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系讲座译者：冷延鹏
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四在读，俄罗斯长大
伊丽莎白的讲座很巧妙地向观众展现了建筑被政治化后所呈现出的“欺骗性”。在局势变幻莫测的今天，政治的干预能力借助硅基空间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网络上拼贴式的图景无时无刻不在左右我们的判断，我们对于建筑的解读很难再完全回归到建筑学本体的纯粹感悟之中。但也正因如此，讲座向大家展示了一种透过不同政治体制下建筑的历史发展去洞悉建筑本质的方法，借助建筑去理解背后时代的影子从而揭开所谓“极权主义建筑”的面纱。
施佩尔告诉希特勒，设计柏林的方式应该让城市在一千年后能够壮阔地分崩离析。
我没有发现任何客观角度的理由可以认为光辉城市比斯大林主义建筑师的作品更加不极权。
根本没有什么法西斯建筑、斯大林建筑或是希特勒的纳粹建筑，建筑只有好与坏。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84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20年8月24日由莫斯科国立舒谢夫建筑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имени А.В. Щусева）举办的俄语线上讲座。讲座原题为 Online-лекция Елизаветы Лихачёвой «Тоталитар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Часть II»
 由馆长Елизавета Лихачёва教授主讲。讲座由冷延鹏记录，官晓晴校对编排。
讲座原址：https://youtube.com/watch?v=8ZvkLoan5qc&feature=share
上篇《极权主义建筑的“诞生”》
记录者：冷延鹏
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四在读
英、俄、日、意、西
多语言与文化发烧友
日常在乌托邦式设计思维内外
反复横跳的设计卷心菜
校对：官晓晴
全球知识雷锋2022春季轮值主编
主讲人：
伊丽莎白·利哈乔娃
(Елизавета Лихачёва)
俄罗斯国立舒谢夫建筑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学家，博物馆工作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历史和艺术理论系，自2006年工作于莫斯科舒谢夫建筑博物馆，并于2017年担任馆长。这期间她策划组织了大量建筑领域展览与讲座。
正文共9182字56图，阅读完需要9分钟
PART I 《极权主义建筑的“诞生”》
讲座正文
大家下午好，我叫伊丽莎白·利哈乔娃，一名艺术史学家，今天我们将继续讨论极权主义建筑和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内容。在上一节课中，我向大家介绍了极权主义建筑风格形成的前提条件。
我们主要讲述的建筑诞生于20世纪欧洲的三大极权主义政权：苏联——更准确地说是斯大林政权；德国纳粹政权，以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
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评价这类建筑：一方面是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角度。
历史背景
在我们正式介绍建筑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些法西斯相关的历史背景——当然，凭借现在的网络技术。大家完全可以舒适地坐在家里并在网络上查找到所需要的知识与信息。
不过，在网络世界中关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信息搜集相对困难一些，我发现我几乎找不到一本关于斯大林的学术著作。这很奇怪，因为他是20世纪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不仅对于我们国家，而是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可以称得上举足轻重。
至于意大利法西斯，我想给大家推荐莫斯科大学的贝洛索夫教授（Лев Серге́евич Белоу́сов）的书，因为我们馆内了解意大利法西斯的人不多。
从20年代初开始，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欧洲的政治面貌改变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最终，一战的结果是以某种方式改变了世界秩序，出现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种高于各个国家的组织。
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解散于1946年4月。1934年9月28日至1935年2月23日处于高峰时期，曾拥有58个成员国。某种意义上，是联合国的前身。
1920年到1945年国际联盟各成员国的加盟情形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与中世纪的教皇做类比，也就是有一个凌驾于国王之上的教皇。尽管这个尝试不是很成功，加之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30年代非常艰难的经济冲击，它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当然，还有俄罗斯的革命和德国几乎成功的革命等各种问题乱作一团，我想我的同事对这部分的历史会讲的比我更为有趣。
事实是，从20年代初开始，一场后来极具负面意义的极权主义运动开始在欧洲蓄力发展。 第一个这样的政权是1923年开始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政权，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意大利的权力。
墨索里尼作为“领袖”（Duce）的个人旗帜，旗帜上的束棒即法西斯主义的象征
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摄于1922年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后就是斯大林主义，开始于大萧条末期的1928年，即约瑟夫·斯大林上台那年。30年代之后出现了德国纳粹主义，它是这些政权中唯一赢通过正常的民主选举登台的。纳粹党赢得了议会选举并在帝国议会中获得多数选票。现在有种说法是这与斯大林有关——他涉嫌禁止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阻挠，所以纳粹党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当然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实这一观点。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首日在窗边向支持者致意。
1933年5月11日，纳粹德国学生在柏林的中央大道焚烧犹太人的著作和书籍。
然而如果让我们根据极权主义的原始定义——即个人和社会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只为国家而服务，从而分析极权主义产生原因的话，我想他们当时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因为极权主义国家是在一个新型社会中诞生的，这是一种生活在后文明时代的社会，我认为那种基于欧洲基督教的古典文明在20、30年代就死亡了，那是第一个阶段。
目前最后的阶段是自新文明诞生后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这很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为它辩护并不是我的任务，我主要想和大家谈论另外的事情。
在此刻的欧洲艺术中，有两个主要的趋势，先锋派和装饰艺术风格，它们既平行存在，又相当程度地保持各自独立。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使得极权主义建筑得以与其他建筑风格区分开来。
当我们在谈论极权主义的定义时，我们讲的是国家优先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建筑也不例外。例如，在意大利，如果你在互联网上交流，你会发现如果你用意大利语搜索，有一些宣传材料会将墨索里尼视为一个伟大的城市规划师。希特勒与建筑师施佩尔（Albert Speer）合作，亲自对他的建筑设计进行修改然后再亲手批准。与之类似，据说斯大林也会亲自对建筑项目进行审批——尽管我对此深表怀疑。但无论如何，极权主义国家对于艺术的影响相较英美会更加的显著。
而正是这种影响，使得极权主义建筑与非极权主义建筑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区别。此外碰巧的是所有这些欧洲独裁者都有着类似的审美品味，即更接近于古典的艺术装饰风格。
他们大量地借鉴了古代，特别是古代罗马的元素，因此极权主义的装饰艺术风格更加偏向古典。但问题是，这类风格不仅出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在所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它们被更加明显地强调了出来。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掩盖过政治制度影响建筑的事实，这些国家通过建筑的语言，与内部和外部的世界进行对话。
这是因为建筑语言是具有宣传效应的，这与国家无关，只是非极权国家很少把这件事放到台面上来讲。
建筑之所以具备的宣传效应的原因是多样的。当路易十四下令建造凡尔赛宫时，他不只是要建造一座恢弘壮丽的宫殿，他还试图通过建筑来表达想法；又或者是当业主委托建筑师建造巴黎大剧院时，其背后也承载着某种思想，也就是艺术实际上一直反映着当时创造者的意志。
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极权主义建筑和所谓的非极权主义建筑在原则上并无重大差别。接下来我将试着向大家证明这件事，让我们先从我的国家苏联开始。
苏联极权主义建筑
一般认为苏联建筑开始转向极权主义风格的节点是苏维埃宫竞赛。
1928年，谢尔盖·米罗诺夫在一次党的全会上宣布了建立苏维埃宫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想法。它迅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之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苏维埃宫竞赛的通知就正式颁布，这便有了第一批设计。

我将向大家展示两个项目，首先是鲍里斯·伊凡（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Иофан）创作的第二个竞赛方案，不幸的是作品原件没有保存下来——它只留有副本和相册。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被认为是这种极权主义艺术标志的作品，在最初赢得竞赛时是这个圆形方案，而实际建造的方案是用的方形方案。
苏维埃宫竞赛方案，鲍里斯·伊凡
当你看到这个建筑时，没有人会怀疑它是极权主义的。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首先在于建筑的尺度，其实原本这个建筑应建在图中这样的莫斯科规划中。
苏维埃共竞赛整体规划设计表现图
在这里补充一下，无论是墨索里尼、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们都试图改造他们的首都，在建筑中表达他们国家和政权的伟大。对于社会主义首都而言，领导人们更是要以国际化的方式创造一个新的城市。正如国际歌歌词所说的：“我们将摧毁整个世界以建立它，然后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那些曾经一无所有的人也会翻身做主人。”
当然墨索里尼还是很清楚，罗马不能拆毁。这就是为什么他试图将自己的建筑理念融入其中，准确来说是通过他的建筑师，比如阿曼多·布拉西尼（Armando Brasini）——鲍里斯·伊凡的老师，法西斯意大利的重要建筑师。
除此之外，城市改造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的城市总体规划。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共产主义或者新莫斯科的城市总体规划。斯大林主义的城市总体规划是在1934-1936年批准和实施的。
苏维埃宫在新城市中看起来或多或少是有机的，如果我们尝试把苏维埃宫放在真实的城市中——这张照片里苏维埃宫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大厦（1932-1935）同框，看起来勉强和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红场建筑群旁看的话就显得十分悲惨了。
苏维埃宫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大厦效果图
苏维埃宫与红场建筑群效果图
事实上这部分的建设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因为在竞赛开始的1928年，世界革命的思想还在，大家都相信世界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然而，建筑的实际建设开始于1935年，当时人们已经很清楚不会有世界性的革命。与此同时，二战的威胁笼罩着世界，聪明的人知道这已经无法避免了。
准确来讲他们试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并不是很成功，大多数人可能甚至没有想到这件事。除非切身的威胁到来，人们不会想到潜在的全球性威胁。
苏维埃宫被认为是斯大林试图在建筑中展现共产主义思想至高地位的一次尝试。也许我还没有准备好与这种解释争论，因为说实话我不太明白斯大林与这个竞赛有什么关系。这个竞赛是由鲍里斯·伊凡和他的团队赢得的，并且全程经过了多轮讨论与优化，是一个集体的设计产出。而设计团队也得到了一些相当重量级的建筑师们的加盟助力，比如阿列克谢·舒谢夫（Alexei Viktorovich Shchusev，1873-1949）曾是项目的顾问。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大的工程目的在于展示苏联人民的伟大。
当然，任何大型建筑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彰显该国的伟大，否则也不会如此大费周折。在这方面，罗马斗兽场比其他任何建筑都能够彰显古罗马的辉煌。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我的经验表明：一个文明的伟大不是由建筑本身决定，而是由背后蕴含的技术所决定的。
当你第一次看到罗马的引水渠时，你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因为，如果连建造桥梁的技术都如此发达了，可想而知，当他们真正想要彰显自己国家力量时，将会创造怎样的奇迹！
和罗马引水渠一样，苏维埃宫也是人们心中极权主义建筑的代表——当你在用谷歌或任何其他搜索引擎搜索极权主义建筑时，它一定会占据第一个搜索位。
我想再次强调，鲍里斯·伊凡不是苏维埃宫唯一的设计者。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甚至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且，重要的不是它是否建成，而是过程中开发的新品种混凝土和钢铁，还有新的纺织物和装饰艺术，以及为这些新技术专门成立的苏联研究所。
苏维埃宫研究所是一个庞大的工业组织机构，它可能并非旨在展示苏联工业的伟大，而是展示了苏联在建造这种类型建筑时具备的工业技术潜力。在某种程度上，整个苏维埃宫的工程与莫斯科的另一个重大项目遥相呼应，然而没有人对它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另一个项目就是克里姆林大宫殿，是建筑师瓦西里·巴兹诺夫（Vasili Bazhenov，1738-1799）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克林姆林宫内修建的项目，但同样由于多方面因素没能建成——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
克里姆林大宫殿效果图
不过，由于这个项目，在莫斯科出现了对应的专业学校以及砖厂。在项目结束20年后，莫斯科被拿破仑的大火烧毁，人们发现这些砖厂非常有用，于是大力投入生产。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相关领域的工程师阶层。最终，克林姆林宫大宫殿虽然没能建成，它依然促进了莫斯科的建筑发展。
烧砖工厂照片
总体而言，苏维埃宫与其他大型苏联建造竞赛相比，一直处于生产状态。它的旧址是救世主大教堂，教堂被铲平后，人们在它的基础之上建造了苏维埃宫议会大厅的底座部分，它存在了近50年。后来，这个尺度巨大的底座被改造成了莫斯科游泳池。
苏维埃宫底座
1953年被改造成世界最大游泳池——莫斯科游泳池
2000年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
图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22935158
让我们再回到极权主义的话题。说实话，我觉得“苏维埃宫是极权主义建筑建筑”这个说法多少有点武断，虽然从某些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这还得看和什么样的建筑对比。
如果你看一下其他主要的苏联竞赛的招标，例如重工业委员会的竞赛招标，当时有好几个招标方案，最著名的是委员会被提议建在Varvarskoy和Nikol'skaya之间的作品。
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当时苏联最优秀的一群建筑师作品。
比如这个阿列克谢·马尔蒂诺夫（Alexei Alexadrovich Martinov，1818—1903）的项目，他曾参与了特维尔大街的重建。
重工业委员会竞赛作品，马尔蒂诺夫
这是构成主义之父维斯宁三兄弟*的项目。
注：苏联构成主义代表人物，1882年前后出生，三兄弟分别名为 Alexander，Leonidand 和 VictorVesnin。
重工业委员会竞赛作品，维斯宁兄弟
又比如上一讲我给大家展示过伊凡·列奥尼多夫（Ivan Leonidov）的作品，或许我们还会想到康斯坦丁·梅尔尼科夫（Konstantin Melnikov，1890-1974），他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的天才建筑师，作品中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畅想。
事实上，当你看这些照片时，会觉得它们都有点种极权主义乌托邦的感觉。但矛盾的是，苏联的大多数极权主义建筑都没有建成。

很难说维斯宁兄弟设计的利哈乔夫工厂（Завод имени Лихачёва）或者第聂伯河水电站（Днепрогэс）是极权主义建筑。还有莫斯科酒店，也没有人认为它是极权主义建筑。它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亡灵，虽然从根本上来讲这是错误的，因为斯大林主义建筑的亡灵是指战后时期的建筑。又比如，即使是体现了所谓极权主义建筑的所有原则的列宁图书馆，也没有人称它为极权主义建筑，而会说他是斯大林主义建筑或者是斯大林时期的建筑。

左：利哈乔夫工厂，右：第聂伯河水电站
左：莫斯科酒店，右：列宁图书馆
但是，一说到极权主义，我们总是想到这些大型的苏联建筑竞赛。比如你可以还记得斯大林体育场竞赛——它与苏维埃宫竞赛在同时期举行。总之这样的竞赛在当时多如牛毛，我就不赘述了。
斯大林竞技场设计竞赛作品
总之，苏联建筑师或者说苏联建筑深受先锋派的影响，相比之下西欧受到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的要大很多。因此，苏联建筑师其实比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筑师施佩尔的设计自由度更高。
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当中不存在斯大林的首席建筑师，你不可能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称为斯大林的首席建筑师。虽然当时有过这种趋势和尝试，这个光荣的称号曾经在不同时间试图被赋予给舒谢夫或者伊凡等不同人，但终究没能束缚住建筑师们。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有实际建造的经历，即便曾经少数建筑师被压制过，但与其他艺术类学科相比而言，建筑学受到的监督与控制相对较少。领导新莫斯科建设的卡冈诺维奇（Lazar Moisevich Kaganovich，1893-1991）曾讲过：“如果把建筑师都放进牢里，那么谁还会来建造莫斯科呢？“
建筑学毕竟还是一门需要掌握较多专业知识的复杂学科，它不只是绘画。当时的苏联建筑界只有某种主流风格，并没有所谓“当权”建筑师的主导。因此，苏联建筑具备了多元化发展与表达的优势。斯大林的装饰艺术风格在战后出乎意料地诞生了。
当时莫斯科的高楼大厦是用一种西方不再接受的风格建造的，它简直可以说是西方过去式，而此时的西方已经转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
这种风格得以在苏联继续存在是因为斯大林政权，这个在二战中幸存下来欧洲最后一个大型极权主义政权。
我们也可以想到弗朗哥*，但弗朗哥并没有真正参与战争，而只是作为一个盟友，甚至西班牙的战争也和意大利军队一样并没有打起来。弗朗哥的建筑与斯大林建筑有着某种相似性。如果要我给欧洲的独裁政权分组的话，我更倾向于把斯大林与弗朗哥分在一起，虽然现在学界把斯大林和希特勒放在一起更为普遍。
注：弗朗哥是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自1939年开始到1975年独裁统治西班牙长达30多年。
弗朗哥的建筑：建于1957年，坐落在西班牙广场上高达142米的马德里塔，向世人宣布了西班牙经济奇迹Milagro económico español时代的到来。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是由弗拉基米尔·高尔基（Vladimir Georgievich Helfreich）设计的，舒谢夫在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外交部大楼的设计与最终建造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原稿基础上加了一个尖顶。也有一些传闻，说尖顶是由斯大林设计的，不过这显然不是真的。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效果图，弗拉基米尔·高尔基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实景图，弗拉基米尔·高尔基
仔细看，你会发现外交部大楼比其他任何建筑都更能让我们想起30年代的美国建筑。
这是因为，高尔基和伊凡以及其他一些苏联工程师一同于1935-1936年前往美国购买高层建筑的建造技术。依托于这些技术，莫斯科开始建造这些高层建筑。所以那时候莫斯科建筑的风格要么是纯粹的芝加哥，要么是纯粹的纽约——这取决于当时人们觉得哪种风格才是“真正的美国建筑”。
战后的同一时间内（1930）也存在某种古典式的建筑风格——所谓“斯大林主义的亡灵”。德米特里·契切林（Dmitri Nikolaevich Chechulin）设计了先贤祠，最开始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们，后来就是纪念所有为苏联作出了贡献的革命人士。它与重工业委员会是同样的计划选址，位于贸易街上（目前是红场购物中心古姆的所在地）。
先贤祠 德米特里·契切林
这种古典式的风格相较装饰艺术风格显得更为矜持，但斯大林时期的建筑走出国门依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欢迎。而扎里耶德（Zaryadye）的第八座摩天大楼，虽然没建成，但从方案来说它仍然比古典主义更接近装饰艺术风格。
未建成的第八座斯大林式摩天大楼 扎里耶德
苏联斯大林与德国纳粹时期建筑对比
30年代斯大林主义时期在苏联工作的建筑师们所使用的基本建筑语言是与世界接轨的。当你开始分析鲍里斯·伊凡在巴黎和纽约建造的展馆时，这一点就非常清楚了。
这是1937年苏联馆的效果图和照片。

巴黎世博会苏联馆效果图，鲍里斯·伊凡，1937
巴黎世博会苏联馆实景图，鲍里斯·伊凡，1937
第二个是1939年在纽约的苏联馆，它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世博会是战前的最后一届（下一届原本计划在罗马举行）。
纽约世博会苏联馆效果图，鲍里斯·伊凡，1939
这个“战前最后的展览”基本上展示了苏联的全部工业制造潜力，而鲍里斯·伊凡又一次“给雕塑做了一个底座”。
这就是它在现实落成的样子，而事实上由于它太过受欢迎，美国人甚至想把它买下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最终它被拆除并运回苏联。
纽约世博会苏联馆实景图，鲍里斯·伊凡，1939
苏联的展馆建筑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它表明30年代苏联建筑师的建筑语言和原则是与世界相通的，跟极权或是非极权主义国家无关。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照片是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和希特勒在评价1937年世博会第三帝国馆模型的场景。
施佩尔向希特勒讲述德国馆模型
第三帝国馆与鲍里斯·伊凡的苏联馆这样面对面矗立着，这是一张从特罗卡代罗花园拍摄的很出名的照片，因远处的埃菲尔铁塔与两个展馆对立而出名。两座展览馆建造在靠近特罗卡代罗花园* (Gardens of the Trocadero)一侧的塞纳河畔，埃菲尔铁塔则在河的另一侧。
注：特洛卡代罗是为了纪念1823年西班牙战役而建造的公园，从这里可以把埃菲尔铁塔尽收眼底。
德国馆（左）与苏联馆（右）相望，巴黎世博会，1937
如果放在一起近距离看的话，他们看起来大致是这样的关系。

苏联馆（左）与德国馆（右）对比，巴黎世博会，1937
巴黎世博会上的德意志第三帝国馆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施佩尔知道德国馆将与苏联馆面对面修建，而希特勒给他布置的任务是建出比苏联馆更高的展览馆，于是施佩尔来到现场之后一直在等待苏联馆建成。
其实从德国馆的模型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无限向上生长而不影响设计概念，于是当苏联馆的建筑修建完成后，施佩尔轻松地给自己的设计增加了10米的高度，完成了设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苏联将建筑顶端的雕塑运送到现场时，施佩尔是怎样的惊慌错乱。
把雕像带到巴黎只是最后的工序，其实整个苏联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筑工程。雕像部分是在莫斯科完成制造和组装的。由于运输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再次拆分雕塑的零部件，把它们固定在特殊敞篷车厢中由铁路运输——这些车厢的平台比轨道宽得多。
整个运输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在开幕前三个月前，雕塑的零件终于被带到了巴黎。当然，后续的组装过程是比较迅速的。
当施佩尔看到苏联馆上落成了一座雕像时，他被迫要再次增高自己的设计。结果，比赛的胜负不言而喻。苏联馆更具有一种表现力，或者说独特的美感。
施佩尔的设计理念则是整个建筑构成一个罗马数字的三（Ⅲ），而上面的雄鹰坐落在建筑之上，宣告着第三帝国的荣耀。
这种第三帝国的肃穆与庄严完全构建在废墟理论之上；而苏联在这里被描述为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为未来而奋斗的进步国家。
有两位评论家通过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两个建筑师和背后所代表的两个政权之间的争端：
这场建筑竞赛的实质，其实不是德国馆输给了苏联馆，而是希特勒输给了斯大林。其中反映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深刻区别。
我故意不用“共产主义”这个词来形容斯大林政权，因为我认为大多数现代学者的主要错误是试图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到共产主义里。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跟我们想当然的理解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虽然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然而它们之间唯一的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能够阻止它们被相提并论的区别在于：
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敌人是剥削者，即剥削工人而不分享劳动成果的资产阶级。而共产主义正是与资本家和剥削者斗争，争取更公平地分配人类的劳动成果。
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他们并不与资本主义斗争，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资本家。如果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是剥削者，那么纳粹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主要敌人可能是任何人，就比如犹太人。
欧洲存在一种挥之不去的观念，而我们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在新冠病毒的背景当中听到这一切——互联网上总有人说我们都将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摧毁。这和犹太复国主义有什么关系？毕竟我们这些基督教徒嘴上说着警惕犹太复国主义，但事实上基本都是基督教的掘墓人。
也就是说，对共产党人而言，敌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人；而对纳粹来说，敌人是他想象的敌人，可能是任何人——比如你可以用共产党员代替犹太人，用同性恋者代替共产党员，或者再用什么其他群体代替同性恋者，纳粹会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们斗争。
此外，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取代敌人，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是为工人争取权利，以便更公平地分配公共物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此我不认为斯大林的政权能够被称为共产主义。
当然，斯大林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肯定无法回避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似乎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理念没有太大关系。
可惜的是，现在没有人读马克思的书。共产主义在追求所有人的美好“天堂”。而纳粹主义追求的是“被选中的少数人”的天堂。
共产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因为不可能存在所有人的天堂。我们一方面是如此不同，另一方面又是如此相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如此的自私，以至于我们往往不愿意与周围的世界分享我们得到的好处。
德国法西斯执政时期建筑
在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治下，问题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被选中的人”的利益，问题是谁将成为“被选中的少数人”。
因此，当我们开始看纳粹建筑所剩无几的可悲遗迹——比如施佩尔为纳粹党阅兵设计的纽伦堡集会场这一类的意识形态建筑，就会发现这些建筑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德国精神”的伟大，是被选中者的伟大。
有趣的是，施佩尔所运用的建筑设计技巧与伊尔凡、舒谢夫或者其他30年代苏联的建筑师所使用的
技术一样。这些技术都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的建筑，也就是装饰艺术风格。
纽伦堡集会场实景图，施佩尔
如果我们把左边看到的卐字旗拿掉，并且稍微改变一下颜色，这个建筑完全可以作为20年代和30年代任何制度内的建筑存在。
这是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总理府照片，由于这类建筑不多，因此他们的总理府基本被完全摧毁，虽然，理论上是可以重建的。
纳粹总理府室内实景图
如果你还记得我在第一次讲座上展示的帝国大厦室内的照片，又或者你曾到访过列宁图书馆的话，就可以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类似的装饰方法，比如墙壁上的大理石，吊灯，青铜都是某种财富和权力的展示。
其实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方式，财富和权力的展示总是通过使用昂贵的材料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希特勒对柏林的计划，他对建设新首都的打算与斯大林主义建筑也有相似之处。但请不要忘记，先拆毁城市而后建立一个首都并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首创的想法。
这个想法其实是由巴黎省长奥斯曼男爵首次提出的。他在19世纪中期摧毁了中世纪建造的老城，并在那里打造了一座新的城市。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规划，我认为巴黎比莫斯科更加极权，因为莫斯科具有令人惊讶的多样性。
第三帝国柏林首都规划模型（左）与渲染图（右）
照片中的这种建筑通常被用来谈论纳粹建筑的极权主义性质。
这是纳粹建筑仅有的遗存之一，一个于30年代中期在柏林建设的一个游泳池综合体，品质很高的装饰艺术风格。
它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这里依然没有所谓的极权主义风格的影子。
纳粹时期游泳池，后由Veauthier Meyer Architects翻新，1930
事实上，这个巨大敞亮的建筑物到如今依然是一个泳池，它在不久前经历了翻修，并且可以作为泳池继续使用，它有着大型落地窗和美丽的天花板，质量也很好。
纳粹时期游泳池室内实景图，后由Veauthier Meyer Architects翻新，1930
由于大量被摧毁，纳粹建筑遗留的资料很少了。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起的，有那些希特勒指挥建造的庞大的柏林机场，还有德国北部德累斯顿岛上的德国士兵度假屋等等。纳粹建筑凭借它无比巨大的尺度——并且是与斯大林主义建筑的不同方向的大尺度脱颖而出。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
意大利法西斯建筑
第三位极权主义领袖，墨索里尼。
其实从时间角度来看，应该先从这部分开始讲起，因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权是欧洲第一个法西斯政权。
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些墨索里尼当权时期作为一个城市的缔造者指挥建造的建筑。墨索里尼是一个具有野心的领导者，这些野心首先与他想延续罗马帝国的伟大紧密相关，而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伟大首先是通过建筑成就衡量的。
很少有人会去读罗马法或者罗马神话，也很少有人会关注古罗马断壁残垣之外的东西。事实上，正是罗马的这些废墟催生了施佩尔的废墟理论。施佩尔告诉希特勒，设计柏林的方式应该让城市在一千年后能够壮阔地分崩离析。希特勒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最后这个施佩尔的这一套理论变成了废墟法。
例如，德国人在建筑中没有使用钢筋混凝土或者金属，全部都是用石材或者砖块砌成的，从而期望它能够庄严的崩塌。然而现实中，它的倒塌一点也不宏伟，并且我很高兴的是我祖父参与了这“宏伟的崩塌”。
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有很大的不同，首要的区别可能就是没有“吃人”的行为。其次，意大利的背后是艺术史图景的演变。意大利是那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的故乡，因此这不可能不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建筑产生影响。
如果说在德国纳粹主义之前，艺术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表现主义，一种创伤的艺术，试图重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创伤，那么意大利的先锋派艺术的前身则是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作品：贾科莫·巴拉《燕子的飞翔》
未来主义会在动态中观察艺术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未来主义与其背后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理论著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它不再局限于某一艺术方向，而后来还有超现实主义和其代表人物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的出现。
最后，这一切催生出了完全不同的建筑可能性。我想再次强调，墨索里尼试图恢复古罗马的宏伟，即便有的时候看起来相当荒谬。
严格来说，意大利曾经批准过一些统一的城市规划，这对意大利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们经常试图思考出一个系统化的城市规划设计。几乎每个意大利城市都在建造一个邮局，这些墨索里尼邮局可能是当时最有特色的新建筑。事实上，这些建筑的品质取决于不同建筑师的品味，有些品味较高，有些较低。
距罗马老城西南5公里有一个EUR区*，因博览会而修建，但博览会的计划又因战争而搁浅了。EUR区的建筑展现了未来城市的面貌，表现出一种对于霸权的雄心壮志。
注：EUR是EsposizioneUniversaleRoma的简称，始建于1930年代，是罗马近郊的新都市核心。
当然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白痴，他明白与希特勒合作的世界霸权是不会发生的。
EUR区街道实景图
EUR区鸟瞰图
EUR区中最著名的建筑便是意大利文明宫（Palazzo della Civiltà Italiana）。
意大利文明宫（Palazzo della Civiltà Italiana）
盖尔里尼、拉帕杜拉和罗马诺，1937
有两件很有趣的事。
第一，以罗马为例，很多墨索里尼的城市建设想法其实早在他之前就已经被提出过，比如连通梵蒂冈和圣天使堡的协和大道（Via della Conciliazione）最初是由建筑师Carlo Fountain在17世纪构想的，虽然后来由于众多现实因素没有建成。
墨索里尼在1936年借由设计师阿曼多·布拉吉尼（Armando Brasini）之手成功地连通了从圣彼得大教堂到圣天使城堡的协和大道。

第二个重要的事件是，墨索里尼修建了一条从威尼斯广场向东南连通到罗马斗兽场的帝国大道。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举措当然是野蛮的，它将古罗马的建筑遗迹撕成了两部分；但是从城市生活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改善措施，用一条宽敞的道路连接了城市原本被遗迹割裂的东西部。
EUR区最终化身为墨索里尼思想的结晶。当你开始分析这个区域的建筑时，你会明白，在它所蕴含的现代主义以及战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当中，先锋派艺术的比例要高于装饰艺术，当然其中有完全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比如米兰的中央车站（Stazione di Milano Centrale）。
米兰中央车站（Stazione di Milano Centrale）
乌里塞·斯塔齐尼（Ulisse Stacchini）
1836开始修建，1931投入使用
米兰对于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就如同慕尼黑之于纳粹德国一样。正是在米兰，意大利法西斯党举行了最初的重要讲话。墨索里尼第一次讲话也是在米兰。这座城市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其实也暗示了其某种资产阶级的本质。

虽然我们感觉意大利人似乎很少丢失艺术的品味，但是米兰中央车站确实像是撞烂了的蛋糕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在我看来，墨索里尼的车站就远没有同样修建于30年代的佛罗伦萨新圣母车站有趣。但遗憾的是，由于讲座的时长限制，我不能深入去讲。
米兰中央车站（Stazione di Milano Centrale），乌里塞·斯塔齐尼（Ulisse Stacchini），1836开始修建1931投入使用
接下里展示的是朱塞佩·特拉尼设计建造的法西奥办公楼(Casa del Fascio)，也是法西斯党在科莫市的总部。
法西奥办公楼(Casa del Fascio)，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i Terragni），1936
这是它在30年代的样子，当时悬挂墨索里尼的画像是很常见的（如下图）。但是如果我们把画像去掉的话，你会突然发现，这和你脑中对于极权主义建筑的强烈印象似乎无法对上号。

法西奥办公楼(Casa del Fascio)，1936
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i Terragni）
这样的差异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法西斯建筑、斯大林建筑或是希特勒的纳粹建筑，建筑只有好与坏。
因此，当特拉尼在科莫建造法西奥办公楼的时候，他是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建造的。当时是20年代的末期，他运用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建筑语言。

但是这座本应该彰显法西斯伟大与优越性的法西奥办公楼，现在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这座建筑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写字楼，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刻意的意识形态元素的存在。
揭开极权主义建筑的面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去掉这种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之后，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那些可怕的极权主义建筑：右图是巴黎1937年世博会的展览馆，左边
是原本计划建在柏林的第三帝国的行政大楼之一——我不确定德语里这座建筑应该如何称呼，叫对名字来或许会把恶灵召唤出来。
第三帝国行政大楼(左)，巴黎世博会德国馆(右)
我想给大家看两个绝妙的、尽显极权主义色彩的美国高层建筑，建造于1932-1934年间。分别是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

帝国大厦(左一、二)与克莱斯勒大厦(右一、二)
又一个例子，这是慕尼黑。希特勒原本计划将这里建设成德国纳粹的发源地，穷尽所有可能的恶行，打造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

慕尼黑城市规划模型图
正是在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政治高压下，建筑也应该是极尽所有的恶，展现出一种绝对的极权主义色彩，但是你们看（战术停顿，看下一张照片），我甚至都不打算做什么评论。
美国国家广场中心鸟瞰图
一般情况下，当我给大家第一次对比展示这两张照片的时候，人们一般都会愣住半分钟。这个是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一个是民主的象征，另外一个是极权的图腾。在我看来，
所谓的民主自由还是极权主义在这两种建筑中没有任何体现，一切都是我们脑中臆测的解释。
我们习惯于从正面的角度看待美国民主，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德国纳粹。

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看法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建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斯大林的苏联是否比罗斯福的美国或希特勒的德国更极权，这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对建筑的看法是受历史环境影响的。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德国慕尼黑城市规划是糟糕的设计，美国国家广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同样可以说，无论是施佩尔给希特勒设计的纳粹宫还是美国的杰斐逊纪念堂，他们都有共同的建筑原型，那就是过去两千年来一直矗立在罗马的万神庙。
纳粹宫，施佩尔
美国杰佛逊总统纪念堂，1943
结果就是，在图中无论美国还是德国的建筑，他们所使用的建筑语言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这种语言的意义则是由观众赋予的，正所谓"美丽的事物总在旁观者的眼中"。
罗马万神庙旧照
我们必须始终从基本的建筑学出发，观察他们使用的建筑语言。建筑试图通过它的形式语言展现国家的伟大和技术的进步，仅此而已。
1930年代的飞行员之家也是一个贴切的例子，它也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极权主义建筑。
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办公楼“飞行员之家”效果图，丘尔金，1934
结果大家看这个建筑，同样的建筑师，基本完全同样的设计，然而建设在30年之后，似乎就和极权主义建筑没有什么关系了。
莫斯科白宫*，1981
注释：莫斯科白宫是原苏维埃联盟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在地。俄罗斯著名的十月事件之后，改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及政府官员们的办公场所。
最后，当人们说极权主义政权使伟大的前卫艺术和伟大的前卫思想遭到破灭的时候，我通常会引用这位伟人的例子：勒·柯布西耶，这是他为巴黎设计的光辉城市，左上边是图纸，右下边是这个计划的模型，模型中这些建筑位于巴黎的北部。
光辉城市手绘效果图(左)，实体模型照片(右)
而这是光辉城市的手绘表现图。说实话，我不太明白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和斯大林主义建筑师作品中的思想有什么区别。
我没有发现任何客观角度的理由可以认为光辉城市比斯大林主义建筑师的作品更加不极权。
光辉城市手绘街景效果图
苏维埃宫大道手绘效果图
我们无法脱离我们所处的建筑空间。那么为什么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是民主的，而斯大林主义总体规划的设计师是极权的？更有趣的是，柯布西耶也曾是法西斯主义者——我完全没有夸张，他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问题在于，从结果出发大家会意外地发现，我们对于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认知标签影响着我们对于建筑的理解，这是政治问题，它与艺术没有任何关系。
我向大家保证，如果我去掉这些照片中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比如雄鹰或者五角星，那么大家能够更不受干扰的欣赏纯粹的艺术，并且从结果上看，建筑不会充满极权主义色彩。
倒数第二个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1920-1930年代间最杰出的设计之一纳粹宫。这是当时开展项目竞赛的一些作品。勒·柯布西耶参加了这次比赛，但他的方案从视觉效果来说比较一般，所以我就没有把图片放上来。
纳粹宫竞赛作品(一)
纳粹宫竞赛作品(二)
纳粹宫竞赛作品(三)
纳粹宫竞赛作品(四)
纳粹宫竞赛作品(五)
纳粹宫竞赛作品(六)
这个是最终建成的样子，它现在在现实中看起来是这样的。纳粹宫殿现在是万国宫，矗立在日内瓦湖畔。

万国宫实景图
如果我把之前展示的纽伦堡
集会场的旗帜去掉，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你会说这两个都是装饰艺术风格建筑，仅此而已。说实话，如果我们谈论纳粹宫，他的设计肯定是与所谓的极权主
义建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像是里面的金色大厅绝对是极权主义建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

万国宫内部实景图(一)
万国宫内部实景图(二)
万国宫内部金色大厅实景图
而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建筑竞赛的背景的话，多半也看不出它是为了什么而建造的，无论是苏联的建筑竞赛还是墨索里尼或者纳粹当时举行的建筑竞赛，你随便告诉观众一个国家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就是纯粹的欧洲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
只有当这些建筑附加了某些强烈的政治符号，才会使得建筑产生所谓的极权主义色彩，否则这些建筑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建筑只有好与坏，没有极权主义与否。
极权主义建筑
与影视艺术表现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对所谓“极权主义建筑”的感受其实主要来自于电影。
《大都会》电影海报，1927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首次出现了反乌托邦的题材。
第一部反乌托邦题材作品被认为是扎米亚金的《我们》，之后出现了诸如乔治·奥威尔和赫胥黎等作家与作品。而第一部走上荧幕的反乌托邦题材电影是1927年弗里茨·朗的电影《大都会》。我可以完全自信地说，如果你没有看过它，你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纪的生活。《大都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电影之一。
《大都会》的上城世界(一)，1927
大家可以抽出时间看一下，电影情节很简单，有一个上城，有一个下城。在上城，住着享受生活的主人，他们从生活中获得快乐。在下城，住着确保上城完美运作的工人，并且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大都会》的上城世界(二)，1927
当弗里茨·朗或者说他的艺术家开始构思上城的样子时，这是他们的灵感来源：纽约。
纽约实景鸟瞰图
很有趣的是，当他们在构想下城的时候，你会看到出现的是先锋派风格的五层建筑（下图景框内）。也就是说，《大都会》所刻画的极权主义社会，不仅仅是通过简单的装饰艺术风格来刻画，还运用了特定的装饰艺术——比如霓虹灯来描绘极权主义都市。

《大都会》的下城世界，1927
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辨认的元素，并且完美地融入进流行文化之中。虽然关于30年代的美国文化我有很多可以和大家探讨的，但这并不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而在《大都会》之后，这种对应方式也在其他反乌托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和强化，比如苏珊·科林斯的《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中的首府城市
在如今的反乌托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那就是，现代主义建筑也开始被用作极权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比如上面是竞技场，下图则是在《饥饿游戏》第四部中，主角到达首都后看到的住房单元。
这些实际上是德国战后西部地区修建的标准住房，这是在柏林市拍摄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电影的取景地点都在哪里，我保证这会是一个有趣的体验。

《饥饿游戏》中的首府城市(上)与社会保障住宅(下)
我想给大家介绍另一部反乌托邦的电影，它叫《赐予者》（The Giver）。虽然没有《饥饿游戏》那么有名，这部作品还是在青少年喜欢的反乌托邦电影题材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里也是一个极权世界，但它是一个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风格构建出的极权世界。作品的辨识度非常高。
《The Giver》中的城市（一）
《The Giver》中的城市（二）
可以看到这是电影的海报，右边是那个世界中居民典型房子的样子。电影中截取的片段，向大家证明这件事不是我臆想出来的。

《The Giver》海报与单元住宅图
《The Giver》单元住宅图
与以往的做法不同，这是一个通过现代主义风格而不是装饰艺术风格构建出来的极权主义世界。如果说《饥饿游戏》与现代主义的装饰艺术还有所关联，那么这里就是纯粹的现代主义，比如钢筋混凝土、板片与体量的组合，总之都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师和现代主义粉丝们所推崇的风格。

说到当代的建筑，这是大概三四十年前的建筑，由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在巴黎东部的Seine-Saint-Denis区设计的社会住宅项目(Les Espaces d'Abraxas)。
Les Espaces d'Abraxas巴黎社会住宅楼外景，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
从内部来看是这个样子。
Les Espaces d'Abraxas巴黎社会住宅楼内景，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
从装饰效果来看是这样。
Les Espaces d'Abraxas巴黎社会住宅楼在电影中的场景(一)
这是1985年特瑞·吉列姆导演的《巴西》，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还是十分值得一看的。而巴黎社会住宅楼也被《饥饿游戏》用作其中的场景。

Les Espaces d'Abraxas巴黎社会住宅楼在电影中的场景(二)
总结
我的观点是，大家必须明白，我们对建筑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建筑所处的时代。
那个时代离你越远，你就越不会关心它是否公正民主，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公正时代，这只是一个神话。

但不论如何，20世纪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悲痛的历史距离我们太近，太多的幻痛还在不断产生。于是，当我们在谈论20世纪建筑的时候，我们总会把它与政治混为一谈。
就比如人们已经不再会把17世纪的法国建筑称为绝对主义建筑*，尽管在苏联时由于其意识形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上，使得绝对主义建筑或封建主义建筑的概念存在过一段时间，但好在这些词语已被放弃不再使用。
注释：绝对主义是欧洲大陆由封建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演变的产物，其特点是打破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由君王行使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力。
我相信“极权主义建筑”这个完全政治化的词汇会在不久之后消亡。因为归根结底，它与艺术无关，只是政治化的产物。我鼓励大家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可以少思考一下政治，多观察一下艺术本身。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你们的眼前一定会打开一扇完全与众不同、精彩纷呈的世界。非常感谢大家。
讲座原址：
https://youtube.com/watch?v=8ZvkLoan5qc&feature=shar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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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我们》[俄]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920
右：《Мы》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1920
《墨索里尼：独裁与蛊惑》Белоусов, Лев Сергеевич - Муссолини: диктатура и демагог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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