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经济学家
哈耶克文｜彭定鼎译
（本文为哈耶克1944年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话）
据说，我认识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指门格尔——汉译者注）曾经说过，如果他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应当学习经济学。如果这说的是经济学家需要完成的任务的艰巨，那么这个英勇的决心确实值得称赞。但是如果这说的是研究经济学是通向个人幸福的确切道路，我恐怕我没有这么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给你们。可能卡尔·门格尔后来也改变了观点：最后，62岁上，他生了一个儿子后，这个儿子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父亲看着他成了有前途的数学家。（这位儿子叫Karl，是杰出的数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哥哥Richard也是数学家和空气动力学家——汉译者注）
至少有一种幸福是研究大多数科学能够带来的，但是经济学家却几乎完全无福消受。自然科学的进步经常导致对人类的未来的无限的信心，而且使自然科学家确信他做出的对知识的任何重要贡献将被用于增进人们的福祉。
然而，经济学家注定要研究一个几乎比其它任何领域都更加展现人类愚蠢行径的领域。科学家不怀疑世界将变得更好，他们今天取得的进步明天将得到承认和运用。自然科学有一种魅力表现在追求它的精神和氛围之中，表现在等待成功者领取的奖项中以及它能够向多数人提供的满足之中。今天晚上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如果你们在长期研究任何学科的艰辛之中希望有这些清晰的成功的信号，你们最好离开经济学去学习一门更加幸运的科学。经济学家不仅没有耀眼的奖项，也没有诺贝尔奖（编者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在哈耶克发表这一演讲的24年之后。）而且也——我应当说直到近来——没有财富没有贵族头衔。但是哪怕追求它们的愿望——追求奖励或者公众的承认——几乎肯定会损害你们在这个领域里的思想诚实性。任何过于强烈的赢得公众认可的愿望对于经济学家的危险，以及为什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机会出人头地实在是他的幸运的原因，我将在后面讨论。但是在讨论这些之前，我想考察经济学家的悲哀的更加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不能确信他的知识的进展必然会导致人们更加睿智地处理社会事务，甚至不能确信我们在这个领域里会取得进步而不会发生倒退。
经济学家知道在他的领域中的一个错误造下的祸害可能超过几乎所有科学加在一起带来的益处——不仅如此，社会秩序的一次错误选择，除了当下的后果之外，可能深远地影响几代人的前景。即便他相信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随着岁月流逝他会相信得越来越少——他也不能确信真理会被采纳。他甚至不能确信他的研究成果不会导致——因为被其它人误用——与他的目的相反的结果。
我不会说经济学家没有影响力。相反，我赞同凯恩斯勋爵所说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不论对错，都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加强大。的确，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些观念主宰的。”我想做的唯一的补充是，而且凯恩斯勋爵大概会赞同，经济学家只在长期而且只是间接地有此重大影响，而且当他们的观念开始起作用时，这些观念通常大变样，使得提出它们的人都难以认出来。
这个现象与我相信在民主国家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密切关联：那些运用经济学理论的人是外行而不是真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在这方面不同于其它学科。我们不像其它科学那样培训专业人员，当出现经济问题时去找他们，或者他们最多只做顾问，而实际的决策必须被留给政治家和公众。专家政府的理想在过去非常诱人——甚至引发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说出这样的话：
“在所有政府中，不论古代还是现代，这种卓越性质（也就是，政治问题‘由一群很少的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的人们的深思熟虑的见解’决定）在普鲁士政府达到最高程度——一个由王国中所有受过最高程度教育的人们组成的最强有力最巧妙地组织起来的精英统治。”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宁可要一个——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以民主方式治理的不完善的政府也不要专家政府。
然而，对于这样的后果，经济学家应该比其它人更应当了解。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的建议会产生什么，也不确定我们的最善意的努力会不会导致十分不同于我们初衷的结果。事实上，可以想见，社会知识的进步可能导致社会政策的倒退，而且这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我只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大约7年前，经济学家们开始严肃地提出对当时几乎被普遍接受的自由贸易实行某些限制。这里我不关心他们是对还是错。我想说的只不过是，在通常的一代人左右的时期之后，他们的观念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们造成了一种我相信最极端的保护主义者也认为大大不如他们抨击的近乎自由贸易的状态。也许适当实行的一点保护或者汇率的一点灵活性可能比自由贸易或者金本位更好。我不相信这一观点，但是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不排除对这些修正的鼓吹可能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对自由贸易原则或者说半真理的攻击肯定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公众忘记了曾经学到的经济学基本知识中的大部分，又一次愿意接受70年前人们一笑置之的荒谬做法。
我刚才说到过，新的见解成为政治势力需要一代人左右的时间。这个现象是读过Dicey的《法律与见解》（Law and Opinion）的人熟悉的，书中有许多例子，我还能给出更多。但是也许有必要提醒你们这一点，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凯恩斯勋爵的教导以其独特的速度渗透到公众意识中，这可能会让你对什么是更正常的事情产生一些误解。现在我尝试对这个例外情形给出说明。
另外一个论点我已经间接地谈到了，但是我必须再说几句，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领域中，没有什么知识能够被认为是一劳永逸地确立了的，而且事实上一度获得和传播的知识经常不是被否定而是干脆被丢失和遗忘了。自由贸易论据的点点滴滴，一度几乎被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理解，就是个例证。在我们的领域中知识被丢失的原因是它不能被实验证实，而是只能通过颇为艰难的论证过程获得。如果你们说“它被实验证明了”，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它，尽管他们可能对它毫无理解，但是对于经济学的论证，人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即便每个理解它的人都信服了。结果是，在经济学中你们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确立一个真理，而必须让每一代人重新信服——而且你们会发现你们面对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而是更为困难了。
这里我忍不住说到“经济学家与公众”这个说不尽的话题，开普敦的H. Hutt教授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思想深刻的书，其中包含了许多睿智的事情和一些不那么睿智的事情。我强烈地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们。这个话题有一些有意思的论点，很能说明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处境，例如，在我们的领域里区分内行和江湖骗子有着特殊的困难，以及经济学家传统上不受欢迎这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你们也许都知道白芝浩（Walter Bagehot）说过，公众从未因为听说一个经济学家死了而伤感。事实上，过去对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说教的厌恶已经使得经济学家有了吞吃小孩的怪物的形象。事实本非如此。19世纪初期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之一（James Mackintosh爵士）说，他认识斯密但是不熟悉，但很了解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很亲密并且发现他们是他认识的最好的人。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实这一点。你们也许知道，我有时候挖掘经济学史自娱自乐，而且在过去25年间我有机会不仅认识了这一代和上一代的很多经济学家，而且还将他们与其它领域的学者对比。我必须说，我发现整体上说他们是一群好人，出乎意料地敏锐、心智健全，比其它科学家少些古怪和疯狂。然而他们的名声却比几乎任何其它职业都差，而且人们想象他们特别难以相处、充满成见而且感情冷漠。过去和现在这些指责最经常针对的正是学术意义上最杰出的那些经济学家，而怪人极难获得众人之友的名声。这方面与亚当·斯密时代仍然很像，而且他说的关于议员与垄断的关系的话很适合于描述经济学家与“实际利益”——不仅是资本家的利益——的关系。你们看到《国富论》中这样说：
“支持每个强化（房产建筑商）的垄断的提案的议员无疑会获得懂行的名声，而且会受到一群人数众多、财富显赫的重要人物的欢迎并在他们中产生影响。相反，如果议员反对他们，而且他还有足够的权威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么无论他的品性多么高尚、职位多么高、为公众做出多大贡献，都不能使他免于愤怒的和失望的垄断者暴发出的最恶毒的污蔑、诽谤与人身攻击，有时候还有人身危害。”
在我论述公众舆论和政治偏见对于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影响这个题材之前，我必须暂停一下考察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理由和要达到的目的。也许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吸引而学习经济学的——这一点上经济学也与大多数其它学科不同。不论今后我们受到什么引导，但是极少人——或者至少在我的时代是如此——因为经济学的吸引力而学习经济学，因为我们通常不知道经济学是什么。的确，我记得上次大战期间我第一次向我的一位同袍军官借了一本经济学教材时，我被我发现的沉闷深深排斥，而我的社会热情勉强足够使我啃下那本书，因为我希望在其中找到——不必说，我没有找到——对我真心看重的，如何建构更加公正的世界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但是，虽然引起我们中大多数人——以及我希望也是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经济学的动机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动机并不十分有助于增进洞察力。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几乎所有人带着对于我们不理解的课题的十分强烈的观点来学习经济学。即便我们表现得超脱并且愿意学习，我恐怕其中几乎总是有精神上的保留——有一种内心的决心要证明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学到的东西能够改变我们的基本信念。虽然我危险地接近于说教，但我仍然恳请你们下定决心，去拥有那种能够帮助你们去学习的思想上的谦卑。没有什么比拒不改变见解的傲慢更加损害思想上的诚实了——特别是如果，如同我们的领域里通常见到的那样，这些见解在我们传播的圈子里被认为是“进步的”或者“先进的”或者干脆就是“现代的”。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认为特别先进的观念不过就是你们那一代的主导观念，而且对人们告诉你们是先进的那些观念持批判态度，比单纯接受它们需要多得多的精神力量和独立性。
回到我的主题。你们中绝大部分人学习社会科学不是为了毕生从事研究，而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找到一份能够运用你们的知识的工作。到时候你们将只关心实际事务并且将必然接纳你们的时代的主流理想和观念。尽管长远看来可能正是经济学家创造了这些主流观念，但是经济学家实际中能做的事情是由他父辈和祖父辈创造的观念决定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也应该关心当下实用的事务、接纳当前的观念并且为可能从事的特定工作做准备呢？我不相信大学会这么做或者想做的话能做得好。我不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大学能够提供有效的“职业训练”或者如此训练出来的人能够有大用处（除了从属性的工作）。一份工作中的实际方面，在工作中学习要好得多——甚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许多更加一般性的具体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你们希望在不可避免的学徒期之后升到更加负责任的位置，你们需要的是理解你们关注的细节，并且看穿主导着日常生活的时髦用语和惯用语的能力。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这种教育吗？或者说怎么才能让它提供这样的教育呢？
这就立即提出了专业教育和普通的全科教育的关系的复杂问题，它在社会科学中比任何其它地方都尖锐和困难得多。我来谈一个常见的误解：人们经常说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只能“作为整体”被研究。如果真是那样，那就意味着社会根本无法研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且就知识的进步而言，专业化在社会科学中和在其它地方一样必要，而且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必要。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只掌握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知识没有什么用处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们是优秀的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但是不懂得别的，你们可以是社会的非常有用的一员；但是如果你们只懂得经济学或者政治科学而不懂别的，你们不会是社会的有用一员。你们不能成功地运用你们的技术知识，除非你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有一些有关社会科学整个领域的知识，以及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当然首要的是在某个特定领域的真正才干。除非你们真正懂得你们的经济学或者你们的专业领域，否则你们就是骗子。但是如果你们只懂得经济学不懂得其它，那么你们就是人类的废物，也许能够写文章给其它经济学家看，但是没别的用处了。如果你们的学习期限只有三年，那么在狭窄的领域取得技术资质同时得到通识教育的双重任务就是可怕的任务。但是你们会发现这是人生很长时期内掌握大量各类知识的唯一机会，这些知识的意义和价值你们只能以后才认识到。如果你们想以对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作为你们的终身工作，那么在本科时期保持广泛的兴趣更加重要。现在在一门社会科学中做出原创性贡献要求在狭窄的领域里多年艰辛的专注的努力，只有经过了10到15年这样的努力，使你们可以认为自己成为了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后，你们才能再次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事物并且超越狭隘的专业。在你们成为专家之前、在你们投身于特定领域或者设定目标之前这些年里，你们必须获得日后在你们的生命的最活跃最高产的年间主导你们的通识教育。
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应当让自己不受任何设定的目的的影响而应当受到思想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引导。除了应对考试的知识之外，没有哪个领域的知识你们能够指望在完成课程时就“涵盖”了。而且，如果你们继续思考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你们感到一定有意思的问题，那么你们得到的收益就比单纯掌握特定的科目多得太多。为了应对考试你们必须掌握知识，但是除了考试前几个月备考之外，大学生应当全心全意地思考有意思的问题。除非你们现在就利用你们在这方面享有的机会，你们就永远不会取得我认为大学能给予你们的最大收获：发现学习和理解事物是人类最大的乐趣，而且是唯一不会枯竭的乐趣。
我发现我再三脱离最想说的话题，而现在时间所限，我必须专注论述这一点了。这是一个与我刚刚讨论的论点相关的论点——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而不是初学者在原创性工作中如何掌控我们的兴趣。我们应当追求当下的用处吗？我们应当主要关注当下可实行的研究吗？还是应当研究我们感到或许能够解决的思想难题：通过追踪这样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人们接受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或者混乱的，因而我们能够希望取得一些理论进展，不论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其实际意义？当然了，这个问题与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追求当下的影响力或者经济学家是否应当满足于为遥远的未来而不是一己私利而工作的问题密切相关。当然了，这是一个只有学术经济学家和大学教师才需要做出的选择；但这却是个重要的选择。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受欢迎且不时尚，我予以强调当然不表示这两者是仅有的选项而且理智的人不能在两者之间达到某种适当的平衡。我要说的不过是我推崇的“学术态度”眼下被过分贬低了，而且那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对于思想的充分正直性和独立性所产生的危害也许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我认为过于热切地追求当下的用处很容易腐蚀经济学家的思想正直性，原因是当下的用处几乎完全取决于影响力，而影响力很容易通过屈从于流行的偏见和依附于既有的政治团体获得。我认真地相信任何这种追求影响力的努力（至少在你们非常确定地树立了自己的信念之前）对于经济学家是致命的，经济学家最要紧的是有不受欢迎的勇气。不论他的理论信念是什么，当他考察外行的建议的时候，十有八九他的结论是，这些建议的各种目的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舍弃一些美好的愿望。这是他必须解决的那类问题的必然后果：席勒在诗中良好地描述的问题：“思想并存，然而事物却冲突。”
经济学家的任务正是在事物冲突之前发现思想的对立，结果就是他总是不受欢迎地指出做事情的成本。他就是干这个的，而且他必须永不退缩，不论这个任务使他多么不受欢迎，多么受到憎恨。不论你们怎么看待古典经济学家，你们必须承认他们从不畏惧自己不受到欢迎。
他们乐于推荐所有类型的自我否定，现在成了广为嘲笑的“不墨守成规的良知”或者“自我批判精神”。也许在那个坚持自己的学说才能受到尊敬的年代，他们的认真态度并不像他们中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巨大的美德。但是现在钟摆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现在的时尚是满足公众的口味而不是警告他们不可能什么好处都占，大家应当知道迎合比逆耳忠言容易得多。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发现自己受到欢迎的时候至少应当怀疑自己。相信令人愉快的结论或者研究其它人愿意相信的学说，盲从大多数意愿良好的人们持有的观点而不是揭露热心的人们的错误，这要容易得多，接受经不住冷静检验的观点的诱惑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
经济学家在思想上的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希望获得影响力去做好事。我并不是说——也不想这么说——经济学家应当完全回避价值判断或者拒不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我不相信回避价值判断是可能的，也不认为经济学家应当回避政治问题。但我认为他应当避免加入政党——甚至不应致力于某个美好的事业。那不仅会扭曲他的判断，而且它对他产生的影响几乎必然使他付出思想独立性的代价。过于急切地做某件特定的事情，或者对特定的群体施加影响几乎必然成为他说出许多他本应说的，但不受欢迎的话的障碍——并且导致他与必须接受的“主流观点”妥协，甚至接受经不住严格检验的观点。
我相信你们会允许我认真地说，这样的思想腐化，以及对于取得影响力的愿望的屈从，今天更多地来自被称为左派的或者进步的政党而不是右派政党。右派势力通常既没有足够的智慧评估思想活动得到的支持，也没有提供可能影响诚实的人们的那种奖项。但是，不论全国人民作为整体立场如何，“知识阶层”主要是左派这个事实意味着，如果你们接受那种一般被认为是“进步的”观点，你们就一定有大得多的影响，并因而有更多的机会大显身手。现在，而且也许永远，有一些有吸引力的工作，例如各种研究或者成人教育岗位，如果你们持有正确的“进步的”观点就会受到欢迎，而且如果你们代表任何已知的政治纲领而不是走自己的路，你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各种委员会。别忘了，“进步”的名声几乎总是与在转化人们的思想方面已经成功了一半的人或者运动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抵制加入某个受欢迎的运动的倾向意味着自觉地放弃许多令人愉快的、有利可图的和出人头地的事情。然而我相信，在我们的领域，甚于其它任何领域，这一点是真正根本的：不管别人怎样，经济学家必须警惕不去相信那些相信了会有用和相信了会令人愉快的事情，不去鼓励他们自己的或者别人的一厢情愿。我不认为政客的工作和社会的真正研究者的工作是相容的。的确，在我看来，要做成功的政客、做政治领袖，你们几乎就不能有有关于社会问题的原创观点，而只能表达大多数人的感受。但是关于外部的诱惑我可能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我只想就内部的诱惑再说几句，也就是某些观点的愉悦性带来的诱惑。这里，人们的态度近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也许会有点感到“好到不敢相信”，但我相信这个态度还是比一厢情愿地相信好结果安全一些。
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历阐述这个立场，而我的经历可能与你们的不同。从纯粹科学之外的任何角度考虑，我都希望我能够相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其倡导者所承诺的目标。假如我能够说服我自己相信他们是对的，那么这将打消我对未来的前景的所有疑虑。我将分享众多同胞的美好信念并且与他们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作为经济学家，这样的境况有双重的吸引力。我被一些社会主义同事再三提醒说我们的专业知识会确保我们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我可能成为受到信任的领袖而不是遭到痛恨的捣乱分子。你们可能会说，我的某个观点带给我职业声誉，所以我的骄傲现在使我看不到真相。但并不总是这样。我其实一直主要在思考我的极其痛苦的幻想破灭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我现在的观点。
你们也许没有同样场合中的经历，但是我确信，如果你们不把经济学当做仅仅是达到实现特定目的的特定手段，而是持久的追求真理的历程，那么你们迟早会在这个或者那个场合中有类似的经历。这对你们而言还将是一个选择：一边是人们珍视且令人愉悦的幻想；另一边是对论点的毫不留情的探究，后者几乎肯定使你们陷入孤立和排挤，而且你们不知道还会遭遇什么。我相信面对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并且透彻思考它们的责任是经济学家最艰巨的任务，而且他履行了这个职责之后一定不能期待公众对他的努力的认可或者同情。如果他有所期待，那么他就很快不再是经济学家而是变成政治人物——一个很光荣也很有用的使命，但是与成为经济学家是不同的，而且它不能带来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得到的那种满足。我要谈的正是这个选择，我想提醒你们这个选择无可逃避。你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如果经济学家想要保持对职业的初心，他就必须要求自己遵守许多自律的禁令。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是他必须永远不要追求眼前的成功和对公众的影响力。我不像Hutt教授那样极端，他在上面提到的书中希望经济学家遵守几乎僧侣式的戒律以防止腐化。但是我相信他的话里的真理比人们通常承认的要多。我不知道经济学家在做出选择之前在职业生涯中会不会感到幸福，而且如果他选择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实惠，他能不能坚守这些行为准则。
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相信长久看来坚持思考比直接追求社会改良更有机会对社会问题的改善做出贡献。我还确信，如果他做出舍弃，那么在工作中他也会享受大量真实的乐趣，就像他同样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任何更加具体的和确定的目标一样。就我本人而言，无论如何，不管我说过什么，我从未真心后悔成为经济学家，或者真心希望与任何人换位。
但是我说的够多了。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说教，如果我不留神真的说教了，你们一定要原谅我。这将是我第一次而且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说教。我的讲话成了说教不是因为我急于要你们信服我的观点，而是因为我必须谈论我深度关切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下了很大功夫来理清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也感受深刻。
文章为哈耶克1944年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话
彭定鼎 翻译，朱海就 校对
转载自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书架上的值得反复阅读的“镇架经典”。多一个人读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
哈耶克用尽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乌托邦体制践踏私产、无视基本人性，在无尽的匮乏、混乱与奴役之后，其结局是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真理消亡……
哈耶克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错失了过去，不应再错失未来，我们应学习并传播先知的思想，借此把握好未来，让未来不再充满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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