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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澧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澧,旅美博士,现在国际研究机构工作。文章曾发表在《南方周末》、《财新》周刊等国内报刊。
这几个星期,围绕俄乌战争,互联网谣言蜂起。俄国外交部3月5日在推特声称,俄国军队在乌克兰发现了研究生物武器的证据,还是由美国资助的。这些所谓证据,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就是正常而且公开进行的科研活动。这是要搞到人们不敢研究病毒,遇到下一次疫情,只能像中世纪遇到黑死病一样,靠人类肉体去硬扛?
俄国外交部贴出所谓“证据”
俄国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要求安理会讨论他们的指控。3月11日,安理会应俄罗斯要求,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一主题下举行专门会议。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确认:联合国不认为乌克兰存在任何生物武器计划。会议上,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直接支持涅边贾大使。
美国也有人相信这些谣言。国会里一些特朗普死忠粉,比如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麦迪逊·考索恩,3月5日在本州一次集会上说乌克兰政府极端腐败。这是指乌克兰方面的调查,并没有像前总统特朗普在位时要求的那样,发现拜登儿子在乌克兰有违法经济活动。包括考索恩在内的八位共和党众议员,以这一指控为口实,在3月17日投票反对撤销俄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谣言在互联网如兔子般繁殖。很多人认为,这是新技术带来的新现象。但是,按科学发展观作些科学分析,就会发现:所谓「新现象」,其实只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老现象的新形式。我们人类,终究只能与谣言长久共存。
人类社会都是谣言大温床。美国有位名叫唐纳德·布朗的人类学家,三十年前出版了一本题为《人类共性》的书。布朗查阅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人类社会的调查,发现超越不同文化的人性共同之处多到超越我们想像。共性之一是深爱八卦,积极传播流言蜚语。无论是巴黎精英沙龙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原始部落,人只要聚在一起,就开始飞短流长。
甚至把人关起来都没用。「三言两拍」里的说书人经常讲,“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盖是此辈功夫又闲,心计又巧,亦且走过千家万户,见识又多,路数又熟”——但也正因为三姑六婆有这点本事,传统社会关在家里的女人才能依靠她们收发谣言,与外面的大社会交通。
这并不是古人特色。2006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面,奥斯曼帝国的回教女人关在家中,无男人相伴不可随意出行。却自有异教徒如那个卖衣料的犹太大妈,走家串户通报各家消息。男主角黑就是通过这位大妈与情人谢库瑞幽会。

我们人类确实是社会性动物。哪怕被习俗隔绝,仍然对他人状况有无限兴趣,包括对苦难的普遍同情。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可以如《礼记》所说,「君子慎其独也」,无人监察时也和谣言保持距离。但你无法让大众不传谣言,这是违反人类本性的。新技术只是让这一本性更容易施展而已。
其实,普通人传播的谣言,往往并非有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失真,这是信息论要处理的客观现象,未必与道德有关。现在都称王国维为大师,他的《人间词话》是巅峰之作。但是,如果你读今人校对本,从注解中会发现,《人间词话》所引前人词句,静安先生凭记忆写来,与通行版本多有不同。经王大师一转手,某些信息自然而然就“失真”了。大师尚且如此,何况愚钝如吾辈乎?
信息失真,常是无心之失。我们的思维永远不能完美反映客观现实,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只能是一个无限的逼近过程。我们的认识与事实会有差距。
英美法庭对证人要求很严。中世纪的英国,法庭上作假证,查出后割舌头。时至今日,在美国作假证仍然可判刑。在美剧和好莱坞电影里可以看到,证人作证前必须宣誓,保证自己说真话。但是,对方律师接着会质询证人,力图找出证词与事实间的矛盾。如果找到矛盾,证词被推翻,一般也只是无心之失,不至于马上将证人上铐收监。
好莱坞拍过一部喜剧片,《我的表兄维尼》,可谓是证人无心之失大集锦。今年3月13日是这部电影上映三十周年,美国媒体还小小庆祝了一番。
两位路经南方的纽约大学生,被当地警察逮捕。小镇谣言都说他们是抢劫便利店并杀害店员的凶手。因为没钱,他们请了其中一位的表兄维尼来辩护。维尼只是个初出道的民事律师,并没有刑事经验,他只能依靠纽约街头混出来的聪明和精明,揭出一个个证人的无心之失。
有一幕是这样的。一位老太太一口咬定,她见到被告进出小店。维尼问:当时你离被告有多远?老太太说约有一百英尺。维尼量了五十英尺,站在那头,举两个手指,请老太太数。老太太吃力地看了一阵,说四个。维尼手不动,笑着走回来,问老太太怎么讲?老太太说我该配新眼镜了。维尼证明了老太太证词不可靠,但法庭并不认为老太太造谣诬蔑。这是无心之失,老太太只是自以为眼力太好。
英文lie,中文通常译作“撒谎”。其实,如果你查原版字典(而不是英汉字典),lie 的解释是明知不实而故意编造——这解释已经排除了无心之失。而在汉语里,撒谎只论效果不论动机,只要讲的话不符合事实,不管明知或无知,两者都算撒谎,常常会过分指责无心之失。
国内曾放映的大片《赎罪》里,妹妹布里奥妮不合事实的证词,将姐姐塞西莉亚的男友罗比送进了监狱。当了护士的妹妹,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去姐姐住处商量翻案。姐姐抢白妹妹:你已经撒了一次谎,别人为什么还要相信你?妹妹对姐姐称她「撒谎」,非常震惊。
小说文本里,她是如此反应的(《赎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译本,译者郭国良):“脆弱,愚蠢,迷惘,无常——她为此恨透了自己,但她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撒谎的人……她并不是故意误导,她并不是出于恶意才这样的呀。”
在汉语语境,这反应对很多人就讲不通:罗比已经吃了冤枉官司,布里奥妮明知自己证词非真,为什么仍然不承认撒谎?——因为她不是故意误导,更不是恶意编造,按英语讲不算lie。
布里奥妮的反应,写在深得好评的畅销书里,英美读者并不觉得她不诚实。但在汉语语境里,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就会大叫布里奥妮“狡辩”、“抵赖”!哪种思路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显然是承认人有无心之失。否则,上法庭作证岂不太危险?就是平时,也会使人不敢讲话。
谣言如兔子般撒腿飞奔。故意编造的要批评,要抵制;故意编造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处理。人们应该提高自己辨别真假的分析能力。但谣言不可能杜绝,缺乏大道消息时更是如此;谣言即使源出为真,传播中也会失真;即使已经失真,也要认真考虑无心之失的太天真。愚意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电影《我的表兄维尼》里,第一次上大银幕的玛丽莎·托梅,扮演维尼的女朋友兼“专家”证人,以她对汽车的深刻了解,为两位大学生洗清冤屈并找出了真凶。通常认为汽车是男人的玩具,这是玛丽莎在电影里对刻板印象的颠覆。第二年的奥斯卡,她又颠覆了电影外的刻板印象,荣获最佳女配角小金人。轻松喜剧片击败了另外四部严肃剧情片的竞争,初出茅庐的新人击败了四位成名女明星。
获奖第二天,谣言开始流传。据说主持人念错了名字。电影学院澄清: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搞错得奖者,监听的审计公司人员会立即上台纠正。但是,这一澄清,只是让谣言传得更广。
电影上映25年之后,2017年奥斯卡,主持人真的念错了。轮到最佳影片颁奖时,后台人员错给了最佳女主角的信封。主持人拆开一看,“Emma Stone, La La Land”,于是宣布胜出者为电影《爱乐之城》。《爱乐之城》制片人兴高采烈上台领奖,审计公司却出来纠正错误,重新宣布最佳影片应该是《月光男孩》。
于是大家都看到了,真的会立即纠正的。洒在玛丽莎身上的谣言终于散去。在此期间,玛丽莎一直在百老汇勤勤恳恳演戏;时不时也去好莱坞客串电影,比如扮演《蜘蛛侠》里的性感梅阿姨。
我们人类,终究只能与谣言长久共存。这令人很无奈。好消息是谣言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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