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关于美国教育系统的迷思（下）

更长的上学时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奥巴马不止一次提议将学年延长一个月，期待那个月带来巨大的变化。美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发展让美国望尘莫及。但是更长的上学时间真的会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吗？研究并不支持。不可否认，这个答案似乎有点违反直觉。

在世界各地，学年的时长可能会相差很大。澳洲和北爱尔兰的儿童每年上学200天。在韩国每年上学时间为220天；在日本，是175。在芬兰，学年长度与美国相同：180天。芬兰每年的上学时间少很多，每天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孩子直到7岁左右才开始学术学习，但是它仍然跑赢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那些寻求学年长度与学生成绩之间关系的人最终将发现更多待解答的问题。

额外的在校时间并不能保证良好的教育。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为教师提供定期与同事交流的机会，并有时间通过讨论，小组工作和基于项目的学习来吸引学生，所有这些才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的教育，这些才是优先级更高的教育改变。

如果某个项目在一个学校或学区中运行良好，则应将其推广并期望在其他地方运行良好。

如果教育只是一台简单的机器，特定的输入直接导致可预测的产出，那这个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教育并不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有我们无法控制的输入（例如家庭财富，父母的教育，社区支持等），也有我们无法轻易识别或衡量的变量（例如竞争性举措，课堂文化，同伴影响，教师的信念等），我们常常无法预测或衡量后果，正是这种复杂性限制了学校和学区复制成功项目的能力。

零容忍政策使学校更安全。

想象你在工作中接到一个电话，你5岁的孩子因威胁用粉红色泡泡枪射击同学而被拘留和讯问，学校的校长告诉你，尽管不是有意的而且你的孩子没有恶意，但她将被暂时停学，等待有可能被开除的听证会。学区的零容忍政策旨在保护其他孩子免受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影响。

零容忍政策背后的基本原理是，好孩子将规则视为威慑力量，并避免不良行为。当坏孩子违反规定时，学校将能够将他们拒之门外！

研究表明这类政策是错误的，无效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儿童有害。如今，大多数学校都认识到零容忍政策未能兑现使学校更安全的承诺，全国各地都在考虑替代强制性，严格和不灵活的零容忍政策的提案。2000年，芝加哥Rachel Carson小学，校长改革了学术环境以及学校与家长的联系，那一年学校的停学率大大降低。

学前班和幼儿园课程的好处不够令人信服，所以不值得投资。

反对幼儿园和学前教育的人普遍认为这些计划的益处不会持久。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是很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有34个国家/地区中，接受过学前教育超过1年的15岁学生的表现均优于未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参加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十年后在学业成绩上得分都更高。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地区，高质量的学前班可以雇用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据估计，优质日托的可用性增加10％，女性就业率将增加6.1％，这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减少了失业补助金的发放。

品格教育将拯救美国的年轻人，并增强国家道德素养。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年轻人懂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吃不了苦，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尊重长者。如今，社会变革的速度令人瞩目，这进一步导致美国年轻人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但是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各种新闻充斥着暴力行为，并成为重大政策辩论的热点，这往往导致全国各地学校采取更频繁，更严厉的纪律措施。

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的：教育是公共的，而不是私有的，因为教育有助于造就好公民和一个良好的社会。许多父母，教育者和决策者认为：学生需要在良好的行为和加强积极的社交技巧方面得到直接指导。确实，这个认知似乎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发现的支持。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突显了社交和情感发展对学业成就和整体生活机会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公立学校实施了“社交和性格发展（SACD）”计划，比如要求穿校服，实施零容忍政策。”这些干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2003年，教育科学研究所（IES）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暴力预防司合作，开始评估SACD计划。答案是令人惊讶的否，这些计划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对学生行为或学业成绩的好处。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与品格相关的行为不会因直接指导而产生。事实证明，品格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并不容易。告诉孩子要富有同情心或承担责任，并不能给孩子真正的同情心或责任感。另一个原因是儿童生活在更广泛的场景中，只花一小部分时间在学校。著名的科尔曼报告明确指出学生的表现变化约60％归因于校外影响。尽管一个热情而新颖的计划可能会在短期内产生影响，但更持久的校外环境通常保持不变。如果品格教育计划所针对的行为问题是由于校外环境造成的，那么可能注定要失败。被认为需要最大改善的社会和学术行为的学生是受校内和校外生活和学习条件不平等影响最强烈的学生。

欺凌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孩子们的成长仪式。全国消除欺凌的努力已经足够强调学校中的欺凌问题。

欺凌现象很普遍，它由对他人的身体，语言和社会损害组成。有些人认为欺凌是童年的一种仪式，是成长的自然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攻击性行为是故意的，伤害性的，威胁性的，持久性的，并且总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它不利于所涉各方的学术，身体，社会和情感发展，包括欺凌，目标和目击者。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它变得更普遍了，技术的出现允许冲动的，匿名的和快速的交流，这挑战了在教室内外以及网络空间中应对这种行为的能力。有人说，学校没有什么可以防止的，青少年自杀是个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结果，学校所能做的有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研究表明，对学校环境更安全的看法与学校提供的资源和支持直接相关，包括学生组织，包容性课程，支持学校的教职员工以及全面的反欺凌政策，这些项目可以对学生的学习经历产生积极影响。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和教职员工以及父母可以在举报，制止和预防欺凌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学生的充分沟通及掌握学生的动态。

更重要的是要在州和联邦一级制定全面的反欺凌/骚扰立法，为报告和解决学生在本地遇到的事件提供清晰有效的系统。学校必须能够教育其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有关欺凌的知识以及应对欺凌的政策和程序。这些努力可以使美国迈向一个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和成功的未来。阻止所有欺凌行为可能很困难，但是通过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忽略它是错误的。

美国的K-12教育被愚弄了。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美国的孩子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阶段，在学习，写作和算术等相对简单的任务上，表现要比以前差。作为关于学生在可衡量的技能和知识上的表现的经验性证明，应通过考虑相关证据对它进行检验，可以考虑两个评估因素：高考和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EP）。

高考（SAT和ACT）平均成绩的下降被认为是一般学术水平下降的证据。但是，在更仔细的调查中，基于参加这些考试的所有学生的整体分数而得出的平均分数下降，并不是由于任何一组特定学生的成绩都比以前参加考试的学生差；相反，平均分数的下降是由于许多以前不曾尝试上大学的人在1960年代后期及以后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

NAEP是数十年来学术表现的更好证据，它是一组阅读，写作，数学，科学和公民测验，定期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学生进行采样测试，该测试的结果通常被称为“国家成绩单”。在这里，事实与SAT和ACT的情况恰恰相反，所有学生的所有科目分数都有所增加，对于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学生来说，分数的提高比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同龄人更为明显。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担心，对学生知识和技能下降的错误信念，再加上同样错误的信念，即美国在国际考试中表现不佳，导致联邦政府要求各州采用CCSS。人们认为符合CCSS的课程将扭转被认为美国教育体系的落后趋势，这样的同质化肯定会减少美国学生所学知识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在国家范围内限制知识，因为只有某些知识是可以接受的。

市长对学校的控制在学生成绩方面得到了回报。

市长对学校的控制是基于商业模式对美国学校的治理，在商业模式中，一个城市的市长用指定的董事会取代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学校董事会）。市长也可以直接任命学校系统的负责人，称为首席执行官或校长。这样的模式很难说一定对或者不对，因为在某些城市中可能效果显著，而在另一些城市中则表现欠佳，无论如何，市长对学校的控制并不是学校教育的灵丹妙药。

在有关市长管控的11个地区的报告中，5个地区在缩小学生在国家考试中的成绩差距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4个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学科和年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还有2个地区在缩小成就差距方面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并非总是如此，而且往往显示了地区不平衡性。

种族融合已经失败了。

种族隔离的学校，无论是白人还是少数族裔，都威胁着破坏民主决策所必需的各种社会互动。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种族与贫困之间的联系，许多高比例的少数族裔学校同时集中了低收入学生。种族和贫困集中度的双重约束限制了这些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并限制了以后参与公民生活。

在实现种族融合的地方，对学生的好处是巨大的。研究人员利用1980年代初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的数据，对学校实行种族融合的好处进行了惊人的展示，NAEP数据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东南部的年轻非洲裔学生的阅读成绩大幅提高，恰恰是在那个时期，该地区经历了法院要求的种族融合。种族融合对以后的生活偏好，对更多样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表明：种族融合作为支持多样化社会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多样性是多元文化民主的基础。

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问题与美国对民主的信念紧密相关。通过学校遇到问题的视角，决策机构可以从中获得经验，并且更具同理心的找到更广泛，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种族一体化是民主决策的组成部分，支持民主的一个关键方法是鼓励对公立学校进行种族融合。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花更多的钱，但是考试成绩却停滞不前。

有很多常识性的理由拒绝“钱无关紧要”的论点。对美国教育状况最具洞察力的分析师之一琳达·达林·哈蒙德曾表示，如果钱不重要，那么为什么富人会如此努力地坚持送孩子去私校？在学校设施，课程设置和支持服务方面看到的明显差异使任何人都知道，金钱对教育至关重要。

根据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的长期趋势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生的成绩都显示出了很大的进步。那些声称成绩下滑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平均得分中所包括的贫穷和少数族裔儿童的百分比持续在增长。但是即使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子群体，例如非洲裔美国人，也表现出了非凡的进步。除了NAEP测试外，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没有证据支持学生的学业成绩停滞不前的说法。

在过去40年中，K-12学校支出大约翻了一番，但是没有数据表明所有的钱都投入到普通教育体系中；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的钱用于正规教育，增加的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特殊教育。美国在特殊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这不会影响接受常规教育的孩子的考试成绩。期望在过去40年中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应该为正规教育中的儿童带来更大的学术收益，这是不公平的，而且具有误导性。

可用于学区的资金平均分配到学区内所有学校。

尽管在教育上存在许多分歧，但美国人始终坚持平等教育机会的理想。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承诺之一，几乎每个州的宪法中都载有这一理想，并承诺所有儿童都有资格获得充分和公平资助的K-12教育。然而，实际上，各州以及各地区之间在教育上的支出的差异巨大。

平均而言，学区从州获得大约48％的资金，大约44％的资金从当地获得，大约8％从联邦政府获得。关于如何资助学校的决定在州和地区进行；联邦政府的资金主要用于强制性计划，例如特殊教育和免费餐。

资金最重要的变化存在于同一州的地区之间，由于儿童贫困率如此之高（近一半的儿童有资格获得免费或低价餐），并且由于贫困如此集中在特定地区，各州都面临如何提供足够和公平资金的挑战。州立法者通常会通过立法，给所有学校一个非常低的人均基准，然后允许各地区通过选民批准的地方税或债券来补充这些资金。不可避免地，地区之间不会得到相同的资金支持。

除了这些资金差异，当地的不平等还源于学校社区之间的财富差异。学校基金会允许父母和其他社区成员向特定学校捐赠可抵税的捐款，这些基金会通常可以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学校的服务和活动。显然，较贫穷社区的学校无法获得这种资金来源。

美国建立在充满活力社会的愿望之下，在这个愿望中，社会应该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化。美国的伟大信念是，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父母的收入不是你的命运，但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不可能了。如果要促进美国的民族抱负，必须制定一种公平的学校财务方案，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在美国，公共资金不用于支持宗教学校。

宗教学校实际上正在接受大量政府资金。或者，他们收到应该是政府的钱，例如以税收抵免的形式流向宗教学校的钱。

这里有一些历史原因：在建国初期，美国更多地把自己视为基督教的新教国家，新教徒的祈祷和对新教徒团体的公共支持是很普遍的。公立学校经常由牧师和他们的家庭开办，他们通常是美国小镇上最有文化的公民。随着美国逐渐变化，移民模式从新教英格兰和北欧国家转移到天主教爱尔兰，波兰和意大利，犹太移民也有所增加。这些新移民来到的同时，公立学校运动也开始了。不久之后，天主教徒就反抗公立学校对新教的偏袒。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学校，并试图获得公共资金，但是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强烈反对。

当时的政府呼吁捍卫公共教育“不要与宗派，异教徒混在一起”。但是新教徒仍然害怕天主教学校会得到一些公共资金，因此，各个州开始制定自己的立法以防止这种情况。这些努力通常采取所谓的对国家宪法的布莱恩修正案的形式，以国会议员詹姆斯·布莱恩的名字命名。39个州在宪法中都有自己的布莱恩修正案，内容相当明确，是对美国宪法的补充。在这些州宪法修正案中，宗教学校完全禁止使用公共资金。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些法案受到了一些强大的天主教和新教宗教领袖的攻击，他们一起努力为学校筹集公共资金，也获得了许多保守派立法者的支持。这种联盟的结果是，大量的公共资金被转用于宗教目的。

将现有的公立学校资源转移到私立学校，导致纳税人支持各种宗教学校的教学，而很少受到公众监督。当纳税人的钱流向公立学校时，大家会将这笔资金与标准，保护措施和责任制挂钩。但是，当纳税人的钱流向私立学校时，几乎没有附加条件。例如，这些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教科书，以提供有关生物学，化学，历史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指导，这些学科不仅受到宗教影响，而且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比如拒绝进化论等。

私立宗教学校的排斥行为也是一个问题。在基本层面上，宗教学校通常会要求进行宗教课程和祈祷，这不适合可能想要上学但不遵循学校宗教信仰的学生；还有些宗教学校根本不欢迎非宗教儿童。

教育使儿童个体受益，而不是使公众受益；因此支持全民8年级或12年级最低水平教育的说法没有什么道理。

当我们将学校称为公立学校时，是指它们是通过税收来资助的，所有孩子都可以上学，而不论其财富，残障等。公众教育被提倡为公民学习与他人团结以及技能和性格的基本场所，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差异中进行推理，以辨别什么是整个社区的利益。

在20世纪，学术界和公众对民主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变是从公众成员共同审议和决定共同利益的愿景，转向民主，作为公民个人偏好竞相决定所有人政策的一种手段。当代的美国政治体系似乎与妥协合作无关，更像是赢家通吃的游戏，这也影响了教育思想。今天，在大多数政治和文化右翼人士的支持下，他们认为，公立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使个人受益，而不论社区的福祉如何。学校带来的好处主要归因于个人的好处（例如，就业能力，情感健康或自我实现），经济学家通常将这些好处称为“邻里福利”。

公共福利与邻里福利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公共福利作为集体而不是私人或私人公司使我们所有人共同受益。“我们在一起”的想法不仅意味着每个人的福利都与他人的福利捆绑在一起，而且意味着我们的各种政策和做法可以帮助或损害“我们”，这个“我们”大于私人利益的总和。

在民主国家，我们的生存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共同应对社会所面临的挑战的能力。在民主国家，公共利益包括让所有公民有能力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美国的开国元勋所设想的国家的教育门槛是有意义地参与民主决策所必需的任何技能，性情和知识。

选择私立学校的家庭享受学费税收抵免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正在花自己的钱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税收抵免（tax credits）和税收减免（tax deductions）完全不同。假设你的家庭收入为100,000美元，并假设每年应向IRS支付的联邦所得税约为25,000美元。如果你对向红十字会捐款 1,000 美元进行减税，则你的欠税将减少约 250 美元。税收抵免并非如此，税收抵免是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关用来资助因个人喜好设立的项目的工具，为私立学校甚至宗教私立学校的“奖学金”提供资金的税收抵免正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在2012-13学年，有11个州采用了大约14种不同的学费税收抵免计划，以亚利桑那州为例，夫妻最多可以将他们的州所得税义务中的$ 1,000直接转给非营利性STO(school tuition organizations)。自从该计划1998年开始实施，STO收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州所得税款项，2012财年的收入超过7100万美元。STO的管理员如果找到赞助可以获得2％的管理费，事实上，最有价值的学生通常与最慷慨的捐助者有紧密联系。

2011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对亚利桑那州的税收抵免奖学金计划提出了质疑。初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在其他州也预期会有类似的挑战。

学费税收抵免和教育储蓄账户正在帮助许多贫困儿童逃离失败的公立学校，并注册优秀的私立学校。 

学费税收抵免始于1997年的亚利桑那州，并迅速扩展到其他10个州。在亚利桑那州，共同报税的纳税人可以将最高1,000美元捐给一个中间组织，然后该组织将奖学金发放给在私立学校的学生，该数额直接减少了他们的应纳税额。教育储蓄账户就是银行账户，由合规的父母提取，用于私立学校、家教和其他教育服务的费用。

以亚利桑那州为例：2010年，州议会创建了亚利桑那州教育储蓄账户计划。在前两年，只有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才有资格支取。从2013年开始，它不仅适用于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还适用于所有失学儿童、现役军人家庭的儿童和从国家寄养系统收养的儿童。那么，亚利桑那州的学费税收抵免计划如何为贫困儿童服务？是否有贫困学生获得几千美元奖学金，并成功地进入了该州杰出的私立和宗教学校？没有人知道。STO无需也不透露奖学金获得者的姓名或情况。而且，几千美元的奖学金根本无法使贫困家庭支付该州任何一所精英私立学校的学费。难怪这些学费税收抵免计划被称为“富人福利”。

亚利桑那州公民还有另一种税收抵免的可能：给公立学校捐赠现金。这个计划也被宣传为帮助贫困人口服务学校的一种方式。但是，为贫困儿童和少数族裔儿童服务的学校无法从社区中低收入低且没有所得税的家庭中筹集更多的钱，超过40％的美国家庭因贫穷而无需缴纳联邦所得税。与所有教育税收抵免计划一样，该政策为富裕儿童提供的收益比为贫困儿童提供的收益更多。

投资组合管理模式将提高学区的表现。

投资组合管理本身是金融市场的定义，是指营利性公司赞助的旨在帮助股票投资者赚钱及提供投资指导的各种资源。最近组合管理被应用于学区管理，很多人声称这样可以提高学区表现。

为了创建有利可图的金融投资组合，投资者选择不同类型的股票，选择多样性是有益的。学校管理的投资组合，是指拥有多种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和特许学校），并有多种资金来源作为后盾，这些资金来源包括私人管理，大学赞助，非营利组织支持等，而学校的价值和股票价值一样，根据表现来衡量，而表现则取决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好学校比不那么好的学校获得更多的投资。表现不佳的学校将从投资组合中去除。该模型的目的是保持系统整体设计的适用性，而关于教育质量的其他方面，例如学校在社区中的作用，个别学生和老师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喜爱，学校对社区的经济利益等，都不属于决定的一部分。

原则上，人们喜欢有选择，但是，很多选择并不是公平的选择，很多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确保自己获得更多的潜在高分学生；通过例如录取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来保持录取偏好；学校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选择”参加。最后，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来引导“选择”过程，因此父母的选择能力实际是非常不平等的。

而基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教师绩效工资和保留策略来激励教师，在这种政策下，教师很快会识别出“有能力的孩子”，即那些可以帮Ta赚钱的孩子，而不是那些真正需要花时间的孩子，前者受到追捧，后者被躲避和怨恨。学校的主要使命如果变成了只为取得高成绩，就会挫败艺术，体育，项目等方法的使用，无法促进民主和多元文化的活动。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学习。学校可以教所有学生掌握。

一些学者，包括本杰明·布鲁姆和约翰·卡洛尔，都认为《每个孩子都是赢家》（Every Kid a Winner）。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赢家”。

首先，如何确定学生掌握了某个学科甚至一个学科的一小部分。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在进一步检查中却变得相当复杂。比如说我们想考察学生个位数加法，如何判断掌握了？是否必须正确回答所有20个问题才能拥有熟练的一位数加法？不一定，那是不是19个就够了？或者18个？1960和1970年代的学术专家建议，在一项考试中95％的正确性是精通的证据。相关的另一个实验是，对于二年级学生，把3 + 5 =？从竖式改成横式，通过的比率又会下降不少。当格式的微小变化导致合格率差异如此之大时，精通概念似乎出现了问题。

建立一个告诉我们一个孩子是否已经“掌握”了一个主题的测试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进行了这样的测试，如果一个月或一年后测试相同的孩子，他们也会从“我仍然可以做”到“我忘了”。在能力，记忆力，动机，家庭支持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才是事实。

之所以要说这个误区，是因为这是很多其他误区的底层逻辑，比如有孩子无法掌握知识点，必须由学校负责吗？老师的绩效评估会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吗？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和学校可以做的事情只能帮助每个孩子掌握一些东西，而不是所有。

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遭受痛苦，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无法培养出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

有些人想要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进行改革，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无法培养出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从而使美国的经济腾飞。这个论点并不正确。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呢？原因之一源自政府的宣传，自1950年代人造卫星发射太空以来，从工业巨头到左右政界人士，STEM口头禅以各种形式宣扬。联邦政府每年在STEM教育上的支出约为3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广告，市场营销以及鼓励学生学习STEM。产生更多STEM毕业生的支出理由是基于经济论据，即工作，工资和国际竞争。

为了理解这一普遍论证的正确性，我们需要知道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美国现在实际上STEM毕业生人数是否太少？未来会出现短缺吗？而且，“短缺”会导致美国遭受苦难吗？

目前，拥有STEM学位的人处于失业和就业不足状态。是的，拥有STEM学位的毕业生的失业率低于没有STEM学位的毕业生的失业率。但是STEM学位持有者已经存在一些失业这一事实表明，增加STEM毕业生的供应量不会解决未满足的需求。2009年9月，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STEM工人的失业优势完全消失了，“受过大学教育的S＆E（科学和工程）工作者的失业率上升到5.5％，与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5.4％）大致相同。”

有人认为，由于缺乏优质的教育，特别是缺乏STEM的教育，美国人的工资低廉。但是由于STEM工作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不清楚STEM教育将如何显著提高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尽管一些研究表明STEM职位正在快速增长，但职位的绝对数量仍然很少。STEM工作仅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很小一部分，2010年不到5％，到2020年，这个数字不会增长到超过6％。

将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STEM工作，不仅取决于STEM毕业生的供应情况。如果政客和公司决定在研发上投入更多，那么对STEM毕业生的需求将会改变。根据简单的供求规律，如果STEM毕业生的供应量增加而需求没有变化，则STEM工人的工资将减少。如果美国人想要创新，那么为此付出更多的研发费用比尝试超额投入STEM教育渠道要直接得多。

围绕PISA和TIMSS等国际考试的大部分宣传都与美国如何保持第一名无关。所以有很多理由怀疑美国的教育体系在某些重要方面缺乏的说法。但是美国相对和绝对的高儿童贫困率，以及每个国家教育体系的独特性，使得国际比较变得困难。但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阶层差异对国际考试进行调整后，美国在OECD国家中的排名显著提高，从第14位升至第6位，在数学上从第25位升至第13位。尽管围绕STEM的危机言论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表现一直在变差，但一些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的20到30年中，NAEP，TIMSS和PISA的数学测试和大多数科学测试的分数都呈持续稳定的上升趋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贝尔奖可以说明美国在STEM领域的统治地位。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而且差距很大。与排名第二的英国相比，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几乎是其三倍。然而，美国唯一没有排名第一的诺贝尔奖类别是文学。

美国文理科学院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仅凭自然科学无法确保繁荣的经济和民主社会：人文学科提醒我们去过的地方，并帮助我们设想我们要去的地方；强调批判性观点和想象力的回应；人文学科（包括对语言，文学，历史，电影，公民，哲学，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促进了创造力，对我们的共性和差异的理解。它们共同帮助我们了解成为人类以及我们与全球社区联系的意义。 

当然，总有人说文科教育不是“实用的”或“有用的”。但是对这个想法有一个强有力的回应：什么是真，什么是好，什么是有用，这些都是人文学科所面对的问题。解决我们存在的众多社会问题至少与棘手的科学问题一样复杂，一样需要最优秀的分析头脑。一个不会激发人们对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兴趣的社会最终将变得贫穷。我们应当在文科和STEM等其他领域之间的课程上取得平衡。

美国不得不制定特殊的移民政策来引进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无法自给自足。

有传言说，美国许多技术型企业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招聘危机。商业领袖声称，IT行业的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迫在眉睫，威胁着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他们要求对教育和移民政策进行重大改革以避免这场危机。但是，在对K-12课程和移民法律进行重大更改之前，应仔细评估这些要求，因为这些更改最终可能使雇主比移民和美国的学生受益更多。

关于STEM毕业生是否会短缺的问题上一个论述已经说明了很多。从2001年到2009年，所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科学和工程学位增加了29％，其中不包括2年课程和技术培训证书。另外，工资趋势的数据也表明短缺的可能性不大。在过去十年中，至少拥有计算机和数学学士学位的人的平均工资每年增长不到0.5％。而大量新技术移民只会加剧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增加美国工人的失业率并阻止工资上涨。

联邦政府，各州和全国各地的学区都在各级STEM教育中投入了大量资金。虽然招募更多高素质的老师以及增加获得计算机科学课程机会的提议似乎是合理的，但使用激励措施促使各州采取改革措施以及鼓励各州之间为了资助的资金而竞争，将忽略许多州未获得资助学生的需求。如果需要更多这样的培训来使美国蓬勃发展，那么所有州的所有学生都应该可以使用，而不仅仅是私有公司和政府所青睐的学生。

此外，这些STEM学生为技术行业做准备，而该行业实际上已经面临工人过剩，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的情况。但是，IT公司通过否认这类毕业生是充足的，一方面寻求短期涌入的外国技术工人，一方面让美国培养更多的STEM学生，很有可能降低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技术行业雇员的工资。

高中毕业考试保证了毕业生为大学和在未来全球化经济下工作做好准备。

在1950年代人造卫星发射升空之后，由于担心美国输给苏联，联邦政府开始要求高中生通过基础数学和阅读测试才能毕业。目前，有26个州要求学生通过一项或多项测试才能毕业。

认为高中毕业考试会阻止大学教授的抱怨是荒谬的。这种抱怨是普遍和永恒的。它们反应了学术界的声望等级。大学教授声称高中教师正在向他们派遣不称职的学生，高中老师指责中学老师，中学老师指责小学老师。 

相信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学生需要什么才能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也是荒谬的。15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到当前技术和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和经济。未来15年可能会更加不可预测。当今的高中毕业生一生中可能会遇到的许多职业目前甚至都不存在。我们如何预测这些职业所需的所有技能，更不用说对学生进行准确的测试了？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押注一些技能，比如创造力以及沟通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然而，高中毕业考试政策迫使教育者缩小课程范围，从而限制了培养学生掌握这些技能。 

高中毕业考试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可能正确地确定通过分数，这在心理测量学界是众所周知的。研究人员无法设计出任何合理的方法来分析测试并准确选择将“胜任”与“不胜任”区分开的分数。 2013年3月，普罗维登斯学生会鼓励50名有成就的成年人（律师，科学家，工程师，记者和大学教授）参加了罗德岛高中毕业考试。在50名应试者中，有4名得分为非常熟练，有7名得分为熟练，有9名得分为部分熟练，有30名得分为基本低于熟练程度；也就是说，其中60％的专业人士不及格，不能获得高中文凭。

四年的高中教育可以通过一次测试或一系列测试来体现的想法，嘲笑了美国这个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体系。如果把用于这些考试的数十亿美元投入到促进教师和学生发展并减少贫困的计划中，美国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进阶先修课程（AP）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了机会，可以提前进行大学教育

很多人将教育视为摆脱命运的重要机会。尤其是大学，被视为通往机遇的门户。机会意味着大门是敞开的，但并不能确保通过。同样，仅获得高级选修课（AP）学分并不意味着少数族裔学生有机会获得大学学分。少数族裔学生参与AP课程并取得成功有很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参加AP课程的机会，并且为考试做充分的准备。

AP课程旨在使高成就的高中生接触大学课程。这些课程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考试获得大学学分。在大学成本不断增加的时代，AP考试为大家提供了一条以很少的经济成本获得一些大学学分的途径，所以很受欢迎。被录取的学生几乎都很勤奋，希望在考试中获得3及以上的分数，这是通过的最低分数。从表面上看，AP课程似乎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了获得大学教育先机的机会。但是，AP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这一愿望。

该计划于1955–56年开始实施时，大约1200名学生参加，逐年扩大后，到2012年，通过AP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比2002年参加考试的毕业生人数要多。尽管如此，参加AP学生的阶层仍然与1956年的情况极为相似，主要是白人，上层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

AP的管理者大学理事会致力于使参加和通过AP考试的人群多样化，并提供了一些支持，例如降低低收入学生的考试费用，以及为教授低收入、少数族裔学生的老师提供专门的培训。但是，少数族裔学生参加并通过AP考试的比例极低。2012年，有19.5％的学生在高中时获得了合格的AP分数，其中0.5％是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4.4％是非洲裔美国人，12.5％是亚裔/亚裔，15.9％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61.9％是白人。白人和亚裔学生在成功参加考试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很高，而少数族裔的人数则不足。为什么存在这种机会差距？为什么少数族裔学生参加和通过AP考试的人数减少了？

首先，少数族裔学生缺乏接触AP的机会。尽管少数族裔学生上学的机会与白人学生相近，但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提供的AP课程越来越少。此外，课程质量和准备工作因地区而异。学校面临着增加AP课程以提高声誉的压力，但是教师通常不足以教授这些专业课程，实际上，他们可能缺乏在该学科领域的广泛培训或经验。尽管AP课程是由高中教师和大学教授的委员会设计的，但课程的质量因老师而异。对于某些学生来说，他们的AP课程仅提供微不足道的考试准备。在为低收入和少数族裔服务的学校中，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所有学生都应获得晋升的良好机会。白人和少数族裔学生之间的机会差距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如果不对资源不足的学校以及这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些差距将持续扩大。

大学录取的依据是学生在K-12年级的成绩以及他们的SAT或ACT分数。

如果你搜索“大学录取"一词，会弹出大量的网站，资源和服务，每年秋季，高中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申请合适的大学。实际上，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一套录取要求和标准，可能只与高中GPA弱相关。很多大学的录取都有优先级，比如优先考虑杰出运动员这样的特殊群体。对于这些高优先级类别，竞争不那么激烈。另一个突出例子是校友子女在招生方面通常享有优势（Legacy Admission）。

近些年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优先录取，一些大学通过优先考虑子女而受到本身不是校友的捐助者的青睐，被称为“Development Admit”，以此吸引捐赠者捐出更多的资金。不少支持者认为，富裕家庭和精英大学是相互依存的。

哈佛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研究了30所顶尖院校的招生政策。他发现，如果某个学生是校友子女，即是从该大学获得本科学历的校友的儿子或女儿，则该学生高中毕业时被录取的机率为60％，而普通学生只有15％。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校友们仅仅通过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将巨大的特权传给受益人，这种特权直接使大多数不幸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教育将使穷人摆脱贫困，并为整个国家带来物质上的丰富。

教育可以提高某些人的工资，但教育本身不会消除贫困。教育可以做很多事情，但不能解决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持续存在的极端贫困的经济问题。长期存在的，仅凭教育就可以消除贫困的说法是危险的，因为它使学校变得过于关注经济成果，而如果不进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些成果是无法实现的。并且，对教育经济成果的关注使教育的民主，社会情感和思想目标陷入了困境。可悲的是，如果学校继续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那么真正有益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美国的贫困将继续下去。

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教育对个人和经济都有好处；毕竟，教育和收入是相关的。长期以来的研究表明，受过多年教育的人们一生中能赚到更多的钱。尽管今天的情况可能不如过去，但对教育的投资还是会获得积极的回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年限短的人更有可能受雇。因此，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可以提高某些人的收入并降低失业率。这两个事实似乎似乎可以降低贫困率。但是，教育、收入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使人们误以为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方式，事实是，没有其他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贡献，教育将不会消除系统性的持续贫困。

至少有五个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教育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贫困问题。

首先，教育的影响力过于间接，无法解决当今的贫困问题。教育主要是关于下一代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关于当代人的贫困又该如何解决呢？其次，富裕和贫困儿童的经历千差万别，教育和财富就像鸡和鸡蛋，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了教育结果的大部分差异。虽然有证据表明，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学校没有克服低收入和低财富造成的障碍。第三，我们的经济不能平等地回报每个人的教育。第四，教育无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金字塔结构，大部分人会在金字塔底部。最后，所有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不等于经济繁荣的美国。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大学学位并随后降低该学位的价值时，就会发生教育通货膨胀，这降低了教育本身为所有人创造更高收入的可能性。

智商测试可预测人生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学校会使用它们来组建能力小组并挑选学生参加有天赋或特殊需要的课程的原因。

智商（IQ）测试一直存在争议。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没有关于“生活成功”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智商测试的支持者通常将“成功”的定义基于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智商与传统上有价值的结果之间的联系，例如学习成绩，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表现。支持这些结果作为成功生活指标的人认为，仅IQ分数就能预测孩子的生活轨迹。

其次，智力与智商不是一回事。智力包括推理，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考，理解复杂思想，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它不仅是学习书籍，精通学术技能或应试技巧，它反应了理解环境的更广泛和更深的能力，即“捕捉”，“理解”事物或“弄清楚”做什么。智商测试试图通过测试性能来衡量智力，而提供智商分数的测试是在不完美的假设集合下进行。传统智商测试的设计人员通常认为，智力是一个单一的结构，可以通过标准化测试进行衡量。支持者认为，智商测试客观地衡量了关于能力和潜力的真实和永久的东西；然而，批评者质疑，是否通过一次测试就能捕获智力涉及的诸多复杂方面。

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智力涉及语言、空间、人际、音乐等多个领域。他认为，认知模式的范围很广，并且它们之间存在非常弱的相关性。因此，某人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但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却很低，因为它仅衡量一小部分智力技能。同样与传统的智商测试相反，罗伯特·斯特恩伯格提出了另一种智力理论，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强调创造力和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而传统智商测试则缺乏这两个方面。事实上，在过去100年中，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致力于研究人类智力的本质：原始的心理测量方法，以及20世纪后期的信息处理和认知方法，智商测试只代表研究之一。

智商测试无法衡量很多重要的软技能，例如性格，动机，社交技能，态度等，所有这些都会对一个人的生活成功产生巨大影响。科学家们最近才开始研究这些非认知技能对儿童发育的重要性。保罗·托夫在他的《儿童如何成功》一书中记录了神经科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认知的转变，他说，科学家开始相信诸如自我控制，坚韧和适应能力之类的非认知技能对孩子的成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来自国家教育纵向研究和高质量学龄前儿童影响的纵向研究的数据支持了这一信念。当我们观察大学毕业、收入和以后生活中许多其他结果时，软技能对最后的成功与识字和算术一样重要。

学校正在浪费时间试图教解决问题，创造力和一般思维技能；他们应该教学生在学校和以后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事实。

教授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是可能的，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可能，而在于关于这些技能的教学是否正在消失。他们可能从未受到过太多的重视，但鉴于目前的教育系统及其日益完善的基于测试的问责制，教室正变得越来越受到控制。因此，可能促进解决问题和创造力的环境就不那么明显。

儿童天生就具有好奇心，渴望了解周围的世界，并且在生命的早期就表现出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幼儿发现创造性的方式来获取难以企及的，迫切需要的物品或确定最有效的方式来引起护理人员的注意，他们正在展示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惜的是，教室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抑制了创造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学校对学生的激励并非出于Ta们的好奇心或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是避免被罚或获得老师的积极支持。这样一来，学校就不再是创造力蓬勃发展的地方，而是消灭创造力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教育应该是事实的灌输。当教学的重点是传递事实和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中的表现时，交流和辩论常常被死记硬背取代，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努力被放弃，教师牺牲高质量的课程以解决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考试。因为考试决定了孩子们的未来，教师的绩效以及学校的未来。

除了学习事实，教师还可以学习在课堂上促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其他更高阶的认知技能。但是，除非教师有自主权来创建鼓励探索和交流的课堂环境，否则鼓励和促进对这些技能的学习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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