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的道德问题
　　律师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的要求就是用法律技能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包括嫌犯。在律师而言，是不能先假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任何人，无论“好人”“坏人”，都有权利获得律师的服务。
　　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理性辩护，帮助委托人（嫌犯）脱罪。如果律师不能把自己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区分，其实不适合作律师。
　　关于个人的道德观，首先应当理解，律师不能假定自己代表正义。对于法律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本案中，陈大律的公开信，流露出很多正义满满的表述，引起广泛反感，对此大家批评的非常好。但无论陈大律动机如何，是低俗、是贪财、或是诡辩，这都是他的权利。
支持他的权利，批评他的观点。
那些被道德绑架的职业
　　很多人把律师理解为正义的化身，也有很多律师把自己理解为正义的化身，这在道德批判泛滥的社会，是普遍现象。类似的职业，还有教师、医生、公务员等。
　　事实上，教师并不比学生道德高，医生并不比患者道德高，公务员并不比市民道德高。因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客观标尺能够确认某人（群体）的道德水平。
　　认知人类堕落的本能，理解道德的不确定性，自然会认同法律的强制力。既然道德靠不住，正义感也靠不住，那就会承认他人低俗的权利。
　　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自认为代表正义，也不要指望任何人（职业）代表正义。一旦群体建立这样的观念，比如常见的“明君”“清官”“侠客”情节，反而道德水平走下坡路。这也不难理解，
越缺什么，就越强调什么。
关于公共情绪的问题
　　看到太多的文章批判陈大律，认为陈律师缺乏道德关怀和人性温暖。这个我能理解，但如果对案子的讨论停留于此，那是一种悲哀。成年人不能止步于情绪表达，站在道德高地骂人，历来是最容易的事情。
　　审判是法律问题，法律要求按照法条来讨论，不能和道德感混为一谈。否则，还要律师干嘛，直接把嫌犯拉出去毙了，大家都开心了。相对感性的直觉冲动，建设法治社会更需要人们理性的判断。
　　充满正义感的道德批判文章，肯定是畅销的流行的。人们在一致的谴责声中，获得了自己的
道德优越感
和
群体安全感
。

　　但仅此而已。　
关于嫌犯定罪的问题
　　嫌犯定罪的过程，需要有三方的角色：公诉人（起诉方）、被告律师（被告方）、法官。在大陆法系中是法官决定，在普通法系中刑诉案由陪审团决定。

案子怎么判，和律师怎么辨，完全是二个问题。辩护律师的角色，是和公诉人对抗，他没有给嫌犯定罪或脱罪的权力。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只需要提供一方的理由，按照法条来寻求对当事人有利的判决，将被告人的权益最大化。
　　陈大律为嫌犯作辩护，是他的本职工作。至于陈大律辩护的好不好，那是委托人更关注的问题。这么财力雄厚的嫌犯，据说本案收了一千多万律师费，感觉有点低了。
律师越活跃，法治越完善。
关于儿童性侵犯的处理
　　儿童是未成年人，对儿童的性侵和猥亵，应当和对成人的犯罪行为区分开来。刑法目前的规定，处罚实在太轻了。
　　现代犯罪学研究发现，儿童性侵犯是惯犯，在被发现的时候通常已经多次作案。对此，法律需要更强的威慑力。
　　在我看来：
　　对于儿童猥亵者，应当加重刑期。刑期满后，在其居住地进行标注，并向民众公开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对于强奸儿童者，建议没收作案工具。具体是化学阉割，还是由受害人操刀物理阉割，可以由受者者决定。
求仁得仁，求割得割。
关于儿童保护工作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所以重视儿童的权利，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但目前全世界对儿童的保护、教育，都存在观念的误区。

　　孩子的成长是个复杂的过程，未成年人可能是花朵，也可能是恶魔。对于儿童的成长，首要责任人应当是父母，而不是社会（国家或其它组织）。理由很简单，谁能超越父母对孩子的关心？
　　老师能够比父母更关心孩子的成长吗？未必，老师可能更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医生能够比父母更关心孩子的健康吗？未必，医生可能更关心符合流程完成任务。
　　甚至，儿童保护组织能够比父母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吗？在我看来，这本身存在悖论。如果父母都能够很好的照顾孩子，那么儿童保护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对于儿童保护组织来说，问题孩子越多，他们的经费就越多，机构的影响力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此类组织比较适宜民间运作。
　　毫无疑问，父母应该而且必须是孩子成长的主要责任人。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孩子就不容易走极端。给孩子足够的方向感，孩子就不容易走歧路。给孩子足够的源动力，孩子就能够正常的自立和独立。
孩子的问题，主要是父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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