钱。
当时的学生接过钱，心里都不是滋味。有一位学生后来说：“我觉得我拿的不是钱，而是白爷爷的血和肉。”
白方礼与耀华中学的学生
从74岁捐出第一笔5000块算起，白方礼共捐了35万。
曾经有人计算过，如果按照每蹬一公里三轮车收5毛钱来计算，老人的贡献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骑行了18圈。
别看白方礼对学生如此大方，35万元巨款说捐就捐。
实际上，这35万元，可以说是将老人的个人生活压榨到了极点。
白方礼有三个孩子，儿女们各有所成，每个月都会给老人一些赡养费。
按理说，儿女孝顺的钱，再加上自己蹬三轮的工资，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吃饱穿暖还是能做到的。
他连块肉都舍不得吃。
白方礼的酱油泡饭
家里炖了肉，他往往只夹一块肉，就不停地吃米饭。
儿女们劝他多吃点，他只说：“我这肚子是个无底洞，我吃多少都没饱。”
有次发了高烧，他还要坚持外出蹬车。回家后，家里人又给他炖了肉，他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躺在床上咂着味：“真香啊。”
每天早上出车时，白方礼就带上两个馒头出门——偶尔带一个咸鸭蛋，如果家里有的话。
有时候走到馄饨馆，他会端着自己的茶缸子，倒一点别人剩下的馄饨汤，蘸着馒头吃。
如果有剩的包子，他更是会拢过来，见不得一丁点浪费。

白方礼儿媳提及老人落泪
他甚至连水都舍不得用。
早上起床，洗脸的水仅仅没过毛巾，他拧干毛巾擦一把脸就走。到了晚上，他就在早晨剩下的水里掺点热水，用来洗头。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三轮车两边的白布和小旗，他经常洗，保持得干干净净。
白布上是他的身份，上面写着：“支教模范，为全国人民服务”；
小旗上是他的坚持，上面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
白方礼整理车上的小旗
后来，为了在车站拉货方便，白方礼索性住进了流动车旁边的铁皮小屋，8平米的空间，一住就是六年。
走进小屋，入眼就是一个窄小的铁架床。
白方礼身高一米七多，睡觉几乎伸不开腿。他就在床尾摆上两个凳子，躺下之后，脚就搭在凳子上。
天津的冬天，晚上能达到零下十度。白天，他顶着风雪出去拉车，晚上，就缩在铁皮屋内。
儿媳来给他送被子，结果白方礼转头就捐给了一个来天津打工的孩子，自己依旧盖着曾经的旧被子。
到了夏天，他还要进一车西瓜，摊在自己的铁皮屋门口，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直到天津东站整改，小屋拆除，白方礼才搬了出来。
铁皮小屋与在其中生活的白方礼
老人不仅对自己严苛，连带着家人，他也一视同仁。
1996年，国内一家知名电器厂听说了白方礼的事迹，看老人家里连个冰箱都没有，就给老人送了一个冰箱。
当时老人还没有搬进铁皮屋，房子位于五楼，楼道里乌漆麻黑，还堆着好些蜂窝煤。厂方派了四个年轻小伙，把冰箱送进了家门。
谁曾想白方礼强硬拒绝：“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和女儿，沾这个光。我要是收了你这个冰箱，我就等于有私心了。”
四个人没办法，又抬着冰箱下了楼。
白方礼的小女儿白金风下岗后，家里一度非常困难。女儿去找白方礼求助，想去老人的支教公司挂个职。
谁知竟被老人急头白脸顶回来：“下岗人这么多，你要没我你就不吃饭了？比你困难的有的是。”
白金风不理解，跟在父亲的三轮车后面哭诉，白方礼却不管不顾地往前骑。
白方礼老人
不仅是家里人不理解，社会上的人更是难以苟同。
那些年，很多人把这个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老人当作一个乞丐、疯子。
他们说他“犯愣”，骂他“老傻帽儿”，更难听的话比比皆是。
而就是这样的生活，晚年的白方礼面对记者，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享福”。
他甚至还能列出有关自己享福的证明：“个人愿意走这一步，怎么走的，最后实现了，这就叫享福。”
他从不奢求自己资助的学生会回馈给自己什么，他只说：“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车，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2000年元旦，耀华中学组织学生去慰问白方礼老人。
白方礼老人戴了帽子，刮了胡子，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天津的万国桥。
学校本来计划着，要给他们在万国桥下合个影。谁知老人却不愿意，说：“这是外国人修的桥，我们去世纪钟合影吧，那是中国人建的。”
话说完，又加了一句：“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做贡献，造出比外国人造得更好的东西。”
这才是他心中的，需要孩子们回报的东西。
白方礼老人
2004年，91岁的白方礼躺在病床上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声音已经颤抖，眼睛也变得浑浊，却依旧肯定地说，自己无比幸福。
“我这辈子，最高兴的就是捐钱”；
“钱我没有数，挣的没有数，捐的也没有数。”
“等我病好了，我还要去蹬三轮”。
2005年9月23日，凌晨五点，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白方礼老人的一生，于此结束。
这一年，他92岁，走完了自己质朴又灿烂的一生。
白方礼走后，子女们清点他的遗物，发现了一个存折，存折上的金额是零。
衣柜里有一件中山装，上面挂满了奖章：劳动模范、支教模范、尊师重教先进个人……他把奖章工工整整地挂在衣服前襟，却鲜少会穿这件衣服。
此外，还有一个挂满了大学校徽的绶带，这是他资助过的学生，从大学校园里寄给他的。
沉甸甸的带子上，坠着的校徽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
这是他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白方礼与他的绶带
2005年9月25日，是老人的葬礼。
无数天津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为老人默默送行。送行的人中，有人坐过他的三轮车，更多的人与老人素昧平生。
那些人们，曾经无数次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看到那个风餐露宿的老头，吃力地蹬着三轮车，穿过春夏秋冬里的风霜雨雪，直到自己的生命尽头。
有网友在天津日报留言，他说：
“一个朝朝暮暮甘为骆驼牛马的人走了，所有人都应该低下你们的头。”
送别的学生
2011年，在《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上，已经去世6年的白方礼，以草根助学的代表，获得了十周年特别奖。
组委会将那些无私奉献、感动中国的人们用“白方礼们”的称号加以概括，荣誉柱上只有四个字：“挚爱永恒”。
敬一丹说：“白方礼的故事，还在延续。而这样的好人，就在我们身边。”
有些人也许“居庙堂之高”，日常奔波在高校与科研所——如卢永根。
卢永根的身份有许多，中科院院士、华南农学院原校长、作物遗传学家、时代楷模……
而他家里的情况，却几乎可以称得上一句“家徒四壁”：
木沙发是破的，电视机是旧的，铁架子床锈迹斑斑，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就是这样一位清贫的老校长，却在临终前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2017年3月，87岁的卢永根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因每笔转账都需签名，办手续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
这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一共8809446元，他全部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用于奖励学生、鼓励科研。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
卢永根院士
有些人也许“处江湖之远”，是任何人都无比熟悉的平凡农民、普通老头。
2022年7月，浙江义乌。100岁的金竹顺，来到了镇政府的接待室。
他掏出一封手写信，想把5万元钱全部捐给困难学生。
举着信的这双手，骨节粗大，关节上有着厚厚的茧子。这五万元钱，是他靠自己编手工扫帚，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金竹顺说：“我一把扫帚卖10块钱，这些钱我存了八九年，只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
金竹顺老人
而这些质朴到有些“傻气”的人，甚至“高尚”到被许多人质疑“作秀”。
是的，曾几何时，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似乎变成了“傻子”才会做的事。可如果这个国家和社会，人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精明，人人都以“获得点什么”为目标、以获得物质财富为目标、以个人成功为目标，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目前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已经开始发出警告了。

文章的最后，我们想再一次致敬，已经故去一年多的袁隆平院士。
以袁老的资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挑工作、住豪宅、拿高薪，过上十分优渥的生活。但他选择留在这片被有些人评头论足的土地上，挽起裤腿，躬身走进那片随风起伏的稻田，倾注自己所有的华年。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是英雄……
部分参考资料：
1、CCTV《面对面》｜王泽霖：捐款八千万
2、北京电视台《记忆2015》｜幸福苦旅 怀念白方礼
3、天津电视台《中国人》｜白方礼的故事

4、徐向林·《白方礼，一个人的爱心长征》
5、人民日报、河南省文明办、河南农业大学官方微信、河南农业大学官网等

图片来源：河南农业大学官方微信、节目截图、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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