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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统一与整合尚未彻底完成的国度，盲目地实施宪政和选举民主只能导致国家分裂。

前文链接：蒋经国无意中开启了“台独”闸门

陈晓律教授

南北战争划下政治红线：统一是美国宪法的第一要义

于是，人们要问，难道经国先生解除戒严，还政于民的宪政决策错了吗？

这就是笔者想要阐述的主要观点：在一个国家统一与整合尚未彻底完成的国度，盲目地实施宪政和选举民主只能导致国家分裂。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当今世界的老大，美国的历史看看，或许能够对问题有几分清醒的认识。

美国立国后，关于国家统一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关键美国是先有各州，再有联邦政府的。最终在1787年宪法的框架下，美国人寻求到一种州的主权和联邦主权的平衡。结果是，在美国存在着两个主权，联邦的主权和各州的主权。而联邦当局与州当局间的权力划分——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常规——而联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126－127页）这实质上是一种妥协的主权理论。

然而，当美国进入19世纪中期后，这种实质上的主权妥协理论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原有主权妥协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的主权是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这样一来，普通的行政部门或政府都不是真正的主权者，而不过是人民这个真正主权者的代理人，这样就使得主权在州与联邦之间的分割成为可能。

但现在南北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对这个过去含混的主权理论双方都要求做出明确的解释。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坚持南方拥有自己主权的理论家卡尔霍恩认为，组成联邦的13州是主权州，它们从未放弃作为独立州的固有属性。最初它们就是主权者，现在依然也是主权者。所以，他反对主权的分割学说。他由此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分割主权就是摧毁主权”。（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他断言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主权只能是单一的，要么就不是主权，由一个或多个半主权的州以及半主权的中央政府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州不可能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部分是不拥有最高权力的。它只能是彻底的且绝对是最高的，或者完全彻底为他人所支配；不可能这样一半那样一半。卡尔霍恩运用严密的逻辑强调最高权力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各州最初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它们并未完全放弃这一典型特征，不能通过将权力分为几个部分而放弃主权。结论就是联邦是各州的联合，归根到底各个州都拥有最高权力的全部属性。（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1页）而北方坚持联邦不可分割，坚持州已经将主权上交，但其在理论的论证上似乎反而不那么理直气壮。

与此同时，一种“地方主义”意识在南方发展起来，它在原则上与欧洲许多民族所体会到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要坚持州的权利和宪法自由，坚持不受外来影响的独立要求以及随心所欲地统治所属民众的要求。现在他们简直怀疑，在这个他们曾经协助创立的联邦里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安稳地维持下去。他们觉得北方人像是些缺乏同情心的、敌对的外来者，而南方像是一个潜在的不同的独立国家。（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至187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436页）而北方一些州尽管最初也曾有过脱离联邦的想法，但现在北方的大多数人却坚决地要求南方不得分离。同时，北方也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才应该拥有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

结果，当美利坚合众国跌跌撞撞地疯跑了将近百年后，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看，自联邦建立以来的各州和联邦之间那种权力界定方面的模糊性已经消失，也就意味着联邦成立之初的那种妥协不复存在。

1957年，反对学校种族融合的抗议者

那么，面纱既然已经撕开，联邦就面临着自身命运的选择：是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还是一群分离共存的小国？对于这两种前景，托克维尔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可以自然更自由、更幸福。但没有大国这一点又无法办到（即不可能的）。这就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繁荣国家的新因素，即力量。一个民族如果终日面临着被蹂躏，被征服的威胁，那么它的自由自在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小国常常是贫穷的，其原因不在于小，而在于弱。大国常常是繁荣的，其原因不在于大，而在于强。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力量常常是幸福，甚至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因此，除了某些特定的情况外，小国常常最终要么被大国粗暴的并吞，要么自己联合起来。再也没有比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足的民族更为可悲的了。”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1页。）显然，在北美大陆上的移民，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大国，才能有效地捍卫自身的利益。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南北战争之前州与联邦的主权分割以及南方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等问题，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了。这样的现实考验着美国精英人物，尤其是美国总统的意志和决心，他能否动员一切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或者以各种借口听任南方的脱离？实际上，要维护统一自然能够寻找到合适的理由，要听任分离也有充足的“宪法依据”。所幸的是，林肯在面临国家分裂的危机时，能坚决用战争的方式来维护联邦的统一——尽管这种战争行为并没有坚实的宪法基础。因为，如果坐视一州脱离联邦，便无法阻止另一州采取同样的行动，最终北美大陆可能会出现一群相互嫉妒，自相残杀的小国，20世纪以后的世界强国——美国，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林肯用战争创造了一个新美国，并在战后通过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终结了联邦二元主义。（陈伟“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引自任东来、陈伟、白雪峰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20页。）

因此，在一个大国的构建过程中，维护统一始终是国家生存的第一要义。没有了统一，国之不存，毛将焉附？而美国以后的民主进程，也自此产生了新的政治正确的红线：即任何个人或政治团体，都不得妄言任何可能涉及到国家分裂的议题，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美国社会关于主权的学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联邦是各州的联合，归根结底各个州都拥有最高权力的全部属性的学说拥有广泛的市场（州既然可以投票决定建立联邦，当然也可以投票选择退出联邦），但在南北战争之后，国家主义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消融了州主权的概念，主权被看作是”居于单个国民以及由国民组成的所有团体之上原初性的、绝对的、无限制的全面权力“，不可能设想还有其他权力、团体或组织能够对国家控制其国民的权力进行制约，因为能够行使此等权力的权力本身就是主权者。（参阅小查尔斯·爱德华·梅利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主权和美国联邦“。）

从美国的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体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是绝不能含混的。事实上，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维护统一的问题上，民主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在已经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大家只要看看在英国发生的苏格兰独立运动，就不难理解其中的一些微妙之处。而美国没有发生类似英国的一幕，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正常运行，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南北战争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划下了红线——统一是美国宪法的第一要义，谁也不能碰，只要敢碰就是欠扁。而在宪政发展的历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英国，其不成文宪法却未能在制止国家分裂的问题上划下红线，结果就十分难堪了。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报禁之时，也因未能划下一条台湾政界不能触碰的红线——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得使其与中国分立，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是造成今日之恶果，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台湾被中央政府控制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标志

然而，尽管经国先生无意中开启了台独的闸门，但台独的命运却始终是悲催的。其原因在于，台湾依然是大国角力的热点之一，台独势力终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中国不可能不收回台湾，任何台独分子都不要忘记这一事实。中国的反台独，已经经历了若干风雨，对各种政治人物、政治组织，以及他们发表的种种言论和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反制措施，然而，面对穿上了“民主”“宪政”“自由”马甲的台独，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岛问题，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最具爆炸性的，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同时，它也与其他两岛问题密切相关：钓鱼岛属于台湾的宜兰县，而太平岛则是南海中最重要的岛屿，所以，台湾问题是三岛问题之纲，抓住了这个纲，所有相关问题就不会扑朔迷离了。

钓鱼岛

事实上，台湾问题也将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美国与中国都卷入了进去，同时，日本这个心怀叵测的邻居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个宝岛的觊觎。因此，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各方，其基本立场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就至关重要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仅仅涉及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中国政府是否具有代表“中国”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其中有两个根本的因素，是任何一个政治家也绕不过去的：其一是在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夺取的领土中，台湾是唯一一块“华人领地”，并且一直存在由汉人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华人主体社会；其二是二战结束后，台湾已经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和条约中，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归还中国的领土。由于这两个因素，除去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外，民族情感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因素。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如果“不战”而丢失台湾，无论哪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承担由此引发的历史责任。而一些对中国历史背景了解不深的人，往往会低估台湾问题对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敏感性与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轻率行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所以，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的确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由于台湾是一块与大陆有一定海上距离的领土，它是否被中央政府控制，实际上是中国是否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以及中国有无真正的海权意识和现代化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甚至也是中国现代化是否成功的标志。由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屈辱经历，列强一直以各种方式控制中国发展的轨迹，并希望中国完全以合乎西方利益的方式发展。结果，台湾作为与大陆有一定海上距离的领土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它一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被从中国的版图上剥离和“光复”，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权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和日本一直是对台湾有着特殊兴趣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也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两个主要的对手。中美之间在二战期间的合作，使中国终于在二战后可以收回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又使得中国迅速统一的计划落空。显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在中美建交后，与中国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却又与台湾签订了《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义务，尽管北京不愿意承认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地位，但它却是美国继续介入和干预台湾问题的“法源”。这也成为美国多次干预台海问题的合法借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