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欧洲战场胜利75周年：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起点和终结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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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的周年纪念。

75年前的今天，1945年的5月8日，希特勒已于一星期前在地堡自杀，山穷水尽的纳粹德国失去了支撑他们继续斗争下去的最后一个理由。

于是在凌晨2点钟，继承希特勒大位的德国最高统帅凯特尔元帅，派遣他的助手约德尔将军，出现在西线盟军司令部，那是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兰斯。

约德尔向在场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西方盟军将领们深鞠一躬后，在一篇短短200个单词的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记者照相，消息传遍世界，整个过程仅仅持续十分钟。

这个简单的过程，给历时六年屠戮数千万人的欧洲大战，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约德尔向美英递交无条件投降书

一位现年80高龄的美国参议员回忆道，75年前的他正在玩泥巴，母亲擦着眼泪走过来向这个懵懂的小男孩郑重宣布：我们击败了法西斯！

这个日子在当年的意义，今天的美国人也许感受已经不深，因为在历史书上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

但是对于当年上万的美国普通家庭而言，每多一分钟的等待都可能是永唤不回的损失。

就在投降的一个月前，美军在欧洲战场的损失依然是每月上万人，和近一年前诺曼底登陆前后的血腥日子相仿。

纳粹虽然败局已定，但是他们在本土作战，依然有恐怖的韧性。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写下这样一篇纪念短文，也许有特殊的意义，因为75年前的今天，是二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开始；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特殊境况，也许标志着这个游戏规则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这一天，叫V-E day，欧洲胜利日（Victory-in-Europe）。

欧洲只有一个，但是稍微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欧洲反法西斯战线有两条，东线的苏联红军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牵制了德军几乎所有最精锐的主力；西线是美英法联军在一年前通过诺曼底登陆开辟的。

就在纳粹投降的半年前，希特勒在西线勉强拼凑了20万人，打了一场“阿登反击战”，让美军陷入险境，还有两个主力团成建制地投降，这个战绩让西线盟军脸上有点挂不住。

截止到战争结束，东线苏军消灭的德军数量是美英的9倍。

面对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苏联和西方遥相呼应携手合作了好几年，终于在4月25日，一支美军侦察队与一队苏军在德国东部易北河的一座断桥上胜利会师，标志欧战两大战线的合二为一。

但是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两大阵营从此就能在一口锅里吃饭了。

所以，尽管约德尔的命令已经开始生效，近在德国境内负隅顽抗的德军，远到挪威的德军分队和游弋在大西洋海底的德国潜艇，都在放下武器之中，但是斯大林依然严令德国统帅部，第二天在柏林郊区向朱可夫元帅追加一次正式的投降仪式。

签字者必须是约德尔的上级，德国最高统帅凯特尔元帅本人。

苏联也因此把德军向艾森豪威尔的请降，称为正式仪式前的一次预演。

所以现在西方和俄罗斯的欧战胜利纪念日差了24小时。

凯特尔向苏联递交无条件投降书

明知斯大林的铁腕，德国为什么要急于抢在苏联之前向美英率先投降？

难道一次还不够丢人？

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德国在入侵俄罗斯期间作恶太甚，他们的头目格外害怕受到苏军的特别照顾，就干脆苟且偷生的希望寄托在英美。

另外，苏军在德国本土报复性的烧杀淫掠现象也非常惊人，凯特尔和约德尔在艾森豪威尔前面一度尽量拖延投降时间，也是让俄占区的德国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逃到易北河以西的英美辖区。

不过他们还是压错了宝，在签署投降书的一年半之后，约德尔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并立即执行。

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命运相同，被纽伦堡军事法庭以绞刑处死。不过8年后约德尔的案子获得重审，被确定为“错判”，判决撤销归还财产，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当然人死了就活转不过来了。

斯大林坚持柏林投降仪式的立场，据说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当年作为一战“同盟国”的首领，德国在战争末期虽然战略态势处于不利，但是本土并未遭到入侵，甚至在敌国领土上尚有驻军。他们虽然在法国不情愿地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宣布停战投降，但是全国上下却并没有输得心服口服。

斯大林认为，只有强迫德国人踩着自己首都废墟的瓦砾，在屈辱的城下之盟签上自己的大名，才能一劳永逸地击垮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给德意志民族的侵略野心永远上锁。

但是，斯大林的观点并非主流历史观的全部，另一派观点认为，希特勒在一战后的崛起，德国民族主义的狂热，并非是由于德国在一战后没有得到足够的惩罚，恰恰相反，英法协约国一方贪得无厌索要无度，对帝国主义之间分赃不匀而造成的自相残杀毫无自醒精神。

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在把割地赔款草案甩给德国代表时解气地怒吼道：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英国首相劳伊德.乔治说德国是一头母牛，既要提供牛奶，又要提供牛排。

这让战后德国的经济背上沉重而不公正的负担（德国最后一笔一战赔款1980年才付清），给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提供了煽动民粹的最好土壤。

换句话说，胜利者之缺乏大局观和国际领导力，为下一次更大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美国为此做出过积极的努力，威尔逊远渡重洋参加巴黎和会，他反对对德国实行插管吸血，游说各方成立“国联”，协调国际纷争维持和平。

但是，有一个说法认为，威尔逊在紧张的磋商期被1918大流感的余波击中，社交能力大打折扣，让贪婪的英法唱了主角。

凡尔赛和约意英法美四巨头（从左到右）

回国后，威尔逊为了说服美国人民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中扮演积极角色，展开全国巡回演讲，行程一万公里。

可是，在“国联”条款进入国会辩论的最后阶段，威尔逊中风瘫痪，完全失去了执政能力。没有了总统这个最强声音的积极斡旋，美国国会最终投票拒绝加入“国联”。

少了美国这个主角的“国联”，先天不足后天也没补上。

日本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强占中国东北，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国际社会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应，结果直接催化了这两个国家法西斯化的进程。

在1945的欧洲胜利日，摆在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和杜鲁门面前的是这样让一个挑战：他们会不会重蹈欧洲一战结束时的覆辙？

艾森豪威尔接过约德尔的降书之后，立即电告杜鲁门总统，大事已定。杜鲁门立即发表电视讲话，告全国人民。

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庄严和荣耀的时刻”；

他的第二句话是：“如果罗斯福总统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该多好”。

在过去的13年中，罗斯福的名字在美国就仿佛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有人说美国一直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因为她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总会有杰出的人物横空出世，力挽狂澜。

在美国独立的前夜，有华盛顿出任大陆军的总司令；

10年后，新生的国家陷入内外交困，又是已经解甲归田的华盛顿挺身而出，主持制宪会议，重写了美国宪法并沿用至今，然后出任美国首任总统8年；

80年后，美国陷入不可调和的分裂和内战，一个不知名的小政客林肯横空出世，领导内战再造共和；

再过80年，美国从繁荣的经济腾飞中突然掉入经济大萧条的危机，是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的纽约州长罗斯福拿起了接力棒，在大萧条中给人民以团结和希望，并把带领国家走过二战的艰难岁月。

如今二战的硝烟未散百废待兴，国家正需要主心骨，而伟大的领导人却驾鹤西行，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

罗斯福的接任者是一个不被看好的角色。副总统杜鲁门，一位中西部农民，失败的小生意人，20世纪美国总统中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

罗斯福生前和他交流甚少，甚至没有把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告诉他。

同时，杜鲁门也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人，他虽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是熟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他在从政前虽然时运不济，但是每做一件事情都精心斟酌全力以赴；他在一战中是冲杀在欧洲战场第一线的老兵，这个履历甚至超过了当时奉命留守国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罗斯福和杜鲁门

历史证明，杜鲁门成功地接过了罗斯福的接力棒。

威尔逊的中风，让美国和国联插肩而过；而罗斯福的逝世，却并没有阻挡美国通过联合国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扮演核心角色。

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言，罗斯福是联合国的设计师，而杜鲁门就是联合国的施工队长。

杜鲁门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是马歇尔将军。

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社会的几乎全部焦点都在日本，在中途岛取胜之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马歇尔的最高参谋部拿出了牺牲五十万美军生命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并有一个战后瓜分日本的地图：苏联占北海道和本州岛仙台以北；本州岛是美军的；英国占九州岛；中国占最小的四国岛。

当然，原子弹的爆炸让美国不再需要其他帮手的出血了，自己独占日本。

二战后期，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和日本的对杠中伤亡巨大，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们的子弟兵继续在欧洲喋血感到困惑不解，马歇尔和杜鲁门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战后的欧洲永远是美国的外交中心。

所以在他俩的导演下，丘吉尔应邀于1946年在杜鲁门老家的一个小学校发表《铁幕演说》，给二战后东西方的制衡和对抗定下了调子。

1948年，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不惜血本援助和重建欧洲；1949年，北约成立，以美国为领袖的西方盟友们和苏联东欧集团二分天下的世界新格局，正式完工。

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

75年前的今天，在艾森豪威尔从约德尔接过投降书之后，他对助手说了一句话：我们未来在德国所做的一切是否成功，要在50年之后衡量。

据说他约见了柏林的报纸负责人，要他们大胆报道；他约见了德国的工会，要他们为劳工发声；他甚至约见了小学教师，要他们教会学生使用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

可以想象，这些在纳粹恐怖下噤若寒蝉20年的人们，基本听不懂这个美国将军在说什么。

不过他们很快就学会了。

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驻日本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也抵挡住了废掉甚至审判日本天皇的复仇呼声，指示幕僚依据美国宪法的精神给日本起草了一份和平宪法，并沿用至今。

时至今日，德国和日本都是非常成功的国家，这和美国在战后展示的世界领导力是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缺乏领袖和灵魂的世界。

这样的混沌世界会催生什么样的动荡和恶魔？

在欧战胜利日半年前，阿登战役前线一个22岁的美军普通一兵，也许对此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1938年，这个士兵是一个15岁的犹太少年，他不得不抛弃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家乡，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随全家移居美国。

他的家庭能够得到签证，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没有他们这样幸运的舅舅家，包括从小的玩伴表兄弟姐妹们，都在纳粹焚尸炉中湮灭了。

所以，仅仅在7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少年以解放者的身份重返家乡，他对美国实力在世界投射的正面意义，可谓感同身受。

又过了20多年，这个当年背井离乡的犹太少年，这个美国84步兵师的情报中士，成了美国施展全球战略游戏规则的最高玩家，官居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准则的奠基人。

他的名字叫亨利基辛格。

当然，大国博弈的大棋下得越顺，那些成为棋子的小国或平民，他们的利益甚至生命成为政客兑换筹码的可能也越大。

所以有很多美国人因为基辛格在越战期间合纵连横的政策，而把他称为战争罪犯。

和基辛格全家同期逃离纳粹德国的一大批犹太知识精英，包括Leo Strauss，Hannah Arendt，Hans Morgenthau，等等，被纳粹带给德国和人类的巨大悲剧所震撼，来到美国后积极拥抱美国主导的全球干预政策。

他们退出了和平主义抬头的民主党，加入共和党，给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了21世纪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全面接管了小布什总统的国防和外交班子，在9·11之后把美国带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成为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大错误。

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疏远盟友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于是很多新保守主义者又退出了共和党，成为无家可归的思想孤儿。

一个国家有当全球领袖的雄心，是一把双刃剑。

一个月前，97岁高龄的基辛格宝刀不老，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提出美国政府在在保护公民免受传染病感染的同时，必须着手重建新冠后的国际新秩序，这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工程。

从个人经历出发，他写道，

“

我们把世界从阿登战役的烈焰中带到了二战后一个繁荣和尊重人性的时代。而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世界领袖们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应对眼前的危机，和勾画未来的蓝图。

We went on from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into a world of growing prosperity and enhanced human dignity. Now, we live an epochal period. The historic challenge for leaders is to manage the crisis while building the future. Failure could set the world on fire.

基辛格文章的最后一句给人类敲响警钟：（如果）失败，

世界将淹没于烈焰

。

在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能否能够产生巨人以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一个衡量伟大国家的标志。

在经济大萧条，二战，冷战的三大危机中，美国连续出现了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三位领袖，在历史学家给所有美国总统政绩的排名中，他们分别位列三，第六和第七。

那是一个呼唤巨人并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

今天，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美国准备好了吗？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https://www.henryakissinger.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

How Do You Explain Henry Kiss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