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与冤假错案：谁说它俩的关系难处理？

念念不忘，必有回声。

对性骚扰和强奸案中因为诬告造成冤假错案的担忧由来已久。尽管女权主义者们强调了一万次不要陷入这个问题预设背后的陷阱，我们仍然好像不得不在每一波事件爆发的时候面对它。

遭到诬告的无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受到的伤害应该被如何看待与处置？而这些假案对整个反性骚扰进程又会造成什么影响？试着去探究与讨论这些问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性骚扰问题的理解更进一步。

壹

诬告的真实面目

2017年发表在《法医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上的一项最新研究统计了美国2006-2010年所有的强奸报警案件数据。发现每年共有82,000-85,000宗强奸指控属实，而4400-5100宗强奸指控则是没有根据（unfounded）的，占5%左右。

综合了十数份调查研究，维基百科上关于“强奸虚假指控”（False accusationof rape）给出的概率是2-10%。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来源大多数是基于已经立案的强奸案，计算因为证据不足裁判无罪或者被害人自己撤诉的比例——其中也可能包括了不是冤假错案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判罚成功的情况。

诬告造成的冤假错案应该被重视吗？当然应该。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层面，现代社会对性犯罪者的严苛程度都要高于很多其他犯罪，误伤无辜造成的个体悲剧无疑同样值得同情与公正对待。而目前也确实缺少机制，来对无辜者因误判所受到的伤害给予足够的救济与补偿。电影《狩猎》中，被诬告成“性侵女童”的教师人生陷入一片灰暗，人性复杂难断，确实是难解的谜题。

《狩猎》带来的性犯罪诬告案启发：首先是我们必须承认人性的复杂与黑暗，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即诬告给被告人带来的最大伤害，不是来自案件本身，而是舆论环境中的恶意，这也是如何更好帮助含冤者的一个思路。

但我们也应该重视到诬告产生的原因。在人们惯常的恶意猜想中，女人会为了打击报复或者索取利益去诬告一个人性骚扰/性侵，这只是真相中很小的一部分。

诬告可能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有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虚假强奸投诉都是由受害者以外的人提出的。这些提出人通常是当事人的父母，他们可能会因为利益、纠纷、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与他人发生关系等等原因提出投诉。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显示坚持虚假指控的成年人之前大多数都有过离奇捏造或刑事欺诈的历史。无论是混乱的想象、错觉，还是蓄意的抹黑与不择手段谋取利益，诬告者通常是生活混乱、破碎的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人格。这类人通常并不难以辨认，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也需要帮助。

所谓的“舆论审判”则又是另一回事。互联网造成的言论泛滥时常会变成不可控的力量，甚至连发起控诉的人都可能无从预料。很多失控的“舆论审判”的背后，往往并没有很多人所想象的“邪恶的背后操纵者”，事件本身即是深渊。这个时候，被诬告者受到的伤害确实可能被无限放大，但谁可以为其解决和负责呢？也许这已经超出了性骚扰相关讨论的范围。

贰

“相信女人”≠不顾真相

也许我们还需要聊一聊在性骚扰/性侵案中最常被女权主义者们说起的一句话——“要相信女人说的话”。

“相信女人”听上去是一句政治正确的宣言，其实是女权运动进行了这么多年一句充满了无奈和愤怒的请求。一直以来，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到法律、政策中，女性证词遭到的质疑都阴魂不散，这与文化整体上对女性的漠视甚至敌对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为什么听女人说话这么难”的疑问，才有了“相信女人”的倡议性呐喊。

相信女人意味着在性骚扰/性侵案件中对受害人的陈述做到认真地倾听、保持善意与支持、不做无端的猜忌……这不是不重视事实，不会与基于事实的调查发生冲突，当然也不等于无条件采信所有女人说的话，这个道理应该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而在确定事实上，我们自然有更多标准。事实上，因为长期以来遭受太多的质疑与轻视，女权主义者往往对事实的追寻更为严谨、细致。这和很多性骚扰/性侵案受害者的发声动力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是类似Metoo运动这样的契机大大降低了曝光性骚扰的阻力，绝大多数受害人将继续受困于“为什么不报警”、“空口无凭”的障碍，因为缺乏“证据”和支持而不得不默默忍耐。

因而，从反性骚扰运动的层面来说，以彰显正义为目的的真相调查需要超越在现代社会法律层面过于僵硬的证据标准。

也许我们也可以从很多其他方面尝试学习做出更公允的判断，比如尝试以下做法：

积累相似案件的经验再来判断事件情形是否与常识背离太多。有些时候普遍事实和大众的想象并不是一致的，比如孩子可能说谎，以及明明不需要强迫也有很多对象自愿发生关系的人，当然可能因为权力感去实施性骚扰和强奸；
注意受害者对受害事件表述的方式。并不是不是越冷静清晰越好，而要分清什么是情感性的表达，什么是事实性的，多次描述的重点是否在遭受侵害本身，以及是否一致等；
有无明确的相反证据；
受害者对其他人倾诉、提及事件的记录；
尽可能多的参考事件双方以及相关可能知情人员的叙述，但要警惕其中的权力、利益关系；
……

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建立在保持倾听态度基础上的。

性骚扰与强奸案是极少数的几种以“意志”为最重要判定依据的罪行之一，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在探究事实与保障受害者权益之间做出最合适的取舍。在这方面，女权运动做出了无数积极的贡献，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对性暴力的形成机制、“强奸文化”等等的分析与揭示，来不断探究对性骚扰受害人“可信度”的判断标准。

叁

减少冤假错案vs反性骚扰运动

开头的数据已经说明，九成以上性骚扰/性侵案指控者的遭遇是完全真实的。而随着Metoo这样的运动的进展，更多的故事得以述说、阅读与观看，对性骚扰的理解与解释也会进一步深入。它不会成为错案的生产线，反而对于减少错案的发生更有利。我们寄希望于在事物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它，进而促进它更为健康地成长。

反对性别暴力是因为我们相信正义，而相信正义的人会用同样的眼光去甄别事实。当我们愿意为了解决问题转变观念、投入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同样也将帮助到被诬告者。

这就是反性骚扰运动既不会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也不会真正地被可能出现的几起假案浇灭的原因。所以我们大可放心：实事求是，保持信念上对女性的支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帮助受害者或对假案止损，就够了。

正是因为相似的经历和“共同回忆”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女性的生活中，我们才更应该相信反性骚扰运动的力量。如果说在“汤兰兰案”中——十几岁少女在村中遭受十余人强奸而无人阻止——对这样惊人且违背常理的事，保持怀疑没有错；但当一个没有任何夸张谎言史的女孩说她实习期间被有权有势的领导单独一人按在椅子上乱摸一气——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为这是真的，不是因为要遵守“相信女人”的政治正确要求，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成千上万职场性骚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