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每三名妇女中就有一名遭受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
不离婚，毋宁死 
Dying to Divorce
英国 / 2021 / 80分钟
妮可-费尔韦瑟Chloe Fairweather 
辛妮-科尔万Sinead Kirwan
编辑 翻译 鐘緑
纪录片《不离婚，毋宁死》（Dying to Divorce）将代表英国参加2022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电影，它敏锐地揭露了土耳其非正常死亡女性背后的厌女的危险与政治——在土耳其，每三名妇女中就有一名遭受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
《不离婚，毋宁死》于联合国反对性别暴力运动期间在英国上映，导演妮可-费尔韦瑟（Chloe Fairweather）和好友兼制片人辛妮-科尔万（Sinead Kirwan）花了五年时间拍摄完成了这部纪录片。
电影的主人公之一是伊佩克-博兹库尔特（Ipek Bozkurt）。她是一名土耳其律师和活动家，曾帮助本片的其他两个重要人物，受到家庭暴力的土耳其女人库布拉（Kubra）和阿尔祖（Arzu）勇敢地对丈夫提出指控，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
博兹库尔特于近日参加了电影的英国首映式。她表示，自己反击土耳其刑事司法系统的偏见的决心没有动摇，她会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继续在她与其他土耳其律师建立的土耳其妇女权益保护平台上工作，为土耳其的家暴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庭提供支持。博兹库尔特还表示，她认为，纪录片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夸张，非常克制，充满感情与力量。
电影的主人公之一伊佩克-博兹库尔特 （Ipek Bozkurt）
纪录片中的家暴受害者之一库布拉曾在伦敦担任彭博新闻社的节目主持人。
在工作期间，她与自己未来的丈夫，担任制片人一职的内普顿（Neptun）相识。起初，他们的婚姻很美好。然而，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两天后，内普顿在一次争吵中狠狠地打了库布拉的后脑勺四次。
库布拉出现了严重的大出血，一度无法说话，走路。但内普顿则强调，库布拉的脑部损伤是剖腹产的后遗症。
库布拉被永久地剥夺了可控的运动能力；最残酷的是，她被剥夺了成就自己事业的表达能力。她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赢得了再次见到自己女儿的权利；花了更长时间，才在法庭上得到了一丝公正。即使是现在，虽然内普顿被判定犯有袭击罪，但他仍然没有在监狱服刑。博兹库尔特说：“库布拉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生活，她所经历的一切都太不公平了。”
纪录片的另一个主人公阿尔祖的故事则揭示了一种土耳其的文化环境，即对错过男方的“有罪不罚”，以让他们可以对妻子实施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暴力。
电影主人公之一 被丈夫射中七枪的阿尔祖
14岁时，阿尔祖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0岁的农夫。不久之后，她有了孩子。当阿尔祖提出离婚时，她的丈夫用猎枪近距离向她的腿和胳膊射了七枪。尽管阿尔祖苦苦请求自己的丈夫保住她的手臂，好让她可以继续照顾他们的孩子，丈夫却没有理会。在等待审判期间，她的丈夫在监狱的电话中解释说，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因为阿尔祖先提出了离婚。
博兹库尔特表示，阿尔祖的案例是土耳其“个人即政治”的体现。纪录片展示了博兹库尔特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的法律改革的运动，以及最近一次政治集会的新闻片段。集会用神圣母职的传统土耳其文化观念来暗示女人应该呆在家里，相夫教子。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充满了挑战。除了解决资金问题之外，导演和制片人还必须面对土耳其法律系统的不近人情，以及低效带来的长期拖延。“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部电影，”费尔韦瑟承认，“但这就是有制片人辛妮在的好处——如果我们中的一个陷入困境，另一个就会鼓励。我们很开心自己的作品被英国电影学院选送参加奥斯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如果由土耳其的电影制作人在本土拍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离婚，毋宁死》在一些欧洲电影节上收获了好评，赢得了多项提名和奖项。博兹库尔特表示，在伊斯坦布尔的电影节上，这部纪录片因为“太具挑衅性”而未被放映。
博兹库尔特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这部纪录片指出了土耳其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必将在土耳其的传统妇女中激起热烈的反应。她相信，许多土耳其妇女已经对现土耳其政权强加的生活限制和低下地位感到幻灭了。
《不离婚，毋宁死》导演
妮可-费尔韦瑟
接受《女性与好莱坞》采访
妮可-费尔韦瑟简写为CF
《女性与好莱坞》简写为W&H
W&H：你为什么选择去拍她们的故事？
CF：那时候，我和记者克里斯蒂娜-阿斯奎斯（Christina Asquith）正在制作一部完全不同题材的短片。她听说了博兹库尔特主导的土耳其妇女权益保护平台。我们对其中一些案例的暴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迫切地要把她们的故事讲出来。我开始与制片人辛妮-柯尔万讨论把她们的工作拍成一部长片的可能。不久之后，我开始与制片人塞达-戈克切（Seda Gokce）和奥兹格-塞布泽奇(Ozge Sebzeci)带领的优秀的土耳其团队合作。
W&H：你希望人们在看完这部电影后能想到什么？
CF：我希望提高人们对土耳其情况的认识，我也希望人们被影片中女性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勇气所鼓舞。随着事情在个人和政治上的恶化，她们只会更加坚强，更加努力地战斗。
W&H：制作这部影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CF：拍摄一部时间跨度比较长的纪录片是很困难的。在大部分拍摄工作完成之前，资金都非常有限。我们经常不得不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工作。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土耳其安全局势的不可预测性。这当然是故事的一部分，也是使故事引人入胜的部分原因，但它确实使拍摄计划和访问更加困难。
W&H：你是如何获得拍摄资金支持的？请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
CF：我们的资金真的是七拼八凑来的。一开始，我们在美国的电影市场上推介这部电影。然后参加了英国的谢菲尔德纪录片推介会（Sheffield Meet Market），并得到挪威广播公（NRK）的投资承诺书。
虽然这笔资金只有在影片完成后才会到位，但我们仍然可以用它来吸引其他投资者。拥有国际广播公司背书的好处之一是，我们能够与挪威制片人伊丽莎白-克莱普（Elisabeth Kleppe）展开有意义的合作。她为我们争取到了弗里特奥德基金会和挪威西部电影中心的支持。
之后，我们成功地开展了一次众筹活动，并能够获得律师、女权主义电影基金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以解决影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与富勒项目合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资金。这些少量的资金使我们继续前进，但直到苏格兰创意公司和阿特米斯制作公司（Arte/WDR）的加入，我们才确认自己真的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这部电影了。
W&H：是什么激励你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的？
CF：我在大学时拍摄了一部名为《董事会会议》的纪录短片，并获得BBC电影实验室竞赛的亚军，备受鼓舞。我喜欢带着问题去见不同的人，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也喜欢视觉叙事的技巧。
W&H：你收到的最好和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CF：我收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当时我向一位电影同行抱怨我缺少资金的困境的时候，我得到的建议是，“‘完美’是‘好’的敌人”。我收到的最糟糕的建议是 “不要轻易亮出底牌”。我发现公开、清楚、诚实地说明你是谁，你想做什么，反而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W&H： 你对其他女导演有什么建议？
CF：只管去做，不要回头。不要质疑你做这件事的合理性，让人们知道你就是想做导演，因为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一点。努力奋斗，就会吸引到支持，世界会向你敞开。
说明：
**电影英文原名Dying to Divorce的dying一语双关，既指出对离婚的渴求，又指出了纪录片主角们的危险困境。故将片名翻译为《不离婚，毋宁死》。
**翻译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1/nov/28/dying-to-divorce-turkish-womens-campaign-against-domestic-violence-is-set-for-oscars

**采访原文链接：
https://womenandhollywood.com/hot-docs-2021-women-directors-meet-chloe-fairweather-dying-to-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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