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脑海里，因禁烟而直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怎么样了呢？国内历史书籍很少提这个，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鸦片非法，肯定大量减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书，再次刷新三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禁绝鸦片，反而助其成长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之一。
这个结局，令我一时难以接受。

1
中国人爱鸦片
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以前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妨碍了历史真相的揭示。
鸦片早在唐朝时期就从中东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罂粟”、“阿芙蓉”、“白皮”，只是作为一种赏花植物而被栽培。宋朝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鸦片的药用价值，可以止痛安神。
一直到清朝以前，中国基本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
倒是在明朝中叶，印度人开始了普遍吸食鸦片。1513年，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鸦片，就会失去一切”。
只是想不到，300年后，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吸食鸦片的大国，反而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因为它生产的鸦片大都去了中国。
清朝建立后，海外鸦片吸食技术经过台湾、福建和广东传到内陆，吸食鸦片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但由于当时的鸦片价格较贵，只在上流阶层流行。
随着鸦片的逐步散播，到了雍正期间，不仅东南沿海，就连四川和云南也开始种植罂粟。雍正皇帝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清政府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惩罚措施包括充军、流放、杖打。
这是已知的最早禁烟法规，鸦片也正式成为非法物品。
然而，政策赶不上变化。大约在18世纪中后期，鸦片的吸食技术发生了进一步改进——从混合吸食鸦片烟草到单纯吸食鸦片，这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剧增。鸦片的进口量，从雍正禁烟的每年200箱，迅速增加到1767年的1000箱和1790年的1800箱。
于是，嘉庆皇帝在1796年刚刚继位，就颁布禁烟法规，禁止种植和进口鸦片。
鸦片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毒品。
但是，并没有阻止鸦片的泛滥。本土无法种植，鸦片走私便开始猖獗。1800-1820年，平均每年的鸦片输入量是4500箱。
越禁就越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持续而迅速的。
在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何中国人会这么迷恋鸦片？而且政府越禁烟鸦片反而越扩散？为何一向嗜好鸦片的印度人没有继续迷恋？要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外国，一定是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出现了偏差。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与清政府禁烟相应的是，清朝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1781-179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到2600万两，这种贸易顺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
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过程与原因大家都已熟知。
西方列强为了扭转白银持续流出的贸易逆差，选择投其所好，向中国倾销鸦片。1820-1830年超过1万箱，到了1835年，已经增加到了三万箱！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
从1826年开始，贸易平衡终于向西方倾斜，1831-1833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从中国流出，之后每年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出。以前赚到的外汇，现在连本带利地全吐出来了。
而吸食鸦片的群体，开始从上层蔓延至各色人群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士兵、商人、文人、妇女。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10%-20%的中央官员、20%-30%的地方官员在吸食鸦片，烟民总人数在200-1000万之间。按照林则徐的估计，有400万人抽鸦片，占比1%。
总体而言，鸦片还是局限于社会的较富裕阶层，平民抽不起。
依然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中国人为何如此迷恋鸦片？不要把问题总是政治化解读为西方别有用心，鸦片贸易的过程并没有强买强卖，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喜欢，而且，西方列强并没有只把鸦片卖给中国，北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都有，为何只在中国成功了？
对中国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缺乏宗教信仰和文字狱导致的精神空虚、空前专制导致的消极厌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疯狂增长的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清朝人每年花费在鸦片的支出，19世纪20年代是1800万两，1831-1834年间为2000万两，1834-1838年达到3000万两。
鸦片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伤害和道德损害，但清朝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绝不是清一色如林则徐那样的坚决禁烟，而是鸦片合法化的声音不绝于缕。
为此，朝廷举行了两年的大讨论。
2
禁止还是放开？
1836-1838年，围绕鸦片的问题，在社会道德、政府尊严和经济税收之间，清朝政府分成了两派。
1、“驰禁派”，鸦片交易只能以货易货，避免白银直接外流；同时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进口鸦片征税，两管齐下以减少进口。这样既减少了白银外流，还增加了税收，可谓一举两得。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支持该主张。
2、“严禁派”，必须毫不犹豫地禁止鸦片。
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不仅要禁止鸦片，还要处死鸦片吸食者。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开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亲和爷爷都禁过烟，自己不能开了这个先例，遭致骂名。1838年，道光皇帝终于决定禁烟，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与此同时，许乃济被降职，从四品降为六品。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驰禁派”失势，禁烟成为朝廷决策。
到1838年底，外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经绝迹，每天都有鸦片吸食者被处决，洋商查顿在报告中说，“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说，清朝政府的禁烟执行效率十分之高，鸦片交易很快就停滞了。
如果禁烟后清朝击败了英国，那么，鸦片就很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绝迹，停止残害国人。只可惜，清朝一败再败，道德和尊严逐渐让位于经济，“驰禁派”渐渐得势，鸦片贸易再次崛起。
3
鸦片财政与民族主义
与很多人的历史认知不符，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业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发展。
19世纪70年代，国产鸦片的数量超过进口鸦片。到80年代，国产鸦片已经可以出口了，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鸦片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这种“惊天逆转”，为何产生？
原因无它，唯“财政”尔。每次财政困难，内忧外患的清廷就想对鸦片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鸦片合法化。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禁烟，要求国内禁种，设立禁烟馆，订立禁烟章程。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
刘坤一的意思很简单，鸦片为国家贡献了很多税收，没有鸦片，这块收入从哪弥补呢？所以，禁烟万万不可行。
郭嵩焘是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极高，那句流传后世的“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二、三百年转型”就是他说的。但刘坤一作为封疆大吏和湘军核心，又岂是糊涂之辈？他对于艰难的时局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
完全禁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实际上，1842年《南京条约》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英国倒是希望清朝对鸦片征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没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再次提出鸦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损国体，无裨军饷”为由继续拒绝。
但是，两年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终于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清政府这个时候不再傲娇，想到了鸦片这个“夜壶”。
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鸦片进口每年为清政府贡献数百万两的财政收入。
必须指出的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国内的禁令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进口鸦片合法了，但本土鸦片依然非法。
很快，随着边疆叛乱、对外作战和巨额赔款，清朝财政不断恶化，清政府将眼光瞄向了本土鸦片。
但这事毕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现在想要，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于是，清政府首先在国内造势，工具就是民族主义。
1862年，郑观应提倡“鸦片商战”，建议民众多用国产少用进口，理由不是财政，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考虑，视之为驱赶洋人的固国卫民之道。后来，王韬等社会精英，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鸦片来减少对外国鸦片的依赖。这就是道光皇帝时期“驰禁派”的主张。
反正国人喜食鸦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产自销，既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创造财政收入，民族主义的“鸦片商战”呼之欲出。
眼看时机成熟，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就两句话，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鼓励自种土烟，向进口鸦片“宣战”。
这个时候，在民间看来，国产鸦片取代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政府眼里，扶植国产鸦片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在民族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裹挟下，国内种植鸦片是政治正确、经济合理，“以毒攻毒”的国产鸦片即将起飞。
7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鸦片；1879年，国产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81年，波斯进口鸦片全面停止，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市场，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所说，“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鸦片供应了”。
仅仅1年之后，1882年，国产鸦片开始出口了，“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部分鸦片供货”。
国产鸦片所向披靡，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将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打着爱国旗号的本土鸦片取得了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
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当时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国产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的最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食3斤鸦片计算，其用于鸦片的年支出只有3两白银，基本上是社会“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承受起的价格”。
于是，鸦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泛滥，“台蜀浆制渐广，遂至富贵贫贱尽垂涎”。在陕西，就普遍流传着“ 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 夜里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所燃”。
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证明，是中国人决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国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称，人人都抽得起国产鸦片。
清政府也得偿所愿，每年从鸦片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十分惊人。晚清名士何启、胡礼恒写过：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鸦片每年贡献税收2600万两，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之一。这个数据有多恐怖呢？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最巅峰也只有5000多万两，1900年清朝财政收入8800万两。
鸦片这么“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禁烟的说法已经慢慢消失了。
既然中央认可，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踊跃地“怂恿”农民种植鸦片，种少了还不行。陕西咸阳当时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不识相”的地区禁烟。比如山西，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全省进行禁烟。但是，山西的财政绷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丁宝铨向朝廷诉苦：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
折子说得很直接，禁烟之后没有了鸦片税，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亏空一年比一年严重。
世事无常，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与喜感。曾经视鸦片为洪水猛兽的清政府，如今离不开鸦片，被鸦片彻底绑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因为“驰禁”的主张而声名狼藉，郁郁而终，如今，“禁烟”言论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只能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人们也只能选择跟随历史进程了。
就连林则徐也早在1847年改变了想法，他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林则徐认为，可以种植国产鸦片，来对抗进口鸦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为了给种植鸦片寻找理由，就说通过征税来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总之，种植鸦片，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4
鸦片经济
鸦片贸易，并非强买强卖，首先是有人喜欢吸食，才有了这个商业行为。同样，鸦片种植，并非行政强制，首先是农民有利可图，才会广泛种植。
种植鸦片相比于其他作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罂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长期短，秋种春收，完美避开了春种秋收的农作物生长时间，有利于农时安排。还有一点，罂粟全身是宝，其汁液可以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
鸦片的价格稳定，而且销路远好于农作物，所以，罂粟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
早在1830年代，南方农民种植鸦片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筹办夷务始末》就记载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况：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到了70年代，情况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种粮食种罂粟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就曾在奏折写道，“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
到了清末民初，种植罂粟已经成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轩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块大洋换来的一包罂粟种子开始的。一本万利的鸦片很快让白嘉轩的家道殷实了起来，同时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红。不久之后，整个原上弥漫着罂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话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了罂粟的王国。
这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1923年，旅沪颖州同乡会派专人到安徽北部调查农民种烟情况。问道：“这烟土贵啦，都要卖两吊多钱一两，你们种烟比种麦有多大好处呢？”
农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种一亩地的麦，顶多卖一二吊钱，种烟总可以收一百多两土，大概能卖200多吊钱呢。”
也就是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地的100倍。
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 一场官民配合默契的鸦片种植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
光绪年间，有人浏览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耕地的1/3用来种植鸦片，年产值约六千万到一亿两，看罂粟就跟今天人们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重庆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贵州的鸦片质优价廉，几乎与进口鸦片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按当地官员的说法，“开垦之地半种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难以变更”。贵州一半的耕地用来种烟，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以说，到19世纪80年代，鸦片种植从南到北，遍及全国，并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还诞生了不同品牌，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等等。对于这种“盛况”，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对于这种全国风靡的奇景，郭嵩焘一针见血地地指出：
“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
政府有税收，农民有暴利，至于什么文明、道德，早就被抛诸脑后。这种悲伤的情景，我们并不陌生，21世纪的阿富汗就是这么干的，全球90%的毒品产自阿富汗。
小结
187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取消鸦片贸易，大清最后一招就是取消罂粟种植的禁令。阿礼国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报告给英国议会：如果中国无节制地种植罂粟，就会使鸦片价格下跌，就会挤走进口鸦片。
但英国议会并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来。
但英国政府显然想错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来。
结果，为禁烟而开战的鸦片战争，居然催生了鸦片的风靡全国，真是造化弄人。
因为在清政府的眼里，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虑，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维持专制权力才是目的。李鸿章在1880年还恬不知耻地上书：国产鸦片比进口鸦片的毒性低，把进口鸦片赶走后，再来禁止国产鸦片，为时不晚。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为自身邪恶做法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最终，鸦片不再是鸦片，而是权力化身。
他们宁愿鸦片毒害全民，断送国家前途，也不愿意放开工商业，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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