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拿到罗德奖学金并被牛津大学录取的前宾大学生Mackenzie Fierceton，被曝申请背景造假的新闻想必大家已经读过了。不少新闻标题中「女学霸卖惨」、「假装穷人」、「把亲妈送进监狱」等咋呼的字眼，纷纷把矛头指向来这位来自中上层家庭、被母亲虐待的白人学生。而在一众骂声中，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是《纽约时报》一周前发布的文章《The Pity of the Elites》（精英们的怜悯）。韩裔作者Jay Caspian Kang没有跟风去谩骂Fierceton，而是反向提出了一个犀利的观点：究竟是玩弄了藤校系统的Fierceton有罪，还是精英系统看待「受难者」的方式出了问题？
他温和的文字为整个事件带来了颇具人文关怀的视角。我们在这里为你翻译了全文，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你一点启发。
当我在写《最孤独的美国人》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我的故事：我的父母在南朝鲜战争期间长大，然后移民到了美国。我的童年在美国非常贫穷，但现在我40多岁了，拥有了我这个年纪的人能拥有的最奢靡的「奢侈品」——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
每个作家都会面临一个选择问题——如何在人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挑出最值得被叙述的片段？毕竟，我在过上如今这样安稳幸福的中年生活之前，遭遇过不少创伤和歧视。但我不认为我的人生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代际创伤和种族歧视，幸运和福祉也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所以我想知道，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挖掘我童年苦难的细节，使得读者对我更加同情？我该不该弱化我享受过的特权？我知道，我想在书里写一个关于贫穷、苦难和歧视的悲惨经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以一种中肯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我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这个问题。直到我最近读到记者Rachel Aviv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才再一次想到了这一切。Aviv在文章里讲述了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Mackenzie Fierceton的故事。
藤校系统的「漏网之鱼」
十几岁的Fierceton在私立学校上学时，经常浑身是血，伤痕累累。她称自己的母亲曾虐待她，于是人们从她母亲那里带走了她，并把她安顿在寄养家庭。她最终靠奖学金留在了学校。
Fierceton在高三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没有填写任何有关她亲生父母的个人信息。结果学校的申请系统自动给她的材料贴上了「第一代大学生」的标签。这个词通常是留给那些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的。
Fierceton的母亲被指控有虐待儿童的重罪和攻击他人的轻罪，但这些指控最终被撤销。对父母的虐待指控很难被证明，尽管Fierceton学校的老师注意到她有时身上有瘀伤，但她母亲声称这些瘀伤是摔倒的结果。
宾大为Fierceton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她接受了，开始攻读政治学，并且申请了该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混合硕士课程。在申请中，当她被问及是否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时，她选择了「是」。按照她的逻辑，她亲生父母失格，她等于没有家庭，于是她被录取了。
2020年，Fierceton申请了罗德奖学金，是全美32名获得者之一。当时她接受了一家当地报纸的采访。采访中写道， Fierceton从小「贫穷」，但这一点她明确向记者否认过。后来她一个高中熟人的父亲告诉宾大，Fierceton可能谎报了她的背景。
该基金委员会开始调查Fierceton是否诚实地介绍她的生活细节。尽管她收集了20多封肯定她背景可信度的信件，包括童年的朋友和老师，但罗德信托基金还是取消了她的奖学金。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她的本科成绩单上加上了记号，并扣留了她的硕士学位，除非她向学校提交道歉信。
在Aviv精彩的报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宾大学生行为办公室调查中的一番话：“Fierceton可能突出了她背景中的某个方面，而转移了事情的焦点——我们相信她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它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
宾大这种含糊不清的「话术」在精英机构中无处不在——它是不可理喻也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能让这个讨论继续下去，我们试着从字面上去理解它：Fierceton究竟突出了什么，她又转移了什么？
在这个事件中，一个被安置在寄养家庭，与亲生母亲没有联系的孩子实际上不是第一代大学生，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吗？还是说，真正的问题是，Fierceton并不符合藤校所需要的那种「饱受苦难、急需资助的学生」的标准？
显然，美国精英机构已经对「创伤」构建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等级制度。Fierceton的上层中产阶级的成长经历，与她口中所说的被虐待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别提她是一个白人了，她的种族也弱化了她的遭遇。
当宾大系统给Fierceton贴上「第一代大学生」的标签时，人们可能想象她在一个贫穷的有色人种街区长大，上了一所非常差的公立学校，但仍然努力求学、为社区服务之类的。宾大只有3.3%的学生来自全国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这类学生正是学校想要录取的。
宾大的「创伤对照组」
Aviv还写道，宾大有一位黑人学生叫Anea Moore。她的成长经历就非常符合上述这种精英视角下「饱受苦难的学生」的类型。
而她被宾大录取后经历了些什么呢？学校无休止地拿她的经历来说事，一遍又一遍复述着她战胜逆境的故事。
Moore告诉Aviv：“宾大把我拉到每一个要求采访的新闻机构，并派一个宾大的通讯人员和我一起去，以确保我每次叙述的经历符合他们的预期——宾大有一个拿到罗德奖学金的黑人学者，她父母双亡，在工人阶层长大。”
有了像Moore这样的学生，她们的童年创伤成了宾大这类精英学校的一种「宣传工具」。宾大录取了这些学生，这么做似乎显得学校在社会正义方面很有德行。而宾大不断要求Moore做代言人的实际原因是，她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真正符合精英大学对于「苦难」的刻板印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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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鼓励「创伤竞赛」
当然，申请大学的学生们都知道精英大学的录取口味，这反过来又给申请者带来了压力，申请文书要求学生迎合招生官的偏好，成为「经受苦难并战胜它的人」。
去年，还是高三学生的Elijah Megginson在《纽约时报》的意见专栏（Opinion）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在写大学申请文书时的冲突，他知道这篇文书将会反映他成长中的遭遇，但他也清楚一旦写下这些文字，他将被自己抵触的方式定义。
他写道：“从小到大，我有很多不幸的经历。当我开始为大学申请写个人陈述时，我知道我能写的素材可太多了。我写的每一篇草稿都有不同的主题：第一篇是关于没有父亲参与的成长，第二篇关于我生命中多次受到的暴力威胁，第三篇关于应对焦虑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其余的也都与苦难有关。”
“每次我写完文章，放弃，然后重新起草，我都感觉很差，因为好像我在试图获得同情。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事情很艰难，克服这些挑战是很了不起的事，但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一切吗？”
▲ Elijah Megginson在《纽约时报》的意见专栏写的文章
精英大学所推崇的「创伤竞赛」似乎在鼓励人们用一种教条式、近乎算法式的方式来评估一个人可能面临的挑战，而很多挑战实际上与招生官无关。
像Moore和Megginson这样的黑人学生一遍遍被要求表演他们的创伤，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而像Mackenzie Fierceton这样不符合被压迫者特征的白人学生，也必须向声称自己「关心社会公正」的招生官一遍遍证明自己的苦难。
强调自己成长经历中的细节，不意味着学生在撒谎，我也不会因为学生玩弄了一个并非由他们创造的精英系统，就把责任推给他们。
我们该如何看待「受难者」？
一个有同情心的社会，尤其像美国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应该正视歧视和苦难。我们应该探讨特权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以及美国对待黑人、拉丁裔、原住民和亚裔的暴力历史如何影响了他们今天的生活。但我不明白这些精英机构的「创伤算法」是如何推动这些对话的？
我在这里反对的理由不是说，这种「创伤算法」会导致社会崩溃，而是说我们不应该以「划分等级」的方式来思考痛苦和不公正。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它们不应该怂恿学生将自己的故事变成「文化资本」，也不应该把这些学生当成「悲惨故事的集合体」，更不应该根据一些荒谬的定义把「创伤」划分成三六九等。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跟强调苦难相比，否认一个人的苦难是一种更加隐蔽的、不诚实的表现。当事人公开谈论自己所面临的歧视并不是在「扮演受害者」，我们应该合理地、人性化地看待学生的经历，而当他们不愿意谈及自己的过去时，也应当被赋予隐私和尊严。
Reference：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07/opinion/trauma-elite-univers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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