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导演曾多次说过：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了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段发生在109年前关于6个中国人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
1912年4月15日2点20分，首次出航的泰坦尼克号彻底消失在大西洋的海平面上。无数中国人因为Jack 和 Rose 凄美催泪的爱情故事，了解到到那场遥远的灾难。但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还有一个属于中国的故事，故事中谎言掩盖着屈辱，延续百年，从不浪漫。
在那场被反复提到的世纪灾难中，有6个中国人幸存了下来。其中5名幸运地登上了救生艇。1997年，导演卡梅隆曾试图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呈现他们的故事，但不知因何缘由，相关片段被删减，最终没有出现在大银幕上。
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当时的西方没有人关心。在他们眼里，三等舱的“下等华人”竟然幸存了6人之多，一定是用了不光彩的手段。
直到一百多年后，一位叫罗飞的英国导演在上海组建了一只团队，回溯泰坦尼克号沉船的重要时刻，才惊人发现，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不过是这6位中国人故事的冰山一角，生还6人的故事被编纂成了证明"华人低劣"的证据。
近日，纪录片《六人》终于上映，但真相大白的这天所有当事人早已与世长辞。100多年过去，当这6位中国人的遭遇重见天日，他们的故事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人多桀命运的缩影。
6人中有2人照片缺失
从泰坦尼克号逃生
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敦港的海洋码头大概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中午12点整，特制的缆绳被割断，泰坦尼克号在拖船的拉动下慢慢离开了码头。
伴随着振奋人心的汽笛声，乘客们纷纷挤上甲板、船舱，8个长辫子的中国人闪烁其间，灰暗的脸上透着对新生活的期待。
大量文献史料显示，他们并非观光客，而是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从中国广东沿海地区雇来的劳工。20世纪初的香港海员基本来自广东、宁波、海南等沿海城市，因战乱逃到香港求生。当时没有中国轮船，所以他们只能给外国轮船做事。
乘客登记表记录下了当时登船的8名中国人
那个春天，他们被该公司临时改派，将搭乘泰坦尼克号去往另一艘轮船当司炉工，主要的工作是烧煤、加油、扫地等等，而工资只有外国海员的1/5，每天工作大约15个小时左右，算是最低级别的海员。
公司为他们支付了一张三等舱的集体票，票号1601，价格56镑9先令11便士。
1912年4月14日23点40分，在瞭望员发现冰山后的不到一分钟里，泰坦尼克号的5间底舱被撞出无数细小但狭长的裂缝，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整艘船倾斜成一个诡异的角度。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沉没的悲剧。

泰坦尼克号中国生还者照片 
来源：纪录片截图
巨轮出事后，整艘船上都是蜂拥逃窜的人群。
和其他三等舱的乘客一样，这8位中国人在最后才被从上锁的闸门放出。在惊恐乱奔的人群中，他们并不允许登上救生艇，只得自寻出路。
此时，走道被杂物阻挡，异常狭窄、错综复杂，很多人没有找到出口而淹死在走廊里，不幸遇难的Len Lam（23岁）和Lee Ling（28岁）或许就在其中。
剩下的6个中国人冲上了甲板，其中4人Lee Bing、 Chang Chip、 Ling Hee、 Ali Lam登上C号折叠救生艇。据称，他们到达甲板后，发现了一艘破了的小船，他们一起将船推入大海，最后跳下去趴在船上，在船沉之前他们遇到了救生艇，最终得以幸存。
第5人Choong Foo在最后一艘救生艇到来时获救。
当26岁的司炉工Fang Lang抱着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木板在海面漂浮时，唯一一艘返回的救生船发现了冻得僵硬的他。
此时距离他的家乡--香港，有半个世界的距离。在失去知觉前，方朗只记得把自己和木板残骸绑在一起，然后无助地在北大西洋寒冷的海水中飘荡。
尽管救生船上的其他人不同意，船上的一名官员还是把他从海水中救了起来。
《六人》监制 、《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表示，Fang Lang可能是最后一个被救起的人，这也是电影中女主获救情节的灵感来源。
幸存者卡罗林回忆说，“Fang Lang用他的语言跟我们说话，但发现我们听不懂，他就主动推开一个吃力划桨的水手，拿起桨就划了起来。”“他就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
据历史学者蒂姆·马丁介绍，Fang Lang获救后，还全力参与了14号救生艇对其他幸存者的搜救。
救生船的船长罗威表示：“如果有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六次。”
1912年从英国南安普顿始发开往美国纽约的泰坦尼克号 
那一夜，几个中国人在大西洋的海水中挣扎着，却即将卷入更加狰狞的时代洪流。
获救的中国人，“邪恶的他者”
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多，持续了近3小时的轰鸣终于结束，幸存的船员说：“那真是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宁静的北大西洋。
那一夜，泰坦尼克号提早结束了它的第一次航行，1517人缓缓落入海底，一同沉没的，还有残酷的真相。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泰坦尼克号头等舱乘客获救的比率为62%，二等舱乘客获救的比率为41%，两个仓位的儿童获救比率为100%。相比之下，三等舱乘客的获救比率只有25%，儿童的获救比率为34%。因此，除了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这6位中国人成为了最大的一组非欧洲或北美乘客。
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 
来源：维基百科
这个获救比例更是远高于救生艇上获救的三等舱妇女和儿童的比例，如此高的幸存率引来了全世界质疑的目光，并触动了英美媒体的神经。
从1882年到1943年间，当时的美国，已经广泛出现反华情绪，美国将中国工人视作国家经济困境的替罪羊，并禁止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
果不其然，媒体迅速以这六人为反面案例，《布鲁克林日报》的一篇报道《盎格鲁·萨克逊水手的英雄主义在危难中脱颖而出》，用污蔑中国人反衬英美水手的“英勇”。
很快，有关船上“中国佬”的“卑劣逃生经历”就在码头传开，并经由电讯迅速传播至全世界。
在1912年的4月，当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们踏下甲板抵达纽约，并被无数记者簇拥，6名中国乘客则被带有偏见的目光，在美国检查站被上下打量。
不会说英语，又丢失掉了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他们被怀疑是“偷渡客”，被拒绝入境美国。精疲力尽的六人在救援船上被扣押一晚后，次日便被塞上一艘去往古巴的水果商船。
由于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存在，这6位幸存的中国人只在Ellis岛呆了不足24小时，就被驱逐出境，从此在记录上永久地消失。
泰坦尼克号上的大楼梯 
来源：维基百科
与此同时，由于最初泰坦尼克号失事后“妇孺优先”的报道，已经为整个事件建构了道德制高点，因此头等舱的生还男子们面临一个尴尬的道德处境，必须给自己的生还给出合理解释。
于是，编造故事把自己描绘成“英雄”就在所难免。
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在英美两国的“鄙视链”，黑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纷纷在列。为了构建（constructing Us）盎格鲁-萨克逊男子的“骑士风度”和“英雄气概”，就必须以船上的其他种族为对立面，作为“邪恶的他者（Others）”。
1910年代，正是西方各国致力于“国民性”或“种族性”构建的时刻，抹黑敌人、为朋友漂白，是最快最有效形成民族共同体（Nationalism）的方式。
翻阅当时的历史文献，整个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对黑人、意大利人的抹黑同样不在少数。并且，当时的美国新闻业也太需要这类能“证明”中国人“种族卑劣性”的“故事”来激发美国公众的种族想象力，以支持《排华法案》的合法性。
1882年签订的《排华法案》

作为宣扬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助传闻、谣言、新闻等文学想象，“华人劣等”被刻画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顽念，以此强化“种族主义”的话语气氛。虽然，面对如此严厉指控的证据，除了一些含糊而矛盾的说辞，说到底只有一条：“中国佬的种族卑劣性”使然。
在不断被“抹黑”后，这6名死里逃生的中国人，被说成证明中国人不守规矩、狡诈、奸滑的证据，成了“劣等民族”的象征和西方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
就连当时的《申报》也有意无意地沦为喉舌，在1912年4月20日的相关报道中提到了自己的同胞：
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帕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
然而面对这一切的污蔑、奚落、嘲讽，6个幸存的中国人来不及辩白，他们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也没人在乎真相。
一百多年后，几乎每个幸存者的故事都被完整记载下来，唯独这6个中国人在被利用之后弃如敝履，连同真相一起，从历史上抹去。
在官方组织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听证会上，处于鄙视链的其他种族并没有参与的机会
寻访生还者后人之旅
过去100年来，所有被抹黑的一切，当时的6位中国男子并不知情。
也正是在这个历史的断层，两位英国纪录片导演Arthur Jone和Steven Schwankert，决定站出来。“关于这几位中国人的真相太少了，这6人是那几百个幸存者中，唯一没有机会讲述自己故事的人”，在位于上海的工作室，Arthur Jone这样对记者说。
“我们不相信他们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更不认同历史文献中给出的解释，这6人被讨论的应该是他们的勇敢和应变力”，另一位导演Steven Schwanker这样说。
泰坦尼克号上写有8名中国人名的票单，证明他们并非偷渡者 
来源：纪录片《The Six》截图
循着历史遗留的仅有线索，两位导演寻遍了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努力找寻这6人的后代。他们惊讶的发现，即使在他们的家乡和后人那儿，也少有人了解这段“逃离泰坦尼克号”的经历。
在寻访到的几位后人中，Tom Fong 是 Fang Lang 的儿子，Tom Fong 向来人展示了他父亲的照片，并证明了他与 Fang Lang 的父子关系。
Tom 很少与父亲交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知道父亲与那次海难渊源。直到后来，有亲戚告诉他：“我认识你们的父亲，当时他在泰坦尼克号上。”
另一位后人说：“我们家族连这件事提都不想提，也不愿跟别人说起。”无从解释的父辈逃生的经历，成为这些家族的百年屈辱。
早在1936年，泰坦尼克号沉没24年后，上海《西风》杂志就以一篇《铁达尼上的国耻》（泰坦尼克，又译“铁达尼”）将自己的同胞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在西方，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下令在泰坦尼克号诞生地贝尔法斯特，建造纪念碑以悼念这艘失事巨轮上的遇难者。
在无数个遇难者和幸存者的故事中，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同胞的名字正和其他3327名乘客，与那座高得令人眩晕的纪念碑一起，长久的存在着。
谈及现如今美国社会的种种亚裔歧视，也常常会追溯至《排华法案》设立的那段时期。可当我们拨开迷雾，看清历史的真相，曾经那些无意义的民族自卑感，只会掏空我们的民族认同。
时至今日，当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若想要找准我们与世界的位置，更应从源头认清自我。那群华人的经历，就像是人们在大时代的怒海中拼命求生的故事，当人类驾驶新的船只奋力往前行驶时，我们忘记那些被淹没的人。
走过苦难深重的岁月，中国已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当自强，当珍惜，当努力，不能让自己和同胞再受委屈了！
导演走访生还6人的后代，还原当年的辛酸故事 
来源：纪录片《The Six》预告
reference:
[1] Pickering, Michael.  (2001).  Stereotyping :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Basingstoke :  Palgrave
[2] Benedict R. O'G.(1991).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Verso London
[3] 程巍 (2013).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漓江出版社
[4]Titanic's Chinese Survivors Resurface From Depths of History | Sixth Tone
作者： 小林君，精英说作者，英国文化研究领域海归小硕，用心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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