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四）—

小炒注：“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温家宝

肆

集权财政制度的返璞归真

南宋灭亡，重农抑商占据主流，经过蒙古族短暂的统治后，中国的封建王朝不再寻求对外扩张，思想变得保守，与朝气蓬勃的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为何中国突然停滞不前，奉行大陆孤立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命题。

单从财政角度讲，随着水稻的普及、人口的增长和垦荒的增加，国内市场已经足够，农业税收足够维持帝国运转，不再需要对外扩张，维持稳定成为王朝的统治目标。

一

元朝财政“学坏”

出于掠夺的习惯，元朝政府的税收思路一直是扩大税源，提高税率，税收非常严苛。老百姓的负担一直较重。

农业税上，各种苛捐杂税；商业税上，税目有30多种，元朝享国不到100年，盐税增加了20倍，茶税增加了240倍，商业税增加了10倍。

然而，元朝很快就出现财政赤字。公元1292年，距离南宋灭亡才13年，政府财政收入300万锭左右，财政支出360万锭，属于明显的入不敷出。

元朝学习两宋，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敛财方法—纸币贬值。方法与宋朝一模一样，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网上查查，反正结果就是纸币如同废纸。

1367年，朱元璋在南京开始北伐，元朝财政崩溃，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城告破，元朝灭亡。

二

僵化的明朝财政

明朝的财政制度足够僵化，但也足够稳定。收入基本只依靠农业税，没有多大上升空间。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它已存续200年之久，国家仍然比较平静。最终，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财政破产。

原始的财政制度

明朝的财政收入基本只靠农业税。

田赋实行两税法，夏秋两次缴纳，以实物缴纳，每亩收一斗（大约相当于税率1/30）；丁赋是农民的劳役税。

为了征税方便，明太祖编制了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和土地证。这两项工程浩大，总共花费了12年，于1393年才编制完成。

统计结果：户籍1000多万户，人口6000多万，土地面积近860万顷。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政府税收大大增加，达到2000万两（3.2亿石），这2000万两就是明朝中央财政的基本盘，而且按照朱元璋的祖训，这笔钱不能再增加。

明太祖还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10年更新，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明朝财政收入的峰值是1602年的2295万两。

我们对比这样一组数据：汉武帝时农业税占财政收入1/2，中晚唐农业税占财政收入1/3，宋朝农业税占财政收入3/10，而明朝财政收入90%来自于农业税收。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财政收入基本被限定死了，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多次提到，农业税的潜力远不如商业，很容易到达天花板。

在商业上，明朝坚决抑制，实施海禁，限制买卖，打压商人地位，通过一系列手段限制商业发展。

脆弱的财政平衡

财政支出主要是养官和养兵。

养官上，明太祖严格限制官员规模和俸禄，只要保持现状，现在的财政收入绰绰有余，当然，这是异想天开。明太祖在位时，官员人数2.4万人；百年之后的宪宗时期，官员10多万人。

养兵上，实行卫所制，实际就是唐初的府兵制：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士兵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不出所料，卫所制后来也颓废了。

财政收入上，两税法实施一段时间后，逃户和土地兼并将导致税基的减少，这是历史规律，比如，1426年，土地400多万顷，不及立国时的一半。

财政支出上，官僚的膨胀是在所难免的，对外战争总会出现的。

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朱元璋按照小农思想建立的财政制度很容易就玩不转了。

银本位，政府丧失货币控制权

货币上，宋元以及明初的纸币崩溃，导致民间自发寻找媒介代替政府发行的纸币。当时白银大量内流，白银成为比较理想的货币，到1436年，明英宗取消禁银令，白银取得正式的货币地位。

银本位的确立，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货币革命，由于银子只和储存量、开采能力有关，政府不能控制，更不能无中生有的创造，银本位无形之间保护了民间经济的稳定。政府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但收获了稳定的民间经济。

张居正的敛财

明成祖灭北元之后，明朝不再对外扩张，但官僚系统膨胀起来。朱氏宗王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占据大量资源。嘉靖年间，倭寇作乱，军费陡增。政府收入方面，全国一半的土地被隐藏，两税收入减少。财政失衡很严重。

1580年，完成政治集权后，张居正改革拉开序幕。

收入上，整理税基，查明人口和土地。户籍和人口接近明太祖时期，纳税人口6000万，这也不是实际数字，万历年间明代人口实际突破1亿；土地700多万顷，比百年前增加300万顷，比明太祖时少。

支出上，整顿吏治，淘汰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官员减少了1-2万人。

缴纳方式上，实施“一条鞭法”，不再征收实物，以银两缴纳，一年只收一次。沿袭于唐德宗的货币计税。

张居正改革使得国库年盈余400万两，但他的改革毫无创新，历史意义不大，他只是个理财专家，通过扩大税基，抽取民间财富，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

以后来人的眼光看，要实质改善明朝的财政收入，改革必须从工商业着手。张居正改革时，明朝初露资本主义萌芽，纺织业出现雇佣关系，自发形成商业中心“天下四大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晋商、徽商作为一支颇具影响里力的团体登上历史舞台，明朝政府也逐渐解除“禁海令”，私人的海上贸易开始日益频繁起来。

若此时，政策上鼓励商业发展，政府无需“割肉”就能获得一块较大的财政收入，同时通过海外贸易弥补国内白银的不足，避免或缓解后期白银短缺所造成的通货紧缩问题。

支出猛增，通货紧缩

万历三大征，共耗费1200万两，财政再次紧张，财政赤字达到每年100万两，依靠张居正留下的家底，政府依然能正常运转。好景不长，1607年，欠发边关军饷164万两。1616年，满洲崛起，又耗费300万两，此时的国库已经没有积蓄了。

战争分两种：有收益和无收益。秦始皇灭六国、隋文帝灭陈、明太祖北伐是有收益的，抵御蛮族、征伐化外之地、败仗是无收益的，无收益战争对财政的破坏性极大。

1619年起，仅辽饷每年就支出500万两，成为明朝的财政黑洞。万历皇帝自然想到根据鱼鳞册加税，三年三次增税，共增加财政收入520万两。崇祯年间，加派三饷，征银高达2000万两。农民侵家荡产。

雪上加霜的是，货币白银发生了通货紧缩。中国是所谓的“贫银国”，主要靠海外输入。美洲白银大量开采，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日本也发现大量银矿，这批白银也流入中国。但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争，而且日本又开始锁国，停止了对中国的白银输出。所以到崇祯年间，明朝居然出现了“钱荒”，粮食价格三年间下滑70%。

政府不仅不能通过通货膨胀抽取财富，反而因为通货紧缩加剧了财政危机，导致只能通过加税来维持财政。到最后，崇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财政彻底崩溃，1644年，明朝灭亡。

明朝的财政制度，决定了它的死亡方式。它的财政能力太弱，遇到战事只有加税

这一个办法，陷入恶性循环。

宋朝与明朝，国家确实穷，前者是支出居高不下，后者是收入僵化死板。

同时期的西方世界

中国的全面落后，始于明朝，明朝的制度倒退，让中国错失了转型机会。看看同时期的西方发生了什么，更具有一番新的体会。

思想上，意大利从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15世纪后期已扩展到欧洲各国，于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

科学上，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开普勒等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自己的成果，揭开欧洲近代科技革命的序幕。

经济上，欧洲市场已不能满足资产阶级需求，于是开辟新航路，1487-1504年，欧洲人相继到达好望角、美洲、印度，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得以迅速发展。

政治上，荷兰爆发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重要标志，资产阶级直接掌握政治权力。

明朝舍弃工商业，欧洲拥抱工商业，从此拉开了文明的差距。

三

顽强的清朝财政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比清朝更加艰难，但清朝依然维持了近280年，鸦片战争之前，它已存续200年之久，财政依然健康。最终，对外赔款压垮了财政。

松紧适度的财政制度

清朝继承了明代改革的“一条鞭法”，将税赋摊入田地，以银两缴纳税款。

同时，清代在财政上还做了三项改变

宣布“新增人口永不加赋”，这里税指人头税，将人头税摊入土地税

摊丁入亩，取消全国的人头税，将人头税摊入土地税。户籍不再重要，摸清土地就可以了，方便了人口流动。这是对两税法的进一步完善，但换汤不换药，农民的税负并不减少，只是简化了征收程序。

火耗归公，由于税款上缴时，银两会发生损耗，征税官员往往会要求人们多缴一点来弥补损耗，多缴的进入了官员腰包。中央政府将火耗统一归公，再由政府发给官员。

除了土地税，清政府仍实行一定的食盐专卖，占总收入的12%左右；另设关卡征收商业税，占总收入的11%左右。

清前期，财政收入4000万两左右。

财政支出上，军队支出占一半，剩下为养官成本及各种公共支出，财政支出3500万两。

漂亮的财政数据

清朝注重垦荒，连新疆也出现了“今看戈壁外，沃壤庶无弃”的景象，全国耕地面积达到了11-12亿亩，比明朝增加50%；清朝将南方水稻推广到北方，全国平均亩产比明朝提高30%。直接带来一个结果：粮食总产量比明朝提高了一倍左右。

初期人口1亿左右，康熙年间达到2亿，乾隆年间达到3亿。人口激增，土地增加，清代前期的财政盈余成为常态。康熙末年，国库盈余800万两，雍正末年国库盈余6000万两，刷新历史记录，乾隆中期国库盈余7000万两，再次刷新记录。

由于财政丰盈，政府多次推行全国性免税。乾隆时期，面对国库的大把银子，逃不过历史规律，乾隆皇帝开始大兴土木、频繁征战，乾隆时期的战争花费总共1.5亿两，相当于5年的财政支出。即便这样，乾隆退位时（公元1796年），国库依然盈余1900万两。

从财政角度看，清代是集权财政制度的高峰，经济繁荣超过汉唐。若不是西方侵略，这个王朝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财政“新三驾马车”

公元1840年，英国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中英战争花费1000多万两，赔款2100万两，总共不到一年的政府收入，并非大麻烦。中英战争之前，镇压大小和卓叛乱，花费1800万两；乾隆征服大小金川，花费1亿两，远多于中英战争费用。1850年道光退位时，国库仍盈余800万两。

太平天国击碎了政府粮仓，再加上北方的捻军起义，一共耗费了4亿两，相当于10年的财政收入。这要是以前的王朝，早就崩溃了，但清朝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走加税这条老路，因为有了外债、海关税及商业税这三驾马车。

天平天国从爆发（1851年）到被平息（1865年），政府借债300万两。1867年，为应付陕甘的回民起义和新疆阿古柏叛乱，左宗棠一共借债1600万两，最终收复新疆。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政府借债1260万两，应付作战费用。

中英战争使清朝国门打开，贸易额迅速上升，带来海关税的大幅增长。咸丰末年（1861年），海关税不到500万，同治末年（1875年）达到1100万两；光绪十三年（1888年），增至2000万两；1909年超过3000万两。海关税逐渐超过了土地税。

由于贸易的增加，国内工商业也开始活跃，商业税的征收让政府可以获得更大的收入，达到1000-2000万两。

1891年，财政收入8900万两，财政支出7900万两，盈余100万两，实现了财政平衡。财政收入中，海关税达到1800万两，商业税达到1600万两，土地税则降到了2300万两，财政结构日趋现代。

如果没有后面的甲午战争，清朝是有希望保持局势稳定，完成现代化转型的。

战争赔款，压垮财政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导致财政出现赤字。

1900年，财政收入8800万两，财政支出1亿两，赤字1200万两。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4.5亿两，加剧了财政失衡。1904年，财政收入1亿两，财政支出1.3亿两，赤字3000万两。赤字主要来源于对外赔款。财政危机一触即发。

清政府对外赔款本金总计6.8亿两。为支付款项，清朝经常向外国借高利贷。实际支付了13.3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中期22年的财政收入。

为了维持脆弱的平衡，晚晴政府回归老路，开始加税。在“新政”名义下，默许地方督抚开征各种捐税、杂税。新增30多种税目，《辛丑条约》后又增加8种。各督抚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

1910年，政府收入接近3亿两，比十年前增加3倍，可见搜刮之厉害。财政支出也接近3亿两，刚好收支平衡，可见这是典型的“量出为入

”财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四面楚歌，无人为之效力，清朝灭亡。

小结

“洪武财政”应该对明清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停滞负责。

——黄仁宇

明清以农为本的财政制度，属于历史倒退，但在稳定性上超过汉唐。如果不是枪炮打开国门，我们现在依然在学习八股文。但民间的经济活力和思想火花被牢牢束缚住了。

总结

至此，《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终于告结了。如果你读懂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策背后的财政逻辑，包括分税制、国企下岗、4万亿、营改增、铁公鸡、房地产等等。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思维下，一直践行着商鞅的“国富民贫”观点，只需给予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他的生产资料都属于政府。财政有保障，则国家兴旺，民众温饱；反之，则国家衰败，民众赤贫。世家大族与政府争夺税收，民间经济繁荣意味着税基扩大和社会不可控，所以，中央政府要打压世家大族，实行国营政策与民争利。

然而，时代变了，工商业发展是大势所趋，政府与民间经济的平衡点在哪里？新时代下的财政该如何抉择？

本届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政府也在慎重思考，愿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