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假设：没有人本质上是愚蠢的、懦弱的、缺乏理性和求知欲的，只要有宽松、包容和被积极关注的生存环境，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发展出美好的品质，而不需要任何外力来鞭策。我在很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猜想，但当时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缺乏现实的证据和理论，无法回应很多反驳。
　　第一种质疑的思路是：现实中有不少人确实因为专制型的教育方式而变得有能力甚至很成功。
　　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常见，如果将专制型的教育方式定义为一种以恐惧、剥夺和威胁来作为成长动力的做法，那么完全应该承认，它的确能够“逼出”很多能力，比如说有些士兵可以忍着剧痛和创伤走很长时间的路，因为死亡恐惧和肾上腺素让他短时间内有了超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再比如记忆一些没有什么规律和内涵的信息，也是可以靠重复和堆时间来练就的；再比如很多工作都是靠简单的肌肉记忆和熟练度，这些能力（如果可以称之为能力的话）是可以通过外力逼迫完成的。然而，恐惧和威胁对高级思维能力则是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的。例如长期处于威胁之下的人，注意力无法长期集中和沉浸，记忆复杂信息非常困难，容易有偏执的、固化的、歪曲性的认知，反思能力和主动建构理论的能力更低；如果经受过强烈的死亡恐惧的话，还容易产生躁狂、紊乱、毁灭性焦虑等等（这在退伍老兵当中常见）；此外，长期处于恐惧的环境之中还会干扰构建亲密关系和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实际上，一切需要自主探索、独立完成的能力都会受到抑制。比如有些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对处理人际关系和恋爱的恐惧、在人生选择上的合群和抱团倾向等等），这或多或少都与中学时代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严重剥夺有联系。这样的教育方式即使带来了世俗成功，又能维系多久呢？
　　第二种质疑的思路是：这是不是把人性想得太美好和天真了？言下之意是说，这种想法太朴素太初级了，任何人都能想得到。
　　但我发现，对剥夺、惩罚的迷恋和推崇才是更普遍的心态，是“出厂配置“，反倒是相信人性能够自我实现的人是很少见的。人们一般觉得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天真单纯，但我观察过很多五六岁的小孩子之间的交往，我发现他们虽然年纪很小，但一旦出现了某种可以竞争的东西（比如说某个漂亮的玩具，大人的注意力和夸奖），他们之间的互相攻击、贬低、争斗一点都不少。从人类历史上看，早期文明的原始部落中都出现过那种温情的、和睦的还带点天真的状态，当时尚未出现明显的私有财产的分化，部落成员之间还能够互帮互助、互敬互爱，团结一心，以至于很多思想家（比如卢梭和中国的儒家）都怀念那种美好的状态，但是，这种互敬互爱是仅仅针对部落内部成员的（而且部落内部也是有等级的），而对其他部落或者外族的战败者，则往往是相当血腥、残忍的（比如杀俘虏和吃人），更不用说意识到对方有某种共通的人性。而认为一切人（不分种族、肤色、宗教）都有理性和自由意志，都应当享有人之为人所必然拥有的权利等思想才是很晚才产生的。
　　第三种质疑的思路是：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被父母家人溺爱的环境里，简直都被惯坏了，但并没有变得更聪明。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常见，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中文里“惯“这个字有由着对方的性子来的意思，因此”惯坏了“就可以等同于”自由得太多了“。但我以为，那些所谓的被溺爱的孩子，很多时候只是用来弥补了父母的某种匮乏心理，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例如有些人在早年经历过饥饿，于是在有了孩子后，格外看重给孩子买昂贵的食物，在吃的方面有求必应，而当孩子发现只有吃能够引起父母的注意时，便会在索要食物这件事上倾注全部的精力，最终显得索取无度；再比如有些人早年有被欺负的经历后，便鼓励孩子在任何冲突中不问青红皂白都要强硬还手，或者直接下场支持，当孩子发现父亲内心深处的倾向性后便意识到，如果自己采用协商和沟通的方式解决矛盾，则很有可能会被父亲看作是窝囊的，缺乏男子气概的。因此他只能让自己变得跋扈嚣张甚至故意欺负人以满足父亲内心中的期待。你也不能说这个孩子是自由的，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并不喜欢这样做。其实，只要我们不把自由狭隘地定义为在外在行为上突破社会的规范（比如浪费了多少钱、伤害了多少人），而是理解为思想层面上的自由开放，就会发现那些被”惯坏“的孩子几乎都生活在价值观高度单一，思想上极度不自由的环境当中。
　　因此，我理解的“爱“首先不是指身体层面的关心，而是精神上的开放、理解和信任。即允许对方的思想能够自由地流过任何一种思想而不感到害怕和恐惧，认为一个人出现的任何想法都可以被解释而不必被消灭，并且相信对方只要一直在思考，最终都会趋向于善与理性。因此，说”人应该去求知“这句话多少有点不确切，因为它仍然预设了人的本性是懒惰的（所以才要”应该“），但确切的说法是，求知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是人本身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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