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

王汎森

作者简介：王汎森，台湾云林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余英时先生）。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职。著有《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等。

一、简谈我的治学经历

我是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后来硕士学位论文很幸运地出版，当时被中研院看中，就进入中研院服务。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曾经中研院录取了很多硕士毕业甚至是学士毕业的人进来，当然这也只有人文学科才有可能，好比今天的英国，依然认为大学毕业就可以大抵看出一个人的程度。但我那时，或许是受到美国学风的影响，大都认为一定要有博士学位才能够进中研院，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后来去了普林斯顿，留职留薪待了五年，又回到中研院服务，直到现在。我研究的重点大抵是明清、15世纪的一些文化、思想。

二、研究学问的快乐

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学问是最快乐的？那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而自己又刚刚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点点想法、心得，对这个问题有若干美好的想象，手头边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时候，这时候是做学问最快乐的时候。

三、研究学问最痛苦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做研究最痛苦的时候。第一就是校对，尤其是完成一篇文章，然后要重读，并且不断更改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有位老师的名言是：“时间永远是不够的。”这句话当我年纪越长，越有体会。我这个人不怕读书，不怕写论文，但最怕的就是校对。首先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加上我这个人有坏毛病，看到不对的地方就会更改，甚至有一本书放了十年才出版，原因就是因为我太怕校对。但是我有两个方法来解决它，第一就是要限定自己在一个时间内把事情完成，好比我我每个礼拜会有一到两次会限定自己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一定要把文章完成，让时间成为你的压力，让你能够总是在限定时间中完成事情。我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一大堆很聪明的学生汇集在此，但是有超过一半你过阵子就看不见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时缴交学期作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跟一位同学一起去逛超级市场，遇到了他的导师，老师跟他说：“许个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把积欠我一年的报告交出来。”这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把事情完成。第二痛苦就是书写障碍，有的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研究，但他做完研究之后就会觉得，这有点复杂，不会写出来。事实上，这也是有解决方法的，一就是你不要急，不要边看书边写，我知道在座各位跟我很不一样，你们都是用计算机写文章，我还是在用笔写的人。我知道很多人都拿着一大堆书，边看边写，我做不来，我觉得那样也不是很好。论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像一个生物，你必须让它自然、协调，互相论证。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每一天一段一段写，永远不要一口气写完，这样你会发现文章有条理，而且不会内容跑掉。第三就是花时间去“呈现”，这是跟自然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是数据，很简单地就可以呈现。但我们不同，英文的论文如果你用词稍一有问题，人家立即给你退稿，除非你的文章非常非常的特别。我希望大家能够用60%的时间做研究，但用40%的时间写东西，而不像有些人只用10%。

四、写论文时要做的事情

第一，有创造性的压力。

这个压力不可以太大，大到让你无法正常工作、思考；这个压力也不可以太小，小到让你没有感觉，所以我说这是创造性的压力。

第二，要有责任感以及罪恶感。

对于自己的进度、学问、论文，当你怠惰了，当你没有以往那么专注了，要有罪恶感，督促你回到轨道上，而对你所处理的事务也要有责任感。

第三，有意义的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我以前台大的老师曾经说过，写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与写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顶多有意义的问题多花费几成的时间。有意义的问题，才可以使你做学问做得有兴趣，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它的特色就是“与其它学科相通”，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房间，它里面有好几扇窗能够互通其他学问，往往其它的学科一个念头，或者一种新的说法，总是能够互相在某种程度上相通，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第四，材料要适当的集中。

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现在姑隐其名，他现在任教于台北的某大学。他硕士论文选了一个题目，很有意义，题目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魏晋南北朝某个时期北人南来还是南人北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可以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但是史料何其多，而且分散得太大，搞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一个人跟他说，我也是北方南来的，你别忘记我了。这就是材料必须相对集中的意义，这才不会让你花了80%，甚至更多的时间找资料，把你搞得半死。

第五，别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

现在信息很方便，以前我们要翻档案，花二十年，但现在花几秒就可以找到一大堆资料，尤其一大堆汉籍电子数据库，简直是太方便了。但是，千万别停留在材料上，你必须将视角拉高，想想这些材料代表什么，而非一股脑地钻进去研究“里头”的东西。

第六，随时注意新领域。

投入新领域通常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我们看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是开创一个领域的人，而后来加入这个领域，并且顺利解决问题的人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因此，随时注意新领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千万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很“拥挤”了。有的学问在国外都已经发展很久了，你又突然投身进去，实际上收获并不会太大。

第七，问题要分多个层次看。

我是历史学家，我们都是在解释历史现象，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尽量多分好几个层次看，但也不能太多，太多就会搞得复杂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第八，形成清楚的论证。

当你着手撰写论文，要形成清楚的论证，最好是对整个题目有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开始写，别太仰赖数据库以及一大堆资料，要尽量有自己的想法。论文题目论证的这种概念实际上是西方在近代引进的，好比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黄侃，他也写了许多论著，但根据我的老师（余英时）的说法，他并没有形成问题意识，围绕着问题做学问，这也是论证式研究与传统中国学者之间的差别。

第九，写的时候就要有出版的决心。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出版，而是希望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抱着一颗出版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决心够充分，认真把事情做好。

第十，研究、读书、著述是三回事。

我在中研院看到一些人，一辈子就是看书，而且是每天看，却很少著述。有时候去中研院餐厅吃饭，遇到他总会问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可以看？他会丢个几本书给我，我再去找找。你说他有学问吗？有，这就是西方说的移动式的仓储、百科全书，我要告诉各位，研究、读书、著述三者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三位一体，没有一个可以偏废。

第十一，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

五、写论文时应避免做的事

第一，避免眼高手低。

中国近代人物里面，有一位叫作黄侃的学者。他认为当时的学者都不如他，什么胡适、傅斯年，他认为人应该要把大体、细节都掌握清楚了，然后再开始写东西。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读书”，直到他五十岁的时候，他说：“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没想到同年就去世。这就是眼高手低的一个例子，人空有学问，但没有作品，评价就会不高。

第二，要克服心理障碍。

例如前面提到的写作障碍。

第三，别一直做准备。

不要老是花时间看资料、找资料，然后一直打转，一事无成。我以前在台大的老师（姚崇吾）有一句名言：“骑马要骑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水里”，意思就是说想到就要去做！

第四，要知道在哪里舍弃。

我以前在普林斯顿读书，最聪明的就是一位荷兰同学，每个教授都夸她多好多好，对哪个领域多专精这样。但是后来她写出来的博士论文，却是最差的。为什么？因为她太了解每个东西了，所以她太注重细节，总是要计较A，又从A追到B，B到C，C到D，她的论文到最后成为一种片段问题的总集合。写论文要能够掌握大概，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别拘泥在很多小地方，所以说要知道在哪里舍弃。

第五，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B→C→D，但是历史研究却是相反的D→C→B→A，在这种过程里面，我们往往忽略很多事情。好比近代台湾，戒严时期党外最有名的人士黄信介。哪是黄信介？当时最红的是康宁祥，多少大学生逃学去听他的政见发表会，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他代表了当时温和改革派的主流。后来黄信介这些人成功了，因此得以留名。现在每个人在写的时候，就写黄信介，康宁祥被遗忘了。但是历史不是回去倒着扣，过度简单地解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而把许多论点搞错。

六、学术研究的精神气质：性格与学术

什么是气质，这跟做学问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量材适性，了解自己的才性。中国有一部书叫做《世说新语》，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人的才性，以前我不懂，后来我渐渐懂了。就是说人人有适合的地方，好比司马光，被同时代的邵雍说只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没有办法做哲学性的思辨工作，但他却编了《资治通鉴》，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读，我想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人也会继续读《资治通鉴》。但又有多少人懂邵雍的哲学呢？并不是说那不好，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才，你要找到并且去发挥他，任何人都可留名，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智商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又好比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他们都不是我们说顶聪明、领时代风骚的人，但他们做这种工作却也可以流芳百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使用。因此，我要告诉大家，了解自己的才性之后，要做切实的学问，不要赶时髦，这样才可以长远。

七、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寻觅、困惑、挫折是不可少的

人们当然不希望碰到困惑、挫折，这里只举一个例。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长达十年，其中为了考证钱谦益与黄毓祺的关系等公案，迟迟未能理清并获得确切答案，史学大师显然挫折万分，他在《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凝滞，感赋一诗》中这样感叹道：“然脂瞑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红豆有情春欲晚，黄扉无命陆终沉。机云逝后英灵改，兰萼来时丽藻存。拈出南山一公案，可容迟暮细参论。”

后来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花了很长的篇幅讨论钱、黄的关系，不过学界对此仍有争议。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在研究的过程中，挫折与困惑是如何恼人。但是这一段挫折对于《柳如是别传》最后一章也不是全无贡献。它所逼出的种种设想与考证，仍然有开拓性价值。

事实上，困惑与挫折尝尝逼迫我们省视自己的对错、冷眼看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尽量开拓自己，开发自己原先所未有的能力与契机。同时，也可能因为是对于当时约定俗成的知识提出挑战，故而是产生新知识的时候。即使是因此而了悟“此路不通”，也是一种知识上的贡献。

我曾问过一位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他最有价值的学术贡献，通常长成什么样子？他说，通常是在发现的过程中有困惑、挫折，而投到一流学术期刊时，一开始并不被完全接受，在经过几个来回之后终于成功刊出的论文。史学家严耕望认为他自己非常有创获的一篇论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3年），在写作及刊出过程中也是充满困惑与挫折。

我个人的若干研究经验，也多少印证这个道理。我往往在材料或现象看似互相矛盾，或不可解，或与约定俗成之见有所不合时，充满困惑与挫折，逼使自己往上顶一格，寻求一个更具解释性，甚至更为宏观的解释。

我始终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水到渠成、触手成春的工作，当然是有的。唐末武将高骈的诗“不知子晋缘何事，才学吹箫便成仙”的事情当然所在多有。不过，挫折、困惑之后，凝练而成好的结果则是更为常见的。

八、研究社群的塑造

受限于时间，我们跳过几个，简单谈一下来结束这次的演讲。首先我在纲要里面提到“懒散空间”，这是很重要的，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发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都必须让人能够适当“放松”，而且能够让人跟人互相讨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台湾的学术环境就是太紧了，压迫得人们很有压力。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天才是成群而来的，详细可以去找一个报纸叫做《南方周末》，里面有提到，西方做学问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故一群人把一个人顶上去。

九、一些反省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反省。那就是一张纸片不可少，一张卷宗不可少，你随时想到什么，都把它记下来，因为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然后要有胆量，像我做学问就是太保守。另外英文要好，最好是多学好几种语言，然后要多跟人讨论，多参加研讨学术会，但不要参加太多，做太多的讨论。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7—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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