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民众的困难，也不要低估转变防疫举措的难度

是时候转变防疫举措了！

这是新一波疫情在中国多个省份爆发之后，来自民间的呼声。人们的抱怨很真实，给出的理据亦很充分：一方面，在动辄封区、封城的严格防疫举措下，经济活动大幅度停摆，中小企业和个体生存维艰，民众已经承担不起因疫情防控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经过两年多的抗疫实践，证明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管控的速度已经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人类注定要与病毒共存，所以究竟该如何平衡好经济民生和疫情防控，如何更为精准和科学的防疫，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共存之路，尤为迫切。

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经济整体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具体到个体层面，在生产生活一再停摆之下，越来越多的人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小企业因无力支撑纷纷倒闭，在教育双减和房地产震荡下大批人失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旅游餐饮、文化娱乐等接连遭遇冲击。虽然官方一再表示“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可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作为个体已经步履维艰。

对主政者来说，不能忽视民众的困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但与此同时，呼吁中国转变防疫举措的群体，也不应低估转变的难度，人们呼唤回归正常生活的主观愿望可以理解，但不能就此压倒对现实问题的客观分析，以及共存路线的分阶段演进规律。

首先，中国“动态清零”的总体政策没有变，但以此为基础，中国已经在微调防疫举措，为进一步放开提供保障和条件。

2022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次公开呈明了中国下一阶段疫情防控的底线，也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3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就疫情形势和下一段防控做出部署，总体思路仍然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加强对疫情重点地区的防控指导，快速控制局部聚集性疫情。”同时亦强调，防控工作要更有针对性，“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明确底线作为前提，中国已经在微调具体的防疫举措。2月18日，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即Paxlovid）进口注册。3月15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医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该方案是对过去两年中国治疗方案的一次重要修订，不仅调整了解除隔离管理、出院标准，而且进一步规范了抗病毒治疗，从而减少核酸阳性人员，减少隔离时间和防疫资源的投入。

相应的准备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建议集中在几个方面：老年人普遍的第三针接种，以及更好的疫苗与疫苗接种策略，可以广泛供给的口服药物，可以负担得起的广泛提供的居家检测试剂，得到有效训练和预演的分级诊疗策略，未来居家隔离的流程，下一次更大规模输入与本土疫情叠加时所需的完整防控体系和充足医疗资源的准备等。

其次，虽然“动态清零”代价高昂，但盲目放开并不可取，中国目前的时机尚不成熟。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3月21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坦言，把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的疫情认为是“大号流感”，目前为时过早。对于个体来说，得病后出现重症的概率可能下降，但奥密克戎传播速度快，感染人群的绝对数大，作为整体的人群重症和死亡数量就会高，这仍是一个巨大危害。要打破“不施加干预，病毒传播也会变慢”的幻想。

同一天，梁万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更明确地解释了为何中国现阶段不可盲目“与病毒共存”——从国际上来看，一些国家选择“躺平”是两种免疫并存的，一个是通过自然免疫，也就是群体的感染，可以说已经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另一个是通过主动的疫苗免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也选择“躺平”，不坚持动态清零，尤其是当前疫苗接种率，特别是全程和加强针的接种率还不完全高，不足以构成坚固的免疫屏障，势必就会使群体庞大的老人、弱势和脆弱人群容易造成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坚持动态清零方针，坚持我们的策略和措施不动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时间窗口。”

而就在三天前，世卫组织向全球发出新的警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远远没有结束，现在不是放宽防控措施的时候。”来自其他医学专家的最新研判，也证实了中国目前还不到放开防疫政策的时候。

3月14日凌晨，张文宏发文《抗疫两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漫长冬夜还是倒春寒》，给出了中国为何不能“躺平”的五点看法：虽然新冠病毒“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国家，病死率已经低于流感”，但“我们中国如果现在迅速开放，会引起短时间内大量人群的感染，即使再低的病死率也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和社会生活的短暂休克，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第二，“我国现在高龄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相当高的比例由于害怕疫苗接种的副作用，还没有充分接种，一旦普遍感染，后果不堪设想”。第三，“通过最近全国各地的疫情应对情况看，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上，还没有做好应对大量病例同时出现的准备，现在全面开放一定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造成难以预计的过度死亡”。第四，“近期我国继续采取社会面清零策略，将传播极快的奥密克戎第五波疫情压制在完全可控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地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第五，“凡是持久的，必是温和的与可持续的”。

最后，不能因中国防疫遭遇挑战就否认中国防疫的成绩，“与病毒共存”是容易的、是不需要选择的，但中国正在探索的共存之路，绝不等于躺平式的“与病毒共存”。

虽然中国目前遭遇新一轮疫情冲击，在巨大经济民生压力之下，民众期盼回归正常生活的诉求也与日俱增，但不可否认，中国过去两年多的抗疫成效是显著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一再激增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以至于，当吉林有2人确诊新冠死亡之后，即便确认有基础病，依然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媒体给出的标题是《中国大陆时隔一年再出现冠病死亡病例》，这对于死亡已经成为常态却仍批评中国防疫失败的国家来说，不啻为一种直接的讽刺。

究竟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主政者既能做到“动态清零”，又能让民众满意，何乐而不为呢？“与病毒共存”说到底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下下策。“与病毒共存”是最容易的，难的是既“与病毒共存”也“与弱者共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2月28日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两千余字长文，详细解析了“与病毒共存”与“动态清零”两种对策，并坦言中国的“动态清零”不会永远不变，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但曾光同时强调，中国式共存路线不等于盲目“与病毒共存”。原因有三：人类对新冠病毒演变的规律尚不完全清楚，既往大约4至6个月出现一个强大的变异株，在奥密克戎之后出现新的变异株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国家低千百倍，是完全靠疫苗接种建立免疫屏障，自然感染率低，就需要以加强疫苗接种来补充，目前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种率还不够高，第三针加强针的接种率还明显偏低，序贯免疫接种也需要加紧推广；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因长期防疫新冠不利，而面临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因之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所以对中国的意义与挑战尤其突出。对中国来说，每一个阶段如何统筹防疫举措，是否适时调整防疫政策，这是一道科学题，是需要有科学研究和分析作为基础的，而不是跟风起舞、拍脑袋决定。不过，在明确“动态清零”方针和防疫底线的前提下，手段和方法上仍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比如如何避免严格问责制下的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如何因地制宜更精准、更具人文关怀地防疫，这些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绝不亚于对于一条共存路线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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