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福建福州，一名外国留学生骑电动车违规载人，被交警拦下后目露凶光，步步进逼，推搡交警，口中不时发出猛烈咆哮。
交警身形明显不如他健壮，只能步步后退，过往群众看不下去，愤怒地将留学生围住，并在增援的警察到达后将其制服。
人们都知道，妨碍公务至少会落得个治安拘留。倘若在美国，如果警察怀疑他携带凶器，则下场很有可能是“通过警察自杀”（suicide by cop）。
但对这位“国际友人”，原拟的处罚只是“批评教育”。
01
无关民族主义
无关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条件反射，此时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个叫霍元甲，一个叫宫慕久。
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霍元甲。
壮硕的外国留学生逼近和攻击交警时的身形、眼神和咆哮，会让人想起霍元甲的对手们——尽管其中颇多艺术虚构，但这种艺术集中是对现实的提炼。
而霍元甲的对手们之所以如此蛮横，要远溯到1845年的宫慕久。
他是当时的上海道台，1845年11月29日颁布了《上海土地章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上海租界的根本大法”。
章程规定，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面积约830亩的地方，划为租界。
这就是外国在华租界的起源。
那时的清朝政府愿意划定租界，军事上打不过别人是一回事，还有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清朝的中国并不是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以对主权没有什么概念。管理外国人本就麻烦，他们愿意集中在一起居住，何乐不为。
后来，租界在很多城市都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成为半殖民地的标志。
地盘只是硬件，和租界紧密配套的软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穿鼻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商民……与内地居民发生交涉狱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
也就是说，中国法律管不了外国人的违法行为。这条规定，后来演变为“领事裁判权”。门户外放（今天叫“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拿到了，别国也就拿到了。
硬件和软件一起，确保租界成为了“国中之国”。到末期，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旦发生外国人违法的情形，或中外居民纠纷，结果基本是中国人“认命”。
传说中的霍元甲，是不肯认命的中国人对现实进行弗洛伊德式加工的产物：梦，是愿望的实现。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租界才彻底消失。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1997年，再见，彭定康。
02
无关崇洋媚外
就事论事，山东大学学伴事件，其实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严重，唯一的问题在于表格内报名目的中的那个选项：结交外国异性友人。
把“异性”拿掉，“流量”就嗅不到腥气了。
然而这种“疏忽”，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心理现状。不久前，该校招募25名中国学生志愿者去轮流照顾一名受伤住院的留学生，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做法确实有点过。
汹涌的舆论，是长久积累的结果，山东大学成为了这一阶段的靶子。
坦诚说，留学生享受特权，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在十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此。这几年的情况，和部分高校加快“国际化”有关。
不管来自哪里，学生素质如何，似乎只要在校园里摆进一定比例的洋面孔，大学就“国际化”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情况不限于那些名气平平的高校，还有一些国内顶尖高校。
当然，这不是因为自卑，也不存在所谓“洋大人”心理——事实上，大多数留学生并非来自强国、富国，相当一部分还来自本国的贫困家庭。
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马文轩（左）和玲琅在教室里讨论他们的针灸推拿学毕业论文。
这只是现实利益的驱使。
谁都知道，大学是不是一流，主要看的是学术成就、思想贡献和培养人才的能力，因而就要尊重学术、尊重思想、尊重人才。“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然而，现实很骨感。
高校管理的官僚化一直备受诟病。如果把某些高校内部当作一个小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
最上层是领导和行政官员，中间层是学生和后勤人员，最底层是教师。某些高校内部的科层化、官僚化结构，已经成为窒息学术、桎梏思想、扼杀人才的行之有效的机制。
曾接触过几位著名高校的高层领导，说实话，从中只看到“官”，没看到学者和教育家，并且不想再见第二次。
有些高校，他们知道怎样增加收入、制造政绩，以及如何哗众取宠。他们在乎的主要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何种作为有利于仕途。
在这些人眼中，没有一定比例的洋面孔，似乎学校就不够国际化，就不能叫“双一流”；因而，他们想方设法提高洋比例。这样的教育理念，与真正的世界一流显然相差很远。
03
一些人，心里还有“租界”
今天的中国，各种对外交往频繁，和以前相比，人们更加开放、从容和自信。如果一些地方对外国人还搞特殊化，老百姓看着就很不痛快。
前面说清楚了，“洋学生”被抬得那么高，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到了违情、悖理、枉法的程度，无关“崇洋媚外”，只是利益使然。
只是，利益的介入确实创造了一片类似租界的无形领地，让中国学生乃至老百姓都看着不痛快。
公共资源的使用，可以倾斜，但应该是对弱势群体倾斜，而不应根据身份划分对象，然后进行不平衡的分配。而对于享受公共资源的人而言，基本原则很简单，一句中国老话：“非义不取。”
在一个相互连通的现代世界里，对共同规则的接受与内化，是一个人能否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的前提。
所以，如果我是一名外国人，当我准备送孩子到中国高校去留学的时候，对学校的选择一定非常谨慎，一定会留心避开那些整天把“目标”挂在嘴上，想出很多铿锵口号，对钻进某个梯次、圈子有强烈欲求的学校。
这样的学校最有可能对留学生给予特权式的照顾，但这不是对他们的尊重，因为这样做除了害了他们，不会有其他结果。
大部分留学生是好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坏的，正如社会上好人占多数一样。这坏的一部分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本国是好的，只有在中国时才是坏的。不止一位在国外有访问学者经历的高校教授告诉我，一些留学生，在本国规规矩矩，到了中国就肆无忌惮。
这说明，即便是对福州街头那位凶狠推搡交警的留学生，我们也不必认定他是品性有问题。很大程度上，这是对部分中国人行为的效仿，也是制度性和人为纵容的结果。
这哪里是什么教育，根本就是“反教育”。
在逻辑上，这和过去中国各地的招商引资竞争如出一辙：为了招来企业，不惜以行政手段人为制造“洼地”，甚至到了毫无原则、不顾国家大局的程度。
“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对污染闭目不视，对安全问题听之任之，带来了许多社会成本，更酿就了许多人道主义悲剧。
然而，这些企业在中国之外时，却表现得规规矩矩，甚至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楷模。
所以，留学生问题，只是许多领域的共同问题的一个折射，这个共同问题就是——很多“在其位”的人，总会主动划出一点“租界”来，以辅助实现某个狭隘的利益目标。
一头温驯的海豚，换个地方就发生物种转化，变成凶猛的凯门鳄。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已今非昔比，与外国朋友打交道，我们早已平常心。若某些人利益驱使，心中还有“租界”，这毛病得改改了！
作者 | 南风窗副主编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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