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拼多多员工因长期加班而猝死，使大众开始关注这家企业的内部文化：经常加班到凌晨、上厕所要排号、吃饭时间被卡死、解散微信群、随意查员工的手机、无处不在的监控等等。
很多人都在为“资本家的无底线”而震惊诧异，但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社会，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且不说不少血汗工厂早已执行这套操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某些大学导师的课题组、许多中国家庭以及社会上的诸如网戒中心、某些书院国学班等等，像这种管理并不罕见。这种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现象，似乎很难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的“良心坏了”或者是某种“阴谋”，而更像是一种普遍的隐性共识。实际上，如果一种压迫行为仅仅依赖于压迫者在暴力或物质上对被压迫者的控制力，而没有基本的共识，那么压迫是注定不能持久的。这种“共识”就是对牺牲和苦难的美化和对个人权利的轻视。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尽管自己不一定能意识的到）：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个人，发展、繁荣和成功归根到底靠的是“吃苦”而不是“创造”，靠的是忍耐、压抑和肉体的勤劳，而不是头脑中的思考；个人权利始终是被看做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消耗（而非生产性的），或者说是一种只有某些群体才配享用的奢侈品。如果这样的共识没有被反思，那么不论人们对这种恶劣的行为有多么愤怒，在道德上的批评有多么严厉，都只不过是隔靴搔痒，顶多可以批评那些行为“做的太过了”，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大方向是对的。
那么这样的共识是从何而来呢？
原因有很多，我这里只想谈论学校教育的部分。对大部分人来说，学校的文科教育（包括小学的社会课，思想品德，中学的政史地等等）塑造了自己对世界、历史和社会的基本认识，这些宏观的架构是一个人思考现实问题的基本背景。从学校的教育里，你很容易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发达国家在近代靠血腥的原始积累和掠夺（比如圈地运动和奴隶贸易等等）才获得了发展的起始资本，最终开启了工业时代，整个社会才变得文明起来；而我们国家底子薄、起点低、人口数量大、人均自然资源少，又在历史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要赶超别人只能通过多吃苦、多牺牲，个人权利是经济发展后自动就拥有了的事情，而在尚且还不够富裕的“初级阶段”，是不配要求个人权利的。这意味着，虽然学校教育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掠夺行为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谴责，但在事实层面上却肯定了这套做法的有用性，相当于“明贬暗褒”。于是，很多人认为自己从中悟出了关于如何发展的秘密：原来公平、法治、权利、自由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糊弄人的话，要发展还是得靠专制、靠牺牲（美其名曰原始积累）、靠无底线的竞争这些上不得台面但有用的招数。
上述思想在中国相当普遍，就比如我在写了这篇文章一个人过上自由的生活如何可能？后，有不少人都评论说：“我们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资格躺着数钱”、“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的人口太多资源太少，这是一个经济学常识”。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常识，而只是被灌输出来的“伪常识”。这种“常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口密度更高、资源更匮乏的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1950到1980年里，其工资水平也大幅增长甚至追上美国？（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里（1978-2004），尽管宏观数据上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但工资水平却不到美国的5%）
这种“常识”喜欢用理性（冷酷）的口吻说：社会就是这样，你受不了委屈不想干，有的是人愿意来，而且愿意接受更恶劣的条件，这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状决定的。但这种“常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高知识含量的岗位当中也没有出现劳动者权益的显著扩张（显然，这部分劳动力在中国不仅不过剩，反而很稀缺）。因为劳动者的稀缺本来就不必然带来议价权的增加（这需要一个允许、承认而非打压议价权的框架）。把人为压制出来的结果（诉求被扼制）说成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状况（因为人多所以没有诉求），这是一种偷换概念。
这种“常识”把个人福利与国家发展说成是对立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更合理、公平的分配方式是国家发展的动力而非障碍，例如美国20世纪的持续繁荣，与美国社会从以血汗工厂和赤贫阶层为特色的泰勒制，向将利润还给劳动者的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这一转变造就了一个拥有巨大消费能力、高收入、高知识水平的新兴阶层。就算是被看做专制国家的普鲁士德国，也搞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而那些建立在抢劫和和掠夺之上的国家（比如中国的明朝），其积累的规模和方式虽然足够“原始”也足够“血腥”，但并没有带来什么发展，反而使仇恨不断发酵，最后整个社会毁灭于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实际上，国民的普遍富裕绝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能够进入良性循环，这或许才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这句套话的真正含义。
怎样破除对吃苦精神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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