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首发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38期。
在C计划的课堂上，再一次和孩子们聊起家务分配的话题，是一本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科普书：《受苦受难的科学家》。
孩子们从这本介绍历史上著名科学家的小书中，很容易就发现一个事实：女性科学家的数量少的可怜。
寥寥无几的女科学家们，在成长求知的路上，又无一不“受苦受难”。苏格兰科学作家玛丽·萨默维尔，只能在父母入睡后偷偷自学数学；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在兄弟们上学读书时，被迫学习料理家务，以保姆的身份照料她爱上天文学的弟弟，才有机会接触到望远镜；赫赫有名的玛丽·居里，曾被波兰的大学拒收，被认为只是她丈夫的“好助手”……
/《受苦受难的科学家》插图 /
女科学家们所遭受的苦难，源头之一非常典型——性别期待：女人的职责就是生育与照顾家庭。因而在诸多父母眼中，完全没必要在女儿的教育上投资。女性在历史上长时间都不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接受高等教育者更是稀有，能载入史册的女科学家不仅少得可怜，女哲学家、女文学家、女政治家、女画家通通罕见。因为历史上女性在科学等领域罕有卓越表现，一些人由是大言不惭地断言“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女生不适合搞科研”，学术等领域的性别歧视屡屡可见，进一步阻碍了女性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和发展。
/ Source：《The Marvelous Mrs. Maisel》SE2 /
时至今日，对女性的性别期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女性的受教育权状况已经大幅改善——但很多公共政策的行动逻辑，依然与性别期待紧紧联系——教育好一个母亲，才能更好地教育好下一代。
在原始时代，男人外出狩猎，女人照料家庭，这样的分工和期待似乎合理公平。问题是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不再是只能凭借男性独有的体能优势才能完成；而除了怀孕与哺乳，也不存在什么只有女性才能胜任的家务与照料工作。在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工作的同时，男性对家庭工作的参与却是寥寥。
例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中国男性每日用于家务的时间不过45分钟，而女性平均是2小时6分钟；在照料孩子生活方面，男性每日平均耗时17分钟，而女性是53分钟。如果将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中国女性总劳动时长比男性长36分钟。
/ Source：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
这远非中国特色。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妇女趋势和统计》，在全球所有区域，女性在无偿家务劳动上所用的时间至少是男性的两倍；在任何地区，女性的总劳动时间都要长于男性。
当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照料家庭，也就意味她们可以投入工作的时间将远远少于男性。在就业、晋升的各个环节，“女性职业投入不及男性”也成了性别歧视堂而皇之的理由。对于职场女性而言，这就是一场天然不公平的竞争。
/ Source：《我，到点下班 わたし、定時で帰ります。》/
面对此种不公平，一种常见的回应，却是——否认它。
课堂上，我向孩子们发问：“让女人做更多的家务，你们觉得公平吗？”当大部分孩子都点头表达愤慨的同时，一个男孩却提出质疑：“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公平啊——例如在我家，爸爸挣钱更多，工作也更累，妈妈多做点家务，这有什么不对呢？”
由收入水平决定家庭成员的话语权，这一算计冷酷而功利。更多人似乎更能接受以劳动强度为标准——谁的工作更轻松，谁来承担更多的家务。但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与劳动强度也总成正比。收入水平确实在很多家庭的家务分配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收入相对较低，女性在家务分配的博弈上会自感理亏；而认为自己已尽到家庭责任的男性，则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参与家务。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孩子们观察的敏锐。劳动经济学家们发现，当妻子的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越低，其承担的家务比例也会相应降低。但有意思的是，当妻子在收入上完全摆脱了对丈夫的依赖，成为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时，丈夫分担家务的比例却并没有相应升高，反而在降低¹。对这一现象的一个解释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丈夫自感偏离了社会对于“男人养家”的预期，反而以故意不做家务的方式，以强化其男子气概与性别形象。
/ Source：《The Marvelous Mrs. Maisel》SE1 /
不过，在绝大多数的家庭，妻子仍然扮演着经济依赖者的角色。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中国女性职场调查报告》，男女职员的平均薪酬存在23%的差距。从全球来看，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8/19全球工资报告》汇总70个国家的数据中发现，女性收入持续比男性低20％左右。
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因为对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社会期待，女性面临着就业歧视和晋升的天花板，男性天然享有职场竞争优势，获得更高的薪水、职级，也相应付出更大的工作强度；而女性则自动或被动选择相对轻松的岗位工作，获得相对较低的薪水。因为男性的工资更高、工作更累，他们更有理由不参与家务；女性形象就更是牢固地与家庭照料者紧紧联系。
不可否认，一些女性喜欢孩子、乐于照料家务，她们愿意为此牺牲职场的竞争优势，甚至从职场上完全退出。这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个人选择。但这一不断强化的性别期待，是否为那些更愿意在职场打拼、不愿囿于家庭的女性提供公平的职业选择、提供平等的职场机会？
承认家务分配的不公平已属不易。而要改变现状，更是困难。
同样也是在面向小学高年级的课堂上，我们还和孩子们读过另一本与家务分配密切联系的绘本——《朱家故事》。一家四口，爸爸妈妈都是上班族，两个儿子还在读书。家中所有家务都是妈妈在做。终于有一天，妈妈留下一张“你们是猪”的字条离家出走。而没有妈妈照顾的家也慢慢变成猪圈，爸爸和儿子们真的变成了猪。
读到这里时，一个孩子举手发表感想：“我觉得这个妈妈有点不负责任，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反应让人倍感无奈，却又及其典型——抗争者往往遭受到更多的指责。
幸好，《朱家故事》有一个美好结局：在一片混乱的时刻，妈妈像超级英雄一样回来了，一家人一起做家务，家庭秩序回归。但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妈妈都有着朱家太太的决绝。面对自己相对较低的薪水，面对下班归来疲惫不堪的丈夫，更多的女性的选择是隐忍和妥协。
改变有赖于个人意识的觉醒，但更需要社会的干预与介入。
例如更加积极的公共政策。延长男性产假，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工作中；强化生育保险制度，以降低用人单位对女性产育承担的成本；又例如社会化地分担女性的家庭职责——不仅仅限于祖辈的介入（在祖辈介入的家庭依然是女性——祖母或者外祖母更多地承担着照料责任），雇佣家庭工人、研发更为智能的家务替代方案，鼓励社会化的托儿育儿场所、培养专业技能人才。
/ Source：《我，到点下班 わたし、定時で帰ります。》/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性别教育。和孩子们一起读《朱家故事》这样的绘本，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和他们讨论身边随处可见的性别偏见与歧视。让孩子们从小就有意识地打破性别桎梏，学会彼此尊重。他们才有可能面对一个更加公平、人人都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美好未来。
参考资料：
¹ 孙晓冬，《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社会》， 2018，Vol. 38，Issue (5)：214-240
作者：蓝方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 排版：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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