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理论界、新闻界和从事实际工作同志的紧密配合,这场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观点流推送《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系列连载,一方面是再次重温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愿国人在今后能继续弘扬该文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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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的反响
△ 一个严厉的电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5月12日,在首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等4家省报以及广州的《广州日报》、武汉的《长江日报》也全文刊载了。
5月13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陕西日报》《内蒙古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甘肃日报》《湖北日报》《江西日报》《南方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西藏日报》15家报纸转载;5月14日《新疆日报》,5月15日《青海日报》,5月17日《天津日报》,5月18日《吉林日报》,5月20日《湖南日报》,5月23日《黑龙江日报》,5月27日《宁夏日报》,6月10日《浙江日报》,6月14日《北京日报》,8月9日《广西日报》陆续转载。
《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新华社当天播发全文,第二天及以后首都及地方多家报纸转载,而且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在近年来甚至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无疑是在说明,这篇文章所具有的分量,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有的位置。也许,在5月11日那天,不很细心的读者,在看《光明日报》时,也只是浏览了一下文章的内容,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揣摸它。但当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看到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且在文末的括号内看到注明“新华社五月十一日电”时,脑海中便会升起多年来流行的一种思考方式:这篇文章恐怕有什么来头。于是便另眼相待了。
对于盼望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很快得到平反,尽快冲破“两个凡是”的读者来说,读了这篇文章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他们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大旱之年天空中的一片云霓,随之而来的是甘霖普降,将“两个凡是”冲刷,使拨乱反正名副其实。因而不少读者投书报社,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像对任何一件事情的反应一样,总不会是异口同声的。有异口就有异声。有些人在仔细咀嚼着文章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句话,不时地总觉得如芒刺在背,骨鲠于喉。怎么回事?经过一番回味,悟出来了。原来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时,在报社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个电话,胡绩伟同通话人“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共事,他的电话自然受到胡的重视。胡绩伟手执耳机,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的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100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23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胡绩伟在这之前将电话记录送给通话人时,就曾附了一封信,说明“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胡绩伟与通话人虽然是老朋友,但因这个电话十分严厉,所以当通话人在电话里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时,胡绩伟立即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能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电话之后,还有一个电话。那是5月13日,当时的《红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时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可他还是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在这之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历史研究》杂志在天津开学术讨论会,主持会议的副主编丁伟志请《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一发言。汪子嵩在发言中透露了胡绩伟接到电话的内容,但没有指明电话是谁打的,但针对电话中所说“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的话,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1966年毛泽东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时说的话)汪子嵩说,难道这也是真理,也要照办吗?这时,听众才猜到打电话的人是吴冷西。
△ 上下左右,不同反响
1978年5月17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事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是看过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文是邓小平、李先念审阅过的。现在,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是言重了。
就在这个讲话的第2天,5月18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
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我们反映,中宣部研究问题可以活跃些,对中宣部工作有帮助。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还特别向到会的人拱手说:拜托,拜托!
在社会上,对这篇文章的议论也很热烈。有个大学分歧意见就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一级教授;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
社会上一时流言四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问题,《人民日报》也犯了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了。
7月份,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视察,在济南对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讲了一番话,其中说到真理标准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8月份,中宣部部长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他避而不谈真理标准问题,使大家很失望。可是他在吉林讲的那番话却使人惊讶。他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其实,早在7月21日,邓小平就给这位中宣部长打过招呼,在向他谈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过后,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置禁区”了。
邓小平是最早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领导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时又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
在关键的时刻,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谈话,引导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方向,推动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如火如如荼地展开。
这通电话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遭受哪些讨论和质疑?面对上下左右不同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的方向会朝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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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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