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老物件的喜好大概是有家庭熏陶的。十岁时,就爱在上海石库门中爷爷家的阁楼上和老古董们“捉迷藏”:这儿有一只挂着铜锁的铁皮箱子、那边一台老华生的电风扇、角落里有一部古老的德国座钟,旁边还有一个奇怪的木器……。据父亲说,爷爷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曾担任过民国北京故宫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前身,规模较小)的馆长,自然也爱好收藏,只是毕生心血都已毁于十年浩劫,让奶奶把大量明清字画浸泡在浴盆里、待酥软后一张张撕碎再偷偷扔掉,生怕被抄家时招惹麻烦。
大学时,上海老房子原地拆迁改造,我坚持把家中仅存的几件老家具和“漏网”的老物件暂时运到松江保姆的老家存放,十多年后在北京买了房子,便统统运了回来。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姥爷早年是大律师出身,建国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首任刑事审判庭厅长,曾被毛泽东钦点、周恩来亲自安排担任审判侵华甲级日本战犯和末代皇帝溥仪的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后在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右派,同样几乎失去了所有文房古籍。只记得原来在西单四合院的居所里有一套他时常翻阅的线装版康熙大字典,装在几大摞蓝色硬壳里,有好几十册,现在被我珍藏。
九十年代自己有心开始购入古董家具时,竟是受了今天大名鼎鼎的马未都先生的间接影响。当年我在北京仅有的两座现代写字楼之一的中信大厦(CITIC Building)里,供职于意大利蒙特爱迪生公司驻华代表处。办公室有位姓李的同事是一个收藏中国古玩的痴迷者,明显和马先生是藏友,因为在意大利老板离京出差时我经常看见马先生会在我们下班时间登门和我的这位李姓同事聊天切磋古玩,时不时也会留下些东西给李同事,有时有几样东西不久后就会被来访的意大利同事买走,多是体积不大的瓷器、铜器、木雕、小块古地摊之类的。如果老外有意购买大体积的古董,比如家具,就得让我同事带着去看实物了,那时还根本没有带照相功能的手机。尽管马先生肯定不认识我,但我进进出出多多少少也偷学到三瓜俩枣的,算是被启蒙了,从此踏上了 “囤积”中式老家具的狂飙突进不归路。
后来,自己家里实在展不开了,总不能像王世襄老先生那样每晚和衣睡在平放于地上的黄花梨大柜里。于是就开始劝亲朋好友换掉现代家具,由我无偿提供老家具,当然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正如王老所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呵呵。直到近些年终于在安吉桃花源安置了一处宅院,才让寄放各处、失散多年的古董们有地方重新聚首一堂。期间也有好友借口说十多年了,老家具已浑然成为他生活家居的一部分,想延长使用权甚至拥有所有权,自然被我“言词”拒绝了。
中式老家具和西洋钟表听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上点年纪的大爷大婶们可能会对儿时家里的五斗橱上放着的那一架低矮座钟至今还有DéjàVu的感觉。年纪更大点的老爷爷奶奶们甚至还记得:在高大上的人家厅堂里两米多长的红木条案上,从左到右依次摆放着三样半米上下的物件:带摆打鸣的西洋钟、青花或粉彩的大瓷瓶、镶嵌玻璃镜的木制小屏风,取意“钟声”“瓶”“镜”——终生平静!希望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不要有大动荡,不要有战争,就是当时人们最大的追求。很有意境吧?话又说到一把名贵的明式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背被刻上了苏东坡的一首打油诗:“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二日,若活七十岁,犹如百四十。”全诗俨然一道跟计时相关的算术题,脑海里霎时浮现的是苏老爷子手握计时金怀表坐在官帽椅里摇头晃脑的样子——一个宋代人拿着清代才诞生的计时器坐在明代才出现的硬木家具上,简直进入盗梦空间了!
黄花梨皇宫椅
收藏西洋古表是“by chance not by choice”,是进入了腕表行业后,近朱者赤+近水楼台共同效应的结果。我曾经还兼管过一阵儿集团的维修部,这样就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时常把国外网站上的拍卖品高清照片发给维修部的外国技师帮我把关,确认可行之后才下手。
不时有朋友问我:“智能手表会不会全面替代传统腕表”这问题总让我想起一部80年代的美国影片《铁面无私》,原文叫“The Untouchables”。电影讲述了美国30年代禁酒令时期一小队坚定、勇敢的联邦官员与芝加哥的走私贩酒黑帮之间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浴血经历。在付出了半数队员生命的代价后,联邦官员终于将黑帮头目绳之以法,但与此同时政府却解除了禁酒令。有记者问幸存的那名联邦官员:“你此刻的心情如何?”这位铁血汉子微笑着说:“那我也去喝一杯乐乐” 
好吧,扯远了。回到智能手表那个问题,我的回答很类似:“那我也去买一块玩玩!” 但这和我是否还会再去购买传统的机械手表完全不搭界。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多时间里,我的古怀表和腕表数量一直在增加,在我朋友圈子里的称呼也从“钢哥”变成了“钢表哥”。
其实这些表大多数都是上世纪中期以前的老旧古董表,甚至包括几块200年前的老怀表,和现在动辄6位数人民币的名表相比,它们的价格只能说是“非常公道”,甚至可以套用时常听到的股评:“价值普遍被低估了”。当然收集(我还远达不到收藏的级别)于我来说主要是格物养性,是滋养心灵,而非出于投资目的。如同十多年前我开始淘中式老家具时,从没想过要倒手挣钱,只是因为“踏破铁蹄无觅处、得来特别费工夫”的感触:翻书上网挑灯夜战、和店主卖家盘道砍价、与同道中人切磋推敲、向老木匠求教取经、逛博物馆去伪存真、下手前的辗转纠结、被人横刀夺爱后的捶胸顿足,诸如此类过程中的那种无法言喻的怦然心动。当然还有用旧袜子装着碎核桃仁,给老家具通体打上核桃油,再用吹风机烫蜡后端详它们锃光瓦亮的那份享受,大有看着自己投资的满仓A股“祖国江山一片红”的那种弗要忒惬意的心花怒放……
更有另一个经常被问到的是今后收藏表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更别说古董怀表了。这个问题就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考虑收藏这件事了。如果你把它纯当成投资,那么从投资回报、回报期限、持有成本、流通性、投资风险这几个关键维度的组合来看,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只是为读取时间,那有个手机就够了。 
“只计数美好的时光”,这段被镌刻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旁钟楼上的拉丁铭文,折射出人类对于钟表怀有的美好愿景。钟、怀表和腕表原先的确只是一个方便人们读取时间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品牌、不同产品、在不同年代发明的一些功能和特点,比如月相、陀飞轮、万年历、双追针、三问自鸣、活动人偶,所给人类带来的乐趣,其中文化的传承,远远超越了“计时”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它也就不只是仅仅读取“时间”了。
由左至右依次为:微绘珐琅、内填珐琅、掐丝珐琅
任何现代工艺可以重复生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增值空间通常是越来越小。而那些特殊工匠手工生产的东西,今后会弥足珍贵。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偏好收集各种珐琅、彩绘表类,因为这是艺术家和匠人倾注了很久的时间、很多的心血,一笔一笔去画、一刀一刀去刻、一道一道上釉、一遍一遍去烧,可能做了几十件残次品最后才得到一件合格的,可以说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有人文艺术价值,甚至历史文物价值的。
一件老物件,通常上面打上私人印记以后一般出售就要降价,但我挺喜欢收这些有印记的。我觉得它里面有故事。如果以后借助更先进的工具,帮助我去了解挖掘这些老物件背后的真人真事,那就更有意思了。这是独特的人文的东西。什么叫文化人,我的定义是,被人文精神感化的人就叫文化人。
俄罗斯皇家瓷器Lomonosov上世纪古董杯碟,在苏联时期这样一套也算是奢侈品了,其中一个杯子有手写的俄文:“祝亲爱的奶奶生日快乐 1964年10月21日 列宁格勒”。时隔56年,不知这个孙辈是否还在人世?
玩收藏的人都相信眼力和缘分,但我看来,还得有点激情和冲动。激情能让我在犯罪率很高的彩虹之国流窜于大街小巷找寻各国先民们留下的古董,冲动能让我在斯里兰卡为了带走一件偶遇的大件古木雕而动了放弃接下去所有行程的念头。古人说的好:“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形散神也散地胡诌一通,其实想说的是:能够数百年在中外延续、被世代流传的东西,一定是兼具工艺价值(稀缺)、美学价值(观赏)、市场价值(流通)、历史价值(年份)和人文价值(情感)的。由衷感叹《兰亭序》中的那段话——“……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黄花梨官皮箱
如果我们认同百达翡丽最经典的那句广告词,如果我们始终无法真正拥有、而只是在为下一代保管,那就让我们早几年欣遇,多几年快然,晚几年老去,让孙子们多等上几年吧。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和金钱,就应该被挥霍在美好的事物上。
作者简介:作者是交易门特约撰稿人。服务过大宗商品贸易、电信通讯、管理咨询、腕表及奢侈品等行业,担任过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MERCER的大中国区总裁并被评为“中国最具实践力十大顾问”,多次受邀于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MBA项目的授课。曾就读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游历过约50个国家和地区,痴迷于中外古家具、木雕、西洋钟表及瓷器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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