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理论界、新闻界和从事实际工作同志的紧密配合，这场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观点流以连载形式推送《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一文，一方面是再次重温这段历史；另一方面，也愿国人在今后能继续弘扬该文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更强。
本期推出第三篇《山雨欲来风满楼》，后续内容将在本公号上以连载形式呈现，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观点流”公众号接收后续内容。
山雨欲来风满楼
△ 毛主席指示——片言只语，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
邓小平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在这次会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有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他特别举了知识分子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谈就将陷入自我矛盾僵局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作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6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从1966年开始对刘少奇的全面批判，直到这“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17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14条，高等学校60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根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是不能动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刘西尧等人说：
“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 澄清“只言片语”：对迟群笔记本的披露
他们的东张西望不但可以理解，应该说，可看可望的还真不少。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文章讲到：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60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当时，读者一下子就从文章中嗅出“指示”不同于寻常文件的用语，也没有“选集”中那种文章的气势。最后才知道，这个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的毛泽东的指示的记录，是在迟群的笔记本里找到的。有了这篇指示，教育部大批判组才如此理直气壮，知识分子才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但人们再往下追：要是“四人帮”把毛泽东这个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使得后人永远不能知道，又怎么样呢？了解内情的人更进一步议论：如果迟群把笔记本毁掉了，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就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两个估计”的包袱吗？当时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还很多，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不少，如果都要从毛泽东的言论里面找根据，那么找不到怎么办？找到的根据相反又怎么办？人们在思考：拨乱反正的根据应该是什么？分清是非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 黑线重提：文艺界哗然
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那篇文章数日之后，《光明日报》在二版头条通栏标题《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下，刊登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其中说：
17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文艺界，更是不满。读者可以想象，《光明日报》这种斩钉截铁的论断，不可能是自家的创造，必是“紧跟”的结果。紧接着，1978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章说：
17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战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17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战胜资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毛主席在1963年和1964年对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破坏……
按照这个说法，17年文艺领域进行过的历次批判、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完全正确的，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因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可见，这里的立论根据仍是“两个凡是”。
一篇篇重头文章令本来就心怀忐忑的读者目不暇接。纷乱之中，历史正越过充满迷乱与期待的丁巳蛇年，进入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咆哮奔腾的戊午马年。
△ 问题终于提出：《人民日报》小试锋芒
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冲破“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人民日报》走在前边。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它特别引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文章没有避开当时论争的锋芒，点出了：
“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1000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即便如此，当时《人民日报》还是收到了20多封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与作者探讨。写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而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把这些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请他对这些信中提出的问题写篇文章加以答复，于是有了1978年6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读者在后边将会看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何而来？又是是如何发出的？真理标准如何冲破“两个凡是”，水落石出？
请继续关注下期《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 真理标准讨论纪概（四）》。
【未完待续】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陶铠 张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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