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前程无忧从近万名受访者中进行问卷调查，发布了《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有近7成职场妈妈亲自带娃。其中，35.3%的方式是“白天父母，下班自己”。另有31.1%的则完全亲力亲为，仅有1.5%的会由男方负责孩子的日常照顾。
除了周末外，近6成的职场妈妈每天投入1至3小时在子女抚养、教育等方面，另有41.5%的每天投入在3小时以上。考虑到近半数的受访职场妈妈每日工作时长在8至10小时，人均通勤时长通常约为2小时，这就意味着职场妈妈把除去工作和睡眠外的时间，几乎都贡献给了家庭。
并且，职场妈妈的收入已经成为了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45.2%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1至3成，36.2%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3至5成。
当代的职场女性，很多都面临着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的期待充满了自相矛盾，她们被迫一边忙于“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一边期待“弹性的工作制度能够为她们照顾孩子提供机会”。
然而，即使是“鼓励女性追求自我和事业”的今天，她们依旧不可避免地深陷困境。那么，当一名职业女性成为妈妈，她必然要面临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吗？这样的困境只存在于中国吗？
答案似乎并非如此。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走访瑞典、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与135位职场妈妈对话，了解她们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焦虑困惑和种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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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种迥异的政策环境下，他乡的妈妈们对履行母职会有怎样的看法？
她们是否同样面临着和中国妈妈们一样的困境？
这个看似无法妥协的性别化社会问题究竟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美国：「密集母职」带来的沉重压力
对于美国的职场妈妈们来说，怀孕，意味着压力和冲击的开始。
她们大多面临着和中国职场妈妈们相似的困境：即企业期待一个全身心投入的理想员工，家庭需要一个尽心照顾孩子的理想妈妈，而大部分女性挣扎其中，时刻忍受着两难的抉择和扑面而来的压力。
萨曼莎在一家律所工作几年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对此感到恐惧：
“我非常卖力地工作，确保不会因为怀孕而影响任何事情，我的工作量一点也没有减少，有时候甚至更多一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怀孕前一样有用，别人一样能找得到我，而且我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也和以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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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 Nancy Folbre 认为，美国文化将是否生育子女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和养不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没有时间或金钱好好照顾你的宠物或者孩子，那么你就根本不应该拥有它们。
这种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构成了这个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因此，美国没有明确的、国家层面的家庭政策，联邦政府没有惠及所有民众的工作或家庭福利，也不要求企业提供任何福利。
萨曼莎在生产之后，律所只让她休息了9个星期就开始在家办公。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萨曼莎只好趁着儿子睡觉的时间接听会议电话和工作，休假结束后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
“根本没有什么循序渐进。回去上班就是回去上班，那是我们律所一年里最忙的时候，我就马力全开地投入工作了。”
然而，萨曼莎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的。
对于更多低收入的妈妈们来说，带薪休假的可能性比高收入群体低出3倍不止。没有儿童保育补助、没有最低收入保障、没有对带薪假和病假的最低标准，过度缺失的家庭保障制度迫使低收入的职场女性疲惫不堪，工作时间极长，且更容易身陷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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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多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但这个要求本身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一种苛责。
凯尔茜，已婚妈妈，从事商务管理，每周需要工作大约55个小时。面对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扮演的角色，凯尔茜时常感受到巨大的愧疚和紧张，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平衡”或者“处理”自己的责任：
“有很多天，你会觉得自己既是一个糟糕的员工，也是一个糟糕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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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凯尔茜一样，很多美国妈妈都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归咎于自己的错误选择，解决之道就是换工作。显然，比起漫长的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雇主，或缺乏来自职场和家庭的支持，这些妈妈们更多地生自己的气。
而当她们重返职场的时候，很多人都缺乏弹性日程安排、缩短工作时间，或者偶尔远程在家办公之类的福利，这在无形中为她们制造了更多的工作和家庭冲突。
吉尔是位小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在她女儿1岁的时候，她向校方提出了“职位共享计划”，即和另一位刚有孩子的同事以兼职的方式共同完成原本一个全职教师的工作量。

这个请求让校长不满，他表示：“今年不准再有人生孩子”，意思说学校没法再照顾更多怀孕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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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乌鸦妈妈是无用的妈妈
在德国，女性们大多展现出极强的工作意愿，她们有梦想、有追求，却很难得到平等的对待。
尽管进入职场的妈妈越来越多，法律也更加趋向于关注性别平等，但德国妈妈们依旧觉得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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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女性在生育之后有权休一至三年的育儿假，并且不必担心休带薪假会导致丢掉工作。这样的福利政策帮扶让大部分的女性都对自己的工作抱有极高的热情，她们会渴望回到职场。
埃丽卡是位单亲妈妈，在高中担任数学和物理老师。生产之后，她选择了连休三年育儿假，但她对那段假期的形容是脱节、孤独和无聊：
“我想我不怎么擅长带孩子。我想要做我能做的好的事情，比如学习新的东西。被逼着什么也不做实在是糟糕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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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坚定支持男主外的国家」。
一个公认的“好妈妈”需要满足：1.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停止工作；2.最好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都呆在家里；3.在孩子们十几岁之后，或者甚至等到孩子们彻底离开家之后，找一份兼职的工作。
“人们希望年轻的女性去工作，去追求事业。可一旦她们有了孩子以后仍旧工作，那么，她们就是“乌鸦妈妈”（指把孩子留在空巢里，自己飞出去追求事业的女性）。因为她们忽略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她们是无用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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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指责职场妈妈的不称职已经成为了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她们鲜少会在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被尊重的，甚至是被承认的。
“如果你的孩子做了什么错事，那么她们就会说：「哦，都是因为她不够关心孩子。她总是在工作。」职业女性甚至会被当面叫做「事业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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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减少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德国妈妈们不得不面对职场边缘化，她们会主动降低自己在工作方面的志向，主要以兼职形式工作；或是在职场中尽可能低调处理自己的家庭状态。
但这两种策略对于女性而言都是残酷的，它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的矛盾，同时还增加了新的不平等。
意大利：婆婆也带娃？
由于意大利人普遍认为女性在经济上仍旧需要依赖男性，因此当女性去求职时，她们往往只能找到职位更卑微、暂时，或者非正规的工作。
然而，受制于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意大利女性工作的念头十分坚定，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本身愿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家庭需要多一份收入。
“尽管我不想工作，我不得不去做呀，因为身在罗马的家庭就是需要两份收入。在这座城市，一切都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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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成为了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意大利，有25%年龄在15到34岁之间的女性以临时合同的形式受雇。这种类型的短期工作合同无法享有完善的政策支持，比如就业保障、带薪假期和病假，以及减少工作时长的权利。
“问题在于缺乏工作机会。有些和我一样年纪的女士生不起孩子，因为她们连自己也养不活。没有钱就没有家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意大利的家庭只要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她们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大部分人希望等到自己能完全负担得起的时候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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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意大利女性而言，对金钱的担忧并不是她们有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唯一源头。
意大利的社会环境对「好妈妈」给予了极大的期待，这让现代职场女性因为无法像自己的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自己的子女而感到焦虑和愧疚：
“为什么我需要长那么久的班？为什么要离开家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总是在错过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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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她们对大部分家务活都落在自己的身上而感到不满，毕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与自己的伴侣一样上班挣钱，但他们却没有平等地承担相对应的家庭责任。
比如，意大利要求女性在孩子出生前后休5个月的产假，期间可以领取原本薪水的80%。而在2013年以前，意大利的爸爸们没有强制性的陪产假。一直到2013年，意大利政府才要求爸爸们必须休一天不扣薪水的陪产假。
对意大利家长而言，孩子究竟“应该”由谁照顾，此中蕴含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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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困境，意大利女性更多地借助家人照顾孩子来减少自己生活世界中的压力。
她们大多数选择住在亲戚附近，尤其是自己的妈妈或婆婆，有时候就在同一条街上或者同一幢楼里。
数据显示，相比于北欧国家，意大利以及希腊的祖父母参与日常照顾孙辈的可能性要高出10倍。许多意大利家庭展现出和中国家庭一样的代际互助和家庭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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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瑞典。
和上述的几个国家截然不同，瑞典女性鲜少体会到工作和家庭间的冲突，因为她们相信自己国家的政策能够为她们提供高度支持，也完全不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出门上班而受到指责。
瑞典人深刻认同，追求平等是全社会的主要目标，其中，促进性别平等是重要一环。因此，瑞典政府一直努力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和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顾家的义务。
“作为女性，在成立家庭之后你还有可能兼顾工作，我们的整个制度和政策都是以这个思路为基础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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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看，在2018年，瑞典父母享有480天之久的带薪育儿假，也就是16个月。理想情况下，父亲和母亲会平分这段假期，每人休8个月。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的480天育儿假。
政府鼓励父亲使用育儿假，以合理承担自己的育儿职责。因此，在全部的480天育儿假中，父亲和母亲各自需要休至少90天，剩下的10个月带薪育儿假可以由双方自行决定如何分配。
并且，瑞典的父母可以利用现有的政策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在家陪伴他们的孩子，法律对此给予了很高的灵活度。在孩子8岁前的任何时候，他们都能够休育儿假，极大地方便了父母随时抽出空闲陪伴孩子。
家有8岁以下幼童的职工可以选择从任何时候开始将工作减少四分之一，也就是每周只工作30小时，这样的调整带来的结果就是女性很少会因为成家育儿而离开有报酬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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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典，整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都在竭力向女性提供支持和辅助，他们平等地看待生育和育儿问题，周围人都在充分利用诸如产假、灵活上班时间、远程办公、年假或病休等工作——家庭政策，因此完全不需要担心会受到同事或者上司的歧视。
约翰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一周工作37.5个小时，一个办公室里有3位女性员工宣布自己怀孕，但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我的上司真心为我感到高兴。从年龄上来说，我们中的大部分都差不多该有个上学的孩子，差不多5到10岁。这样挺好的，因为大家都能彼此理解，就连总经理有时候也会自己去幼儿园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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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妈妈们从不需要通过忽视家庭责任或是工作责任来获得某一方更多的肯定，因为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地感受到了政府和其政策，以及职场的上司、同事，身边的伴侣和家人给予她们的最大支持。

“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也应该是一种集体责任。养育下一代既是女人的权利与责任，也是男人的权利与责任。我们不需要盲目迷恋工作——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
从焦虑度日的美国妈妈到家庭冲突激烈的意大利妈妈；从力不从心的德国妈妈到无法企及的瑞典妈妈，纵观外部世界多元化的育儿方式，我们能够看到大部分职场妈妈仍然挣扎于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处于焦虑不安、受尽歧视的不利地位。
实际上，「工作——家庭冲突」并不仅仅是妈妈的责任，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社会想要改变职场妈妈所遭受的冲突，那么育儿的成本就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让女性来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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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世界的妈妈们来说，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渴望，这份渴望不是平衡，而是公平。
她们希望能够在婚姻生活和社会文化中感受到自己能够相对平等地兼顾有偿工作和育儿职责。而在这个追寻公平的道路上，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信心、安全感，还有家庭、朋友和社会更长久地坚持，更大声地呼吁。
我们相信，“未来的美好将会是超越现有理解的社会。”
作者：Cheryl，精英说90后作者，英国海归，用心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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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界面文化：【专访】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集体责任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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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社会
🌟今日福利
｜内容介绍｜
本书以美国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作者｜
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她的工作已被《大西洋月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现居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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