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生泰坦尼克号“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在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与露丝的浪漫爱情故事荡气回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海难中，竟还有六名中国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幸存者被送至纽约港口。其他人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只有这六个中国人的经历被刻意抹去，甚至，他们的求生经历还被诋毁报道。此后的一百多年，泰坦尼克号相关的记载中几乎不见六人的踪影，世人也从未得知他们获救后的去向。

幸运的是，现今，这六位幸存者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被提及和忆念。经过长达五年的制作以及上千小时的调研工作，纪录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试图还原一段缺席的历史，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六位中国幸存者“正名”。影片已在4月16日（周五）上映，由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罗飞导演，首席研究员施万克讲述，主创团队希望借由此片告知世人“泰坦尼克号留下来的不应当仅仅是爱情，还有六个被抹去的中国幸存者”。

1912年4月，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在其首次航行时便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沉没，造成1500余人死亡。几小时后，当救生艇在冰冷的洋面搜寻幸存者时，意外发现一名还活着的华裔年轻人，他在海中紧紧抱住一块门板。

他叫方荣山，是泰坦尼克号船难中幸存下来的六名华人乘客之一。在近期一次采访中，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披露，正是这名年轻人的经历，启发他创作了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女主角罗斯（Rose）获救的场景。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这六名华人幸存者随后抵达纽约，等待他们的不是媒体的镁光灯和夹道欢迎的人群，而是移民官的审讯，他们随后被驱逐出境

。

他们乘坐“Annetta”号调头返回大西洋，向南驶往古巴，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二十世纪最大的海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人生的一道小坎坷，他们在经历了如此的颠簸后，非但没有受到应得的礼遇，还被西方媒体污名化报道，在之后的百年间颠沛流离，隐姓埋名地度过余生。各种“贪生怕死、懦夫、偷渡客”的帽子被扣在他们头上，还被杜撰成了“中国人不守规矩、狡猾、狡诈”的证据。

他们的遭遇引起了英国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和美国作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等人的关注。他们召集一群人拍摄了纪录片《六人》，寻找这六名华人幸存者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后的经历。

八名华人登船时的记录

八名华人登船时的记录：船票上只是简单的八个英文拼写的名字，但是《六人》的研究团队却在每个名字上要联想出很多名字，因为有的名字可能是音译，有的可能就是小名，例如“阿林”，还有的人可能因为笔迹不清，导致名字出现几种可能。

根据登船记录，共有八名华人是三等舱

的乘客，跟电影男主角杰克（Jack）的舱级一样。在一张编号为1601的船票上有他们手写的名字，分别是方荣山、李炳、钟捷）、亚林、严喜、胡中、林伦，李林。

这八位中国人登上泰坦尼克号，原本是计划去纽约后，再去另外一条船上打工。当时华人在外国轮船上都是干最脏最累环境最差的活——锅炉工。整天为锅炉加煤烧火，住在锅炉房的煤堆旁，舱内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上，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为了节省成本，当时船务公司喜欢招华人船员，一张三等舱船票，票价56英镑9先令11便士，可供八人使用，工资只有同样工作的白人船员的五分之一。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亚林、方荣山和严喜。

经过多年的调查，纪录片的制作者们确认，这些华人是职业水手，曾在欧洲的船上一起工作。在1912年，他们的船运公司将其派往美洲。按照原计划，他们将在加勒比海的港口工作。

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林伦和李林溺水而死。剩下六人中的五人直接登上救生艇，而方荣山则抱着门板漂在海中，直到被当时唯一一艘返回并寻找幸存者的第14号救生艇发现。

背负世纪“污名”

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家喻户晓，1998年的中国首映便收获了近4400万美元票房。2019年，中国四川的一家公司还宣布投资10亿元人民币（1.5亿美元）打造一艘1:1的泰坦尼克号仿制品。但相较之下，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六名华人的存在。

与此同时，有人对这些华人幸存者抱有深深的成见，人们认为“那些家伙非常不光彩”。

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当时的流言与媒体报道。一种说法是，华人幸存者为了登上救生艇而“乔装成妇女”，

有说他们是从甲板跳进救生艇里去的，还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还有说法是其他乘客都非常“绅士”，让老人、女人和孩子先上救生艇，而这些中国人却不顾这些，抢先上了救生艇并藏在座位下面……人们质疑，三等舱男性乘客平均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为何华人乘客中八人中有六人成功存活。

在当时种族歧视的背景下，这些中国人的幸存，并非是机智或者幸运，而是依靠种种手段。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中国青年不顾妇女儿童的自私自利

。

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抵达纽约

当年不少媒体刊登了这些空穴来风、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传言。例如，美国的《布鲁克林鹰报》在1912年4月19日的报道称：“唯一的污点是，在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一艘救生艇的底部，发现了挤在座位下面的两具中国苦力的尸体和八个活人……这些人……在出现危险的第一时间，就已经冲进了救生艇。”

导演罗飞对这一说法表示质疑：“如果他们藏起来了，大约一半的人都能看见。”罗飞与团队复原了当时救援的折叠救生艇，发现人们根本无法躲藏。

他推测，华人可能只是蹲在座位之间。“如果你对中国或华人劳工有所了解，那就完全说得通了，”他说，当时华工蹲着休息十分常见。

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学者蒂姆·马丁（Tim Maltin）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人幸存者乔装、躲藏等传言真实发生过。由于当时大众认为只有妇女和儿童理应获救，他认为这些都是媒体和公众“在事后编造的故事”。

在一百年后，数据还原着真相：泰坦尼克号的700多名幸存者中，头等舱生还率62.2％，二等舱生还率41.5％，三等舱生还率25.2％，等级制度一目了然，而且这些幸存者中，男子占了一半，英美男子又占了其中一大半；最早离开泰坦尼克号的七只救生艇里，几乎全是头等舱的男女乘客，且大多空了一半座位。

《六人》的调查也证实，这六个中国人得以生还，是靠他们自己的坚韧和幸运。八名中国人，六位幸存者，这么高的生还率，也成为当时西方媒体抹黑的一个原因。《六人》的研究显示，这些中国人都是渔民出身，水性好，加上从事锅炉工这种苦活累活，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当然要比船上的达官显贵要好很多。此外，当时这几位中国人正在靠近船头的位置，这个位置给了他们最先看到灾情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施展自己技能逃生的机会。

至于被说成是假扮女人，导演罗飞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体型小，且留着辫子，在当时慌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让一些白人误解。

而那些“不顾老人女人以及偷偷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等指控，则更是无中生有。

《六人》剧组做了一个实验，还原当时救生艇上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人登上的是最后几艘救生艇，和之前的救生艇不同，这几艘船是在船头船尾悬挂的小型简易救生艇，座位有的是用纸盒子叠成的，所以不存在他们可以躲进底下的情况。因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这六名中国幸存者是通过打扮成女子和躲在座位底下蒙混获救的。而且调查发现，救生艇上还有空位，但当时救生艇周围并没有妇女或者孩子等着上船。

导演罗飞表示，据他们调查的证据显示，这六名中国幸存者当年应该是和其他一些男乘客一起，在顶层甲板等妇女和儿童先乘救生艇离开后，才登上最后一艘有座位的救生艇。施万克也说，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展现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懦夫行为，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理应和其他幸存者一样被记录、被流传。

一百多年来，关于六位中国幸存者的这段历史不曾被提及，但人们却不该忘记，这不仅是六名中国幸存者的遭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依旧值得人们正视和反思。

史实不仅证明这些流言不实，还反映了华人幸存者的英勇。马丁提到，漂在木板上幸存的方荣山在获救后，奋力划桨、取暖，并帮助14号救生艇救出所有幸存者：

六位幸存者中，方荣山Fang Lang的资料是最多的，在当时多位幸存者的叙述中，都提到了这位Fang Lang，有记载说他在被冻得失去意识前，浮在门板上，并把自己绑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一片残骸上，被发现救了上来。二等舱幸存者夏洛特·科列曾回忆说，他们看到海中漂浮的Fang Lang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我们朝他大喊，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在救生艇指挥官罗威与乘客们把Fang Lang拖上船后，五分钟内他就恢复了体力。后来，14号救生艇决定返回救人时，由于Fang Lang做过船员，看到有人不会划船，就自告奋勇帮忙划船。“他见身旁的水手累到划不动桨了，就主动把水手推开拿起桨划起来，像个英雄一般，直到我们被大船救起。”罗威也说：“……如果我还有机会搜救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我愿意再救上六次。他像个英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将露丝救上船的军官原型人物正是这位哈罗德·罗威，他是沉船泰坦尼克号上的五副。

寻找“消失”的华人幸存者

那么，这六人如何度过余生？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建立了脸书（Facebook）专页，四处寻找线索。

令人遗憾的是，这六位幸存者留下的资料并不多，大部分后代对他们的父辈经历都所知甚少，对此，罗飞导演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非常内敛，对于经历了泰坦尼克号海难，他们不觉得是什么大事件，值得向家人大讲特讲；二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活了下来，而伙伴却去世了，“这件事情不值得炫耀。”

该片的制片人罗彤说，寻人过程十分艰难。“因为这些幸存者当时记录下来的名字都是以英文来记录的，没有汉字，我们只能跟着读音研究他的名字可能是什么。”

但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这六名中国人作为第一代移民，一生中经历苦难颠沛流离，但是剧组联系上的他们的后代，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

中国传统的族谱文化大大推动了研究进程。当时出海的华人多为广东人，在他们的家乡，许多家族的族谱都记载了宗族来源与迁徙轨迹。一些族谱学者随后加入纪录片团队，通过家族世系进行倒推，以此找寻六名幸存者。

经过几年的努力，团队发现六人在船难后的最初几年仍一起工作，直到一战爆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当时，由于大量英国水手被征召加入海军，华人有了更多做水手的机会。

罗飞召集了20多名历史和社会学者成立了研究小组，寻找这些华人幸存者的下落。

当年随着英国出现经济危机，要求驱逐移民的劳工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中的多人被强制遣返回了亚洲。例如亚林在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而严喜则在同年登上了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

“一些华人水手和英国当地一些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结婚了，有了孩子……但他们的故事非常悲伤。这些孩子的父亲不辞而别，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这些家庭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罗飞说。

除了政治上的动荡，那场海难也侵害了一些幸存者的健康。例如，钟捷在1914年便因肺炎去世。

“他在海难后身体越来越虚弱，死后被埋葬在伦敦一个无名公墓里，”罗飞说。“他是这些中国幸存者中最早去世的。”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邮轮。

以史为鉴

六名华人幸存者中，只有方荣山和李炳重新返回北美并留下定居。方荣山曾辗转英国和香港，在1955年入籍美国，李炳则移民加拿大。但当罗飞和团队寻访这六人的后裔时，他们遇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幸存者都从未向在中国以外的亲戚诉说自己的经历，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罗飞表示，方荣山曾向广东台山的家人寄去大量诗作和信件，讲述了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并寄回了一些他在海外赚的钱。

然而，方荣山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长大的儿子对父亲经历的船难一无所知。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不只是对我，还有我的母亲或家人，”方荣山的儿子汤姆·方（Tom Fong）说，父亲在船难时年仅17岁，他出生时父亲已65岁。但直到1985年去世，他都从未向自己的儿子提起过泰坦尼克号。

汤姆·方对父亲经历的船难一无所知。

在父亲去世近20年后，汤姆才在家人口中偶然得知父亲曾经历泰坦尼克号船难。

他永远无法听到父亲亲口解释，为何不愿向至亲提及这番死里逃生的经历。汤姆猜测，可能是外界流言与心理创伤，导致父亲对此三缄其口。

“有很多错误的信息说，他们偷偷摸摸、男扮女装，”汤姆说。“我觉得他（方荣山）更像是经历了创伤后，依然有心理负担，就像经历了战争的人们一样。”

罗彤说，当他们在中国走访幸存者后代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家庭至今仍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有一条故事线索，我们90%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后代，而且他们已经跟我分享了很多故事，包括他在现场看到我们拍摄的片段都哭了，觉得原来自己的家人这么不容易，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觉得不想把自己的身世告诉现在的人。”罗彤说，百年前媒体带给幸存者及家属的污名，对他们的影响至今依然未能磨灭。

纪录片团队希望通过挖掘这段海外华工不为人知的历史，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幸存者正名。

排华歧视会重现吗？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小的华人社区，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地方政客会在有了犯罪、没有任何真实证据时就责怪外国人，尤其是看上去更像外来者的人。当经济衰退时，华人就会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罗飞说。

当年那些针对华人的偏见与歧视，并没有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烟消云散。方荣山的儿子汤姆仍记得，年幼时与父亲在威斯康星州遭遇过诸多歧视。有一回，有陌生人称呼他们为“黄狗”，方荣山马上奋起反击。

近期，针对亚裔的种族仇视事件遽增。汤姆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改正当年的谬论，呈现真实的历史，以此唤起当今世人的思考。

希望人们最终可以意识到当初发生了什么，以此反省当下。

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生 泰坦尼克号“消失”的中国幸存者

歧视污名下的流离人生泰坦尼克号“消失”的中国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