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监管下，教育类App何去何从？

2021年高考期间，湖北一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并拍题上传搜题App的新闻，一度登顶各大网站搜索榜首。由于高考这一热度极高又十分敏感的话题，人们的目光也顺着这条新闻，再度聚焦到搜题平台和其他类似的教育类App上。

观察这条新闻底下的评论，不乏“原来搜题还有VIP真人解答待遇”“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之类的惊讶，不少人感慨如今学生的学习方式已与自己当年大不相同。而除了这些惊奇外，更多的是家长和学生“现身说法”，表示使用这些教育类App也是有喜有忧，甚至不少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

随着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K12教培行业监管再度升级，教育类App作为不少教育机构和企业的重要产品，也必将面临新一轮的考验。大浪淘沙后是黯然退场还是华丽转身，学生和家长能不能在这方面“减负”，都将在未来几年内见分晓。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175期

记者_张影

编辑_屈琦

设计_刘仕悦

教育应用“大礼包”

——每位家长的必修课

自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普及开来，学生和家长就逐渐发现，要依靠手机完成的作业越来越多了，需要学习的东西也早就不限于课本的范畴。

不管是微信上的教育小程序、公众号，还是需要单独下载的App，每个应用都有看起来“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问卷投票、校园快讯、学校通讯录、布置作业外，还有不少提供学生自主学习的渠道。不用询问，只要看到手机桌面上的各类“美文”“搜题”“课堂”之类的应用，就能知道手机的主人至少有一个孩子在上学。而说到手机上这些小程序和应用，主要有两个来源：学校要求和自主下载。

学校要求自不必说，一方面，“互联网+教育”成为时代热门，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被提上日程，不同阶段的学校都在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借助网络平台开设公众号、小程序，或是更进一步研发App。这样既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也能及时与家长、学生交流沟通学习进度。

另一方面，不少公众号和App与作业密切相关。许多原本线下完成的作业如今已被迁移到线上，特别是寒暑假期间，“打卡”等要求屡见不鲜，往往还有严格的时间要求，程度大有成年人上班打卡的趋势。对这一点，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褒贬不一，尽管在线作业比传统的作业看起来简便，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双方的负担。

在自主下载方面，学生和家长的积极性显然更高。随着“90后”逐渐成为家长主流，拥有平板电脑的家庭中，70%的12岁以下儿童都有使用平板电脑的经历。在在线教育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K12及启蒙类教育牢牢占据着优势地位，4800多亿元的“蛋糕”被其分去了一多半。中小学用户是目前在线教育行业最大的受众群体，自2015年起，我国K12教育用户量以2.2%的增长率持续增加。

很显然，不管是通过学校渠道开展合作，还是自主营销宣传，推广自家的在线教育程序和App，都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这片领域，无数新老教育企业竞相入场，快速增长了几年后，家长的手机上多了不少图标，老师的案头也不再只有纸质的作业本，问题开始随着热度不断浮现。

变相“增负”遭遇不满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定义，教育类App是以教职工、学生、家长为主要用户，以教育、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服务于学校教学与管理、学生学习与生活以及家校互动等方面的App。这一定义几乎涵盖了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类应用正在对学生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旦产生问题，必然引发社会的重点关注。

随着微信群、QQ群逐渐成为家校联系的主力平台，教育类App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冒头，社交网络上时常出现家长与老师的对话截图，其中不乏矛盾冲突，甚至还有不慎发错消息的“社会性死亡”时刻。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感觉家校之间的交流早就不限于学生最后的成绩和学习情况总结，孩子学习的方方面面都全面互联网化，就连平日里的作业也必须通过不止一个App完成。

这些App增加的负担，主要集中在过于机械化和功能单一化、部分带有强制性等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学校将社交功能从微信群等转移到App上，并推出了“每日打卡”“成长印记”等名目繁多的任务，家长不仅要替孩子发布信息，还要主动与老师和其他家长社交，这种近似强制的分享与其说是记录孩子的成长历程，倒不如说是为App增加流量和日活度。原本家校交流的初心也在日复一日的“打卡”中消磨殆尽，最终家长仍然需要单独与老师交流。

除此之外，许多地区不允许小学低年级布置书面作业，但一些转移到线上的作业看似“寓教于乐”，实际上却需要家长更多操作；到了高年级乃至初中，不少作业便更顺理成章地迁移至线上，下载、打印、批改等工作逐步成了家长的负担，同时老师也并未“减负”，需要不时在线查看作业完成情况，不断提醒提交时间，较于传统的提交作业模式，其实双方付出的心力都更多了。家校教育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明确，往往学生回了家老师也要继续与其联系，进了学校家长也还要持续关注学习进度。

功能单一化也是家长们手机里App越来越多的重要原因。形形色色的App，有的用来每日打卡，有的用来上传英语口语录音，有的则用来查成绩……很多学校由于资金和技术手段不够到位，只能借用外部平台来进行教学管理，难以统一功能，最终只能将几个App的工作范畴简单地叠加，不少家长也反映，一些公众号平台和App只是偶尔发布信息，关注和注册后并没有太大效用。

如果说前面两个缺点尚能理解，强制性下载和使用就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反感。如《大众日报》近期报道，湖南长沙的部分家长反映，有些学校推广一款名为“教育+”的App，家长下载并注册后，可以在该软件上看到孩子每天的作业和课表、查询考试成绩、接收学校的各类通知等，前提是一次性交150元的年费或每月交15元月费。尽管学校没有明确要求家长下载，但孩子的成绩只能通过该软件查询。不允许公布成绩的初衷变了味，学校通知等原本就该公开的信息成了收费对象，显然不合常理。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此前在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学校推广使用的一些App通过按年收费、按次数收费等方式提供成绩查询服务。即便不提收费问题，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让家长统一下载某款App用以提交作业、查询成绩，本身就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引发了很多人对教育公益性质的质疑。

信息泄露也让很多家长倍感不满。由于其强制性，家长只能同意相关隐私条款方能正常使用，人脸识别信息、电话号码等信息往往面临泄露风险，不少App正是因此被“下架”。

2021年初，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公布，发现7款教育类App存在侵害用户权益和安全隐患问题，典型表现包括未在隐私政策等公示文本中逐一列明App所集成第三方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App在用户未使用相关功能或服务时，提前申请开启定位权限；以及未提供有效的注销用户账号功能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面对众多以“智慧教育”为名的教育类App，家长的抵抗往往是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以保证孩子的学习任务顺利完成。

信息繁杂还需慧眼

如果说个人信息泄露还属于家长可以独自应对的范畴，那么鱼龙混杂的市场上，各类App可能携带的广告信息和有害内容则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而这往往是学校和家长难以追踪和监管的部分。

在存在的所有问题中，广告是最常见的一个。不少家长反映，安装软件的目的本是为了帮助孩子学习，但每次要打开课程或是接受通知，总要观看时长不等的广告，除了课程推广外，还有不少游戏之类的与学习完全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内容，不仅烦心，还可能让孩子分心。而实名注册的使用方式，也让广告投放更加“精准”。

近年来在线教育的迅猛增长让很多企业看到了商机，一些原本并非以教育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也进入市场，为各类课程提供免费平台，然而，后续的发展却让不少家长感觉“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原因无他，广告才是一些平台看中的目标。2020年6月，央视新闻点名批评虎牙、斗鱼两大平台借免费网课向学生推广网游，教育平台“夹带私货”的状况一直未能完全杜绝，面向青少年的K12教育更需要严格监管。

教育类App上隐藏的不良信息也让家长忧心忡忡。早在2017年，央视就曝光部分教育类App上有涉黄内容，同行之间互相抹黑、登陆对方软件发色情内容的指责也首次让这类App的乱象浮出水面。

尽管进行了几轮整治，与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更新速度相比，审核机制还是显得有些滞后，相关信息的判定也没有明确界限。2019年，有媒体对30家热门在线教育类App进行测试，发现在“学习宝”“天天乐乐课”等软件的社区板块中仍然存在软色情内容。

在央视的相关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游戏和不健康内容是他们担忧的重点。在教育类App中不乏对战类的游戏，也有不少社交内容，由于帖子更新太快，家长也很难及时分辨其中的不良信息，只能尽量提醒孩子注意。

如今，教育焦虑借着互联网席卷各年龄段人群，本来就倍感压力的学生和家长面对App的“围追堵截”，又添一重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更为严格的监管势在必行。

全面布局监管有力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对于教育移动应用的监管，早在2019年其实就已开始。2019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这份文件里，教育部明确指出，各地要建立学习类App进校园备案审查制度，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对App的内容、链接、应用功能、信息安全等进行严格审查，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

此外，《通知》也明确要求，凡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一律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不得在课外统一组织或要求、推荐学生使用未经备案审查的学习类App；学校和教师不得利用App发布学生成绩、排名等信息。

同年9月初，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层面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规范教育App的政策文件。在教育部解读这一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首先肯定，“互联网+教育”对于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即指出，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也就是俗称的教育类App，在促进教育教学的同时，也带来了传播有害信息等不少新的问题，给师生家长带来了困扰。

针对这些乱象，《意见》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教育类App不得以默认、捆绑、停止安装使用等手段变相强迫用户授权，不得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与用户约定，不得泄露、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集体决策选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要求学生使用；中小学学习类教育移动应用应当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双审核”制度；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广告和游戏；推荐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可以说，《意见》为后续的App审核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案管理办法》，要求各单位要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教育移动应用的备案工作，2020年2月1日起，公共服务体系将向社会公众提供备案信息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2019年9月，广东省教育厅率先推出了教育类App“白名单”，后续教育部又不断推出通过备案的教育类App的名单，具体信息都可在教育部和各省市的官方网站上查询。从这一阶段开始，教育类App“野蛮生长”的现象得到遏制，家长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也更有依据。

各部门对于违反规定的App进行相关处罚的新闻持续出现在大众视野内。2021年6月，工信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检查，小盒课堂、作业精灵、作业互助组、唱唱启蒙英语等多款教育类App存在超范围、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或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等问题。这些新闻一方面说明监管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领域仍然有待进一步整治。

2021年6月，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正式成立，宣告校外培训将被纳入到更为严格和具体的监管体系中，借着教育市场“东风”迅猛发展起来的诸多教育类App及其背后的教育机构和企业，要面临一场重要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升级，平衡好教育社会公益性和企业营利两个方面，或许将成为教育类App脱颖而出的关键。

平衡各方要求

抓住“痛点”解决实际问题

对企业而言，如果能真正迎合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将学校课程和自主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推出友好度更高的应用，不失为一条不算容易，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多方的道路。

首先，针对目前家校联动类App功能较为单一的现状，能综合学校通知、作业发布和提交、家校沟通功能的平台显然更能迎合家长的心意。在这方面，不少学校也推出了自行研发的平台，但大部分学校苦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只能借助外来力量，从这一点来说，这片市场还稍显空白。

其次，从教育类App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说，调查显示，家长在选择在线教育网课产品时，平台口碑、师资力量配置、平台规模以及课程设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因素。如果仅满足于让用户每日“打卡”上传文章或背英语单词，最终也难以避免被其他更有市场竞争力的App取而代之的命运。如果能推出相应的配套服务如定期测试等，并配以优秀的师资队伍，为用户解决陪伴辅导、自主学习等问题，才能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当然，解决教育类App的各种问题，仅依靠监管部门和企业也还不够。这类App的火爆乃至滥用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教育观念问题，如学校为提高家长参与度采用不合理的排名方式，家长之间对各种作业成绩的攀比等，都是各类“求点赞”“拉票”“家长代笔”现象出现的原因。抛开这些不合理的考核标准，消除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虚假繁荣，老师和家长本不应承受的负担也能减轻不少。

说到底，App只是工具，教育实践中的各方需要为提升教育质量一起发力，才能让“互联网+”教育成为真正的“智慧教育”。

来源：《留学》杂志，图片来自网络，如侵删

记者：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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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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