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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3 篇

给我三千说客,
我就能征服美国
By | Eric
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庭审已经在参议院进行了两天。
一个总的印象是,川普的律师团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毕竟这个律师团队是匆忙之间组建的。两位主要律师 Bruce Castor 和 David Schoen 都表现得差强人意。Castor 甚至在开场时足足浪费了 20 分钟来夸赞各位参议员是多么重要和英明,这很明显是一个不太聪明的恭维。辩护团队甚至错误地引用了法学家 Brian Kalt 教授的观点,这导致 Kalt 教授直接上电视谴责川普辩护团队故意歪曲自己的观点。第一天参议院就投票否决了川普辩护团队关于“下台后的总统不能被弹劾”的提议。
来自众议院的控方经理展示了更多的暴乱录像,他们指控的重点在于川普是完全知道并一直在监控着暴乱发生的。这些新的证据有助于公众了解更多的关于暴乱的真相。
庭审有望在本周六结束。
与此同时,佐治亚州检察官正式开启对川普试图影响佐治亚州大选结果的犯罪调查。纽约州则正在调查川普的地产生意中涉嫌保险和税务欺诈。
游说( Lobbying) 在美国是一个年产值 35 亿美元的产业。在华盛顿从事游说工作的人数约 1 万多人。他们的年收入在 10 万到数百万美元不等,这主要看你能帮你的客户带来多大的利益。有趣的是,川普执政年份中游说人数逐年上涨,用于游说的金额也逐年上涨(相反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游说活动却是逐年下降的)。其中的原因说起来很讽刺,越是一个政治圈的新人,游说工作就需要付出越多。相反长期资深政客则不需要大量游说。川普抽干沼泽?你和谁开玩笑呢?
游说公司最大的客户们都是大公司。在投资游说金额排行榜的前 100 名客户中,95% 是各家公司或公司联合体。比如在 2017 年,美国商会投资了 8226 万美元,位居第一;房地产协会投资了 5457 万美元,位居第二;保险业,医药行业和高科技公司,是游说客户中最活跃最有钱的团体。2019 年,Big Four,Amazon,Google,Facebook,和Apple 在游说上的开支,超过 5000 万美元。
当然,这些游说投入对于商业公司来说,和投资一个项目没有区别,都是为了利润。美国著名的 Sunlight Foundation ,是一家成立于 2006 年,致力于让美国政府更加透明和负责的非盈利组织。他们研究了从 2007 年到 2012 年有记录的 1400 万项政治捐献和游说支出,发现游说公司和政治捐献每花出去一美元,其代表的公司,将有 760 美元的预期回报。另据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调查报告,对于公司们来说,平均每增加 1% 的游说开支,可以降低第二年 0.5%-1.6% 的交税金额。但请注意,公司投资项目,是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但投资游说,有时候则会起到反作用。比如特斯拉公司发展早期,传统汽车行业就联合游说各地政府,阻止特斯拉独特的直销销售方式,阻碍了电动汽车的发展。
国会每年通过上万条法规法案,每一个法规法案背后都有游说团体。游说者不但要游说政客,有时候他们干脆就是直接帮政客起草文件的公司。对了,游说者和智库是一个有机体。大部分说客就是华盛顿多如牛毛的政治咨询公司,智库的雇员和老板们。
但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并没有多长的历史。
1970 年代之前,美国公司基本上不会去游说政客(可能有私下贿赂,这个开支要小很多)。当时游说国会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团体,比如工会或者少数族裔团体;但 60 -70 年代以后,美国公司发现投资游说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这在美国叫做 rent-seeking。寻租,就是从这个词翻译过来的。
这个时候美国的法律还没有明确对公司如此大实力的游说团体的监管,在我们昨天提到的金里奇上台之后,共和党出了一个著名的号称是 “说客教父” 的人,Jack Abramoff,此人利用自己和金里奇的关系,疯狂行贿美国国会议员,最高级别甚至行贿到了美国内政部 DOI 副部长。2006 年,Abramoff 被判阴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他转而作为证人指控受贿的美国官员,数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议会议员因受贿和作伪证而入狱。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游说史上最大的丑闻。
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两部对游说行为进行监管的法律。但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Lee Drutman 表示,实际上对游说业的监管是相当松散的,游说公司的财务并没有严格要求披露或者接受常规检查。自法律颁布以来,被惩罚的说客不超过五个人。就是说,这一行业的年违法率不到万分之零点五,在金钱往来如此频繁,利益输送如此显著的行业,这种比汽车修理工违法率都低的犯罪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缺乏有效监管。
但如今的游说基本上都有合法的外衣,他们主要通过政治捐献完成。这在美国目前是合法的。2014 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献的上限。基本上,你可以投任意多的钱给一位政客,帮助他扩大自己的影响或者连任,然后,给他打电话,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出来谈谈。你猜猜议员会不会同意和你座谈呢?请注意,这是合法的。
游说,这是一个大学里没有的专业。那么什么人才可能当说客呢?一个基本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政界有广泛的人脉。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摆地摊“祖传秘技,专业游说” 是不会有人请你的。在华盛顿有一个叫旋转门(revolving door)的现象:接近 60% 的自愿退休或者选举中落选的议员和下台的政府官员们,离开国会和政府部门后很快进入游说业。他们手上的资源,就是对立法程序的了解和广泛的人脉。而在任的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呢?他们非常清楚将来他们的去向很可能也是这些游说公司,所以大家都需要留给对方一定的余地。游说公司和政客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为他们付钱的,则是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们。
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理由,认为这些游说和政治捐献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种金钱的力量最终给出的现实是:有钱人的声音比普通人大成千上万倍。你不可能在一个高音喇叭的旁边听到一只蚊子的歌声。本质上你的言论自由是被剥夺了。被谁剥夺了呢?被海量的金钱和那些手上有资源的人剥夺了。表面上,自由你是有了,但你却没有力量。你的话根本没有人听得见,因为你没有钱去游说。现代政治哲学家普遍认为,没有公平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在金钱的社会里,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里,在一个对富人行为缺乏监管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的政治权力,实事求是地讲,比扎克伯格要小太多了。
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原美国劳工部长 Robert Reich 一直在宣扬这样一个观念:建立公共选举资金,公共权力的选举,只能使用公共选举资金,最低程度也需要加强对政治捐献和游说活动的监管和缩小其范围。被金钱扭曲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那只是民主外衣之下的金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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