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生是中等985，秀才是县状元，举人是省状元，进士是全国Top3。
科举制的作用：垄断了一半的官职，控制着基层管理。整个国家围绕着科举制运转。
由于近代的屈辱历史，科举制常被国人批评，被认为是腐朽僵化的东西。但科举制背负这种骂名，实在是堪比“窦娥冤”。如果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座大厦，那么，科举制就是大厦的顶梁柱。
国外学者就不乏赞美之词。日本学者原胜郎：“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英国人格尔斯在1835年指出：“科举是古往今来的其他伟大的君主制度所无法相比的。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
从科举制出发，你才能摸透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中国科举制度鼎盛于明清，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清朝科举制。
一
人人985，科举比高考难
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和高考就是古代科举制的翻版。这无疑是太高看高考了。
科举分四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每一级的竞争都十分惨烈。
1
童试，秀才的练级
童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考三场。但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参加童试，必须有一名士绅（很重要的概念，后面会讲）的担保，证明其品行，方可参加，这就是准考证。
第一场考试是由知县（县长）主持的县试，写两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格律诗，很考验真才实学，一个小错误就会被淘汰。
第二场是由知府（市长）主持的府试。府试比较简单，考题与县试相同，旨在确认没有作弊，不是侥幸通过县试的。
通过了这两关，考生就能获得一个身份，叫做“童生”。清朝童生的数量平均每次25089人，清朝的平均人口是现在的1/4，对应高考录取的前10万。最近几年985高校每年录取总人数16万，前10万就到了39所985的生源质量第24名：西北工业大学。
也就是，童生是西北工业大学以上的水平
。传说中的“人人985”，至少在清朝成为事实。

清朝童生的平均年龄是17岁，略低于大一新生的年龄18-19岁。童生这个身份没有任何特权，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没有实际作用，不在功名之列。
第三场是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进士出身，是皇帝亲自派遣的，向中央负责，省长指挥不动。
通过院试，就是我们熟知的“秀才”，他们有一些基本特权，例如见官不下跪，受审不用刑，不用服徭役等，这才算真正有了功名，脱离了平民阶层。但是不能做官，经济特权很少，还得靠家里养活。一旦家境变差，就成了穷秀才。
很多秀才为了谋生，就去当私塾先生，或者给富户当家教。
秀才的录取率怎样呢？清朝260年历史，累积了400万左右的童生和60万左右的秀才，乍一看录取率达到15%，挺高的！但是，秀才不像高考这样一考定终身，童生每次都可以去考秀才，因此参加院试者只会越来越多。清朝秀才的平均年龄24岁，比童生平均年龄大7岁，也就是每次的秀才录取率在2%左右！
秀才相当于什么水平呢？还是跟985高考类比，10万的2%是2000，2019年清北共录取本科生6372人。秀才就是清北前30%的水平。
如果再具体点，中国共计2846个县级行政区，秀才大致就是中部省份县状元的水平。
可见，能考中秀才的，已经是天才了，值得我们膜拜。因此，很多人考到头发须白，仍然是童生。清朝道光年间，广东就出现百岁老人参加院试的事例。
2
乡试，真正的鲤鱼跃龙门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省会，当地士绅为他们提供盘缠。由皇帝挑选的两名进士担任考官，必须来自外省。
考试地点就是我们熟知的“贡院”。南京有个著名景点叫“江南贡院”，就是江南的秀才们来参加乡试的地方，可容纳2万多人。考试也分三场，但是时间紧凑，全部在贡院完成。八月初八-十六日，三进三出，吃喝拉撒都在小小的考房里，考完就是精疲力竭，跟动了个大手术差不多。
所以，考乡试，既是智力较量，更是体力比拼。

30-45天公布结果，清朝规定每次的举人名额只有1400名，竞争可以用惨烈形容，因为秀才可以不断去参加乡试，竞争者只会积累得越来越多。中榜者叫举人，第二天总督会设宴款待这些新科举人。举人回家就叫“衣锦还乡”，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真正的年轻有为、人中龙凤。
中举的概率有多少呢？钱茂伟在《国家，科举和社会》中讲明朝的中举率是3.95%，清朝的人口是明朝至少3倍，举人名额只是略微超过明朝的1000-1200名，所以，清朝的中举率不会超过1.5%。蒲松龄19岁中秀才，考到70多岁都还没有中举。
秀才相当于清北学子中的top30%，举人又是秀才中的top1.5%，也就是每年清北的top0.45%：前30名，基本上就是省状元的水平。但是，与高考每年都考试不同，乡试每三年才考一次。所以，中举的实际难度高于省状元。
举人的特权就很大了。举人拥有很大的免税权限，完全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他还可以把免税额度卖给别人，每年都可以躺收一大笔钱。举人还有做官的资格，如果不打算继续进考，国家会安排一个副县级职位。所以有穷秀才，但是举人的称呼统一是举人老爷。
所以，范进中举为什么会高兴到发疯？就是这个道理，真正进入到了特权阶级，实实在在地光宗耀祖。
在乡试中落榜，但显示出较高造诣的秀才，可以被授予“贡生”头衔，相当于副榜。他们可以直接保送进国子监读书，相当于现在的清北和教育部的合体，享受更好的教育条件，继续考举人，但是他们没有免税特权和做官资格。蒲松龄在72岁时成了贡生。
3
京城复试，天子门生
进京赶考分为会试和殿试，相当于笔试和面试。
会试安排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三月，地点在北京贡院，主考官是中央的一二品大员。会试三场的内容与乡试一样，中考者授予“贡士”头衔。一个半月后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殿试只有一场，写一篇实务策即可。参加殿试者会全部授予“进士”头衔：一甲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前30%是二甲；其余的都为三甲。因此，贡士=进士，殿试只是负责把他们分级。
赐予进士的概率很高。清朝规定每10名举人有1人中进士，也就是10%的的得奖率。清朝260年历史，总共产生26767个进士头衔，平均每次238人，而每次举人数量是1400名，比率是17%。
举人的前程和进士相差极大。举人只能当副县级，一辈子都很难爬到县令的岗位，而进士最差也是县令。他们不会一开始就当大官，毕竟没有从政经验，而是去翰林院和六部做一些秘书类工作，但是由于天天与中央领导人见面，前途无量，拜相封侯不再是梦想！
考中进士也成为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只有屡试不第、年龄偏长的举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县里面的芝麻小官。
4
古代神迹
古代有一种神人，叫“连中三元”：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全是第一，也就是举人第一、贡士第一和进士第一。这样的人有17位，其中清朝3位。
更恐怖的是，其中还有两人连中六元，就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全部第一，是明代的黄观和清代的钱棨。黄观，皇冠，可见取名挺重要的。
安徽池州的黄观墓
而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也是文曲星下凡的大天才。王安石21岁中进士，张居正23岁，晚清几大重臣也不遑多让：曾国藩和张之洞27岁、李鸿章24岁。还有权倾天下的严嵩，25岁。这些人也算半个神人了，有时我在想，在智商和天分的碾压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二
哪些人考上了科举？
我在知识星球发过一个长帖：一个好的政体，必备两个条件：1、精英统治，文明的成长是精英推动的；2、阶级流动性，保持平民与精英之间的顺畅迭代。科举制同时起到了这两个作用。
除了极少数“贱民”，科举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无论其血统、家境和宗教信仰如何。相比挣钱，读书受到的经济条件束缚无疑小得多，纸张早已普及，获取书籍的成本也很低廉。这就极大保证了平民的阶级上升之路。
名门望族可能会因不肖子孙而败落，低微者则会因为在科举中登第而发达。而且，通过了考试，有了功名和学历，个人的声誉和地位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是夸张而是事实，古代读书人的地位比现在高多了。人们“凿壁借光”“悬梁刺股”，也要拼命读书。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前，还不忘“逼迫”慈禧太后赐给他一个进士身份，当时他已经62岁。可见这个功名（学历）有多么重要。现在的达官显贵们，喜欢混个MBA或者博士教授头衔，是一个道理，比如前工行行长、现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就在我所就读的院系拿了一个管理学博士学位。
根据可靠的明清史料，在明朝，47.5%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家庭。在清朝，19.1%的进士来自于祖上三代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家庭，18.1%来自于只出过一两个秀才的家庭，两项合计37.2%。
地区分布也较为分散，基本按照人口密度来。在清朝总共26747名进士中，前两名是江苏2920、浙江2808，合计占21%，江浙两地的人口7500万，占全国19%。倒数两名是甘肃289、广西568，合计3%，两地人口2200万，占全国5%。
因此，中国没有种姓制度，也没有世袭贵族，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胡适说过：“科举制度十分公正，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孙中山亦曾言：科举制度“平民政治”，而且优过“民主政治”，是“极端平等政治”。
而现在，以清北为代表的985高校，
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
，甚至发生助学金没人领的神奇事件，以各种名目扩大的自主招生项目，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三
他们都去哪了？
清朝每次产生举人1400名，总共15万左右；每次产生进士238人，总共26747人。由于举人和进士都是终生制，人数只会积压得越来越多。这还不包括贡生和秀才。
清朝总共有2.7万个官职，其中文官2万。功名者占了文官一半，另一半是非正途加官进爵。官员基本会长期待在官僚系统内，退休和革职产生的空缺并不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科举及第者的数量比官职多出太多！所有的进士都能得到较高官职，1/3的举人也能在县里谋个一官半职。但是，另外2/3的举人、全部贡生和全部秀才，这些近百万的有功名者，该怎么安置呢？
无处安放的读书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古人很聪明，给出了答案：士绅。前面已经多次提过了。到1850年，中国的士绅总数是110万，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
士绅是一个被国人普遍忽视的群体。若被问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大家一般会想到农民、官僚、皇帝和宗亲，但其实，自宋代开始，士绅才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结构。
四
独特的基层管理

金观涛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提到一个概念：家国同构。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国是家的同构放大体。父权是家庭的权力核心，皇权是国家官僚的权力中心，君是全国所有家庭的父亲，所以叫君父。这种家国同构，是中华儒家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个我在《诸子百家，儒家凭什么屹立两千年？》提过。
国与家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就靠士绅。
中国历代专制王朝都有一个基本特征：皇权不下县，政府机构只到县一级。这种安排是出于管理成本和管理收益的权衡。清朝的县的平均人口25万，但真正属于政府官僚的，每个县不到十人。其余的钦差衙役没有编制，称之为“吏”。所以，“官”和“吏”是不同的概念。
人手不够，就要靠士绅去维持和治理分散的家庭。
前面已经说了，秀才、举人、贡生等等这些功名者，都有一些特权。但他们并非官僚集团的一部分，而是地方官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人。县官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管辖具体的地方事务，他只负责收税和防止民变，这就需要借助士绅来管理具体事务，而士绅反过来又能增进当地的福利，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电视剧经常出现的师爷，就是士绅的典型代表。

士绅协助县衙收税、维护地方治安、协调家庭矛盾、兴办教育和其他一些公共工程，还捐款修缮当地庙宇和古迹，组织举办一些孔庙祭祀。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方志，也是他们编撰的。乡亲们遇到麻烦，第一时间不是去县衙，而是找士绅。
在动荡年代，若政府不能提供保护，士绅也会组织团练乡勇，修建防御设施，上阵御敌。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将湖南各地的团练整合起来的。
还有一点，当农业年景不好时，士绅往往以百姓的名义要求减税，而当要求获批时，收益最大的恰恰是士绅自己而不是百姓。

而且，士绅的身份与县官是平起平坐的，他们出入县衙时神情自若，不会像老百姓那样畏惧，在一些利益冲突上会与县官分庭抗礼。若对士绅有意见，县官无权处理，必须禀告上级学政，否则士绅还能弹劾县官。民间始终有一股势力能抗衡政府，双方结成微妙的平衡。
所以，古代的基层治理与现在是很不同的。基层社会的自治性、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协同效应，比现在好很多。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对此有个生动的比喻：潜水艇夹肉面包。两块硬硬的面包皮夹着厚厚的蔬菜和肉。面包皮一个在上，是国；一个在下，是家。中间的肉和蔬菜就是士绅。
朝局动荡、政治斗争，哪怕是改朝换代，士绅和士绅控制的基层往往是比较平静的，铁打的士绅，流水的官府。

士绅在官场和民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他们了解本地实情，又擅于与官员打交道，获得了统治乡村的正当性。士绅也因此能享受到“当官瘾”，时刻彰显着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和相应特权。
徐中约把传统中国称为“士绅国家”，钱穆把古代社会称为“士大夫政权”，这是很有道理的。
小结
科举制就像一个蓄水池，中国人的能量向它注入，然后再从它流出，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
而读完这篇文章，你可以认真思考下，现在的高考、学历、公务员考试、就业等诸多社会现象，实际上是科举制的继承。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更何况是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呢。
科举制的解读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本文只是小试牛刀，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展开，比如官场潜规则、士大夫精神、士绅经济。以后再讲。
—END—
版权所有，转载请后台联系
儒学改造与中国思想变迁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
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小炒和他的朋友们」知识星球。长文在公号，精华在星球。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