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EN SPERANZ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菲尼克斯——作为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的长女,卢兹·波蒂略(Luz Portillo)有很多计划。她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皮肤护理专家。她还申请了护理学校。她也有全职工作——做护士助理和睫毛嫁接,她希望后者的业务能够得到发展。
但有一件事不在她的近期计划之内,那就是生孩子。
波蒂略的母亲在她16岁时生下了她。从她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做园艺师的工作。她想有事业,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控制权。
“我不能怀孕,我不能怀孕,”她对自己说,“我必须有一份事业和工作。如果不这样,我父母做的一切就好像白费了。”
几十年来,推迟生育一直是美国中上层阶级专享的待遇,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推迟生孩子,直到事业步入正轨,通常是在她们30岁出头的时候。但在过去10年里,随着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女性把教育和职业放在首位,推迟生育几乎已经成为所有美国女性的普遍模式。
卢兹·波蒂略在亚利桑那州埃文代尔的家中。她在那里做给客人接睫毛的生意。波蒂略计划在事业有成之前先不要孩子。ADRIANA ZEHBRAUSKA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其结果是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母亲的身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0岁以下女性生孩子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自2007年以来,2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28%,最近降幅最大的是未婚女性。在此期间,生育率上升的唯一年龄段是三四十岁的女性——但即使这个年龄段在过去三年里生育率也开始下降。
“这个故事是关于年轻女性的,她们的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的经济学家凯特琳·迈尔斯(Caitlin Myers)为《纽约时报》分析了县级的生育记录,“在过去10年里,突然发生了这种巨大的变化。”
对迈尔斯的数据进行地理分析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在就业增长最快的地方,生育率下降得最快——在这些地方,女性有更多的动机去等待。
在菲尼克斯和丹佛对年轻女性进行的20多次采访中,一些人说她们觉得自己养不起孩子。她们列举了儿童看护和住房成本,有时还有学生债务。许多人还表示,她们想先把自己的事业做好,并对自己能以母亲所没有的方式控制生育和生活表示满意。
“我不能生孩子,我也不为这个难过,”28岁的埃博尼·麦克法登(Eboni McFadden)在密苏里州的农村长大,两周后将在菲尼克斯毕业,成为医疗技师。“我感到很有力量,我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决定。我并不一定要有孩子才能成功或是成为一个女人。”
每年的生育率或许在下降——出生率已经连续六年下降,疫情期间更是暴跌——但育龄末期生育孩子的女性比例一直在上升。尽管如此,过去10年里,30岁以上女性生育的增加并没能抵消20多岁女性生育的减少,反而导致了总体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年轻女性是在推迟生育,还是完全放弃了生育?
伊博尼·麦克法登与她的狗伊莎贝尔·弗兰基在亚利桑那州格兰岱尔市的公寓。“我不需要靠生孩子来取得成功,或成为一个女人,”她说。ADRIANA ZEHBRAUSKAS FOR THE NYTIMES
育儿成本和机会成本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和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过去10年,各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情况有所不同。西海岸和西部山区的生育率降幅比南方或东北部地区更大。自经济衰退以来,就业和人口增长最多的大型都市区县生育率下降速度是经济复苏没那么强劲的小型村县的两倍。丹佛县的出生率下降了38%,菲尼克斯所在的马里科帕县下降了33%。
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地方,生育率往往更高,生孩子也被视为人生圆满的主要途径。
几年前,卡拉·舍恩赫尔(Kara Schoenherr)从西雅图南部的一个小镇搬到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生活。她厌倦了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毒品泛滥的小镇上每个月为房子支付1500美元。她有朋友住在菲尼克斯,她听说那里有很多好大学和好工作。
她去年结婚,但她和在赌场做副厨的丈夫一直推迟要孩子。她将于今年夏天毕业,成为一名美容师,从事面部美容和脱毛等工作。但她想在生孩子之前先培养出一批客户。
“我还不觉得自己得到了成功所需的一切,”27岁的舍恩赫尔说。“我想先有房子和事业。”
生活成本也让她愈发犹豫。她看中地段的房子一夜之间就被买走,竞价都有几十次。孩子的日托费用也高到令她瞠目结舌。
在对来自移民家庭(几乎全是拉美裔)的女性的采访中,她们推迟生育的原因与其说是育儿花销大,不如说是更希望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
22岁的波蒂略说,她父母是移民,省吃俭用抚养了她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日子过得还不错。
“如果他们能做到,我当然应该也能,”她说。
拉美裔女性的生育率曾是所有主要种族或民族群体中最高的,但自2007年以来,她们的生育率降幅也最大,超过了三分之一。根据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一项分析,自2007年以来,拉美裔女性占到了亚利桑那州出生下降总数的60%。
意外怀孕减少
迈尔斯发现,意外怀孕和单身母亲的生育率降幅是最大的。相较于已婚女性11%的生育率降幅,未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了18%。
雅凯莎·埃祖马把做母亲的计划推迟到了完成大学学业之后。STEPHEN SPERANZ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避孕变得更容易,是女性对何时计划怀孕拥有更多掌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皮下埋植或宫内节育器等长效可逆避孕方法给了女性新的选择,而《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免除了许多避孕手段的费用。
非计划怀孕率的降低表明,出生率下降对女性个体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尽管这预示着国家的劳动力和社会保障网络将陷入绝境。
“重大转变之一是,意外生育孩子的人变少了,”科罗拉多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阿曼达·简·史蒂文森 (Amanda Jean Stevenson) 说,“也许现在婴儿数量变少了,但人们能够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高需求工作和高需求孩子
研究人员无法确定教育是否是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但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显而易见的是,即使仅从2008经济大衰退算起,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远高于过去几代人。
现在,女性的毕业率上升速度快于男性。2019年,有三分之一的20多岁女性拥有大学学位,高于2007年的四分之一。
她们在劳动力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44%的女性工作者从事专业或管理职位,而2008年之前这一比例为38%。从事不需要太多教育经历的工作(如办公室助理)的女性人数有所下降。
重视事业的不仅是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与此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养育孩子会破坏事业。
“自从我在1990年代中期第一次与女性访谈以来,人们感知的生育成本确实增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说,她多年来一直在撰写关于低收入家庭的文章。“即使在最贫穷的女性中,人们也认识到职业是人生历程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中存在一种对工作的赞美,工作场所开始期待员工全天候待命。然而,帮助父母兼顾工作和家庭的政策却很少。
育儿也变得更有压力。美国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多,许多人感到巨大的压力,要不断地教育孩子,让他们参加兴趣班,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他们身上。这被称作高强度育儿,虽然它曾经是中上阶层的现象,但现在迅速扩散到所有阶层。
许多女性表示,她们想避免像工薪阶层的父母那样的作息,因为那样的生活缺乏灵活性,很少有时间玩耍或参与家庭活动。
亚利桑那州瑟普赖斯的亚历杭德拉·德·圣地亚哥(Alejandra De Santiago)记得,她渴望母亲在午餐时像其他母亲一样来学校看她,但她总是在工作。她的父母分别是清洁工和卡车司机,都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他们在她7岁时离婚,她的母亲工作时,她主要由祖母抚养。
“我想在生孩子之前先了解自己,”她说。
【本文来自NYTimes,原作者为:SABRINA TAVERNISE, CLAIRE CAIN MILLER, QUOCTRUNG BUI, ROBERT GEBE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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