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劭恺教授 | 宗教对人生或社会的意义（下）

作者 | 曾劭恺教授，浙大哲学系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编者按

宗教于社会和人生的意义，自古以来就是哲学范畴的议题。每一种宗教都其固定的历史存在价值和意义。作者建议在对每个宗教进行价值判断之前，要真的去了解那个宗教。

作者在本文中从西方字源学语境中的“宗教”开始谈起，谈到西方的”宗教“基本上是被定义为基督教，由此看到真正的宗教乃是对三一真神的敬拜。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的时代发展，哲学家们对”宗教“的理解从纯粹理性上的knowing，进而发展到实践理性上的doing。康德对此提出了更完整、更成熟的宗教哲学。作者还谈到了近代艺术家，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备受影响的feeling，已经跨出”宗教“界，他们崇尚人性中超然性的部分，是对上帝绝对依靠的那一份敬虔。因此现代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人与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认识。究竟如何看待宗教及其对现代的影响和支配？

请继续阅读曾教授在2017年3月9日，应台湾大学的邀请进行台大哲学桂冠讲座文稿的第二部分，他授权香柏推出此文，或许读者在反思与判断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也会有所修正。深度好文，共飨大家。

正文 TEXT↘

事实上，在西方，“宗教”一词的含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英文religion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eligio。这个字可能来自于relegere，意思是“重复阅读”，指“反覆地研读”。但多数学者比较接受的解释是，religio这个字，源于religare，是“约束”的意思。不过，字源学的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的课题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漫长的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历史当中，这个字的含意已经跟可能的字源没有直接关系了。

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以后，“宗教”一词基本上就与“基督教”划上了等号，这个字所指的是对三一真神的敬畏。在这语境中，只有基督教是真宗教，意思是，只有基督教以真神为敬畏的对象。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尔文那部深深影响整个欧美文化的巨著，就在这含意上被命名为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底下，人们对传统基督教的教义有愈来愈多质疑，他们对“宗教”的定义也因此有所改变。我在《牛津指南》系列当中的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一书当中指出：传统上，不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不论正统派、敬虔派，“宗教”一词的含意必然包含人对神的认识，而这预设神对人的自我彰显。换言之，“宗教”主要关乎知识--对神的知识、对神真理的知识。但笛卡儿的方法论怀疑主义使得后来的欧陆理性主义愈来愈排除“天启”的信仰，采取一种自然神论的哲学进路来论述关于神的事情。在英伦的经验主义学派当中，虽然洛克、柏克莱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洛克在神学上采取了基督教的异端），但经验论的集大成者休膜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可行性，也进而令欧陆理性主义的理性神学（rational theology）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康德读到了休膜的著作，形容自己“从哲学教义的睡梦中被敲醒”。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宣告理性神学是行不通的，人不可能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建构对神的知识。在这范围当中，神只是一个拟想，一个Postulat，是所谓的regulative principle，也就是作为拟想，被用以解释一些现象，但不是人类感知到而确知的对象。然而，康德并没有扬弃宗教。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当中，康德说，当我们离开纯粹理性进入实践理性的范畴，也就是道德的范畴的时候，“神”就不再是一个拟想，不是regulative principle，而成为一个constitutive principle，意思是，藉由道德的超然性，the moral sublime，“神”成为人确实感知的对象，而这也是他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与基础。在更晚期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当中，康德提出了更完整、更成熟的宗教哲学。在他而言，宗教并不关乎纯粹理性上的knowing，而是关乎实践理性上的doing。

在康德之后，十九世纪主流欧陆思想对于“宗教“的论述，基本上都在他的影子底下。例如，基督教神学家士莱马赫在《宗教演讲录》一书中，对当时普鲁士那些藐视基督教的文化人解释说，其实宗教并不关乎教义、不关乎对神的知识。不过，士莱马赫否定了康德所否定的，却没有肯定康德所肯定的。对康德而言，宗教关乎doing，但对士莱马赫而言，宗教关乎feeling，一种对上帝绝对依靠的敬虔感。士莱马赫早期的论述采取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进路，他认为，古罗马的多神宗教比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宗教，是更加敬虔、更具有宗教性的；而那些不上教会的文化人，其实都有深刻的宗教性。士莱马赫在早期著作当中主张，我们都是有限者，而宇宙是无限的，但那位无限者并非绝对超越、远在天边的上帝。反之，每个有限者都是无限者的一部分，而每个有限者里面都有无限者。这跟陆象山讲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很类似。士莱马赫说，当我们观察这宇宙，又探索我们的内心，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中感受对无限者的绝对依靠，这就是“真宗教”了。到了晚期，士莱马赫会说，只有基督教能够提供救赎，但士莱马赫早期关于宗教的论述，更能代表当时欧陆的宗教观。这种观念认为，基督教只是“真宗教”的一种形式，而“真宗教”也可以藉由其它的institutional religions表达出来，甚至美术、文学、音乐，都可以成为“真宗教”。

例如，诗人席勒一反康德关于“美与超然性”的论述。康德认为艺术只能表达the beautiful，却不能表达我们在浩瀚星空还有内在道德良知当中所认知到的 the sublime。这是因为康德接受了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宗教改革神学对于上帝超越性的强调。席勒则用一种类似于史宾诺沙及士莱马赫的方式，将“神性”与“人性”划上等号。于是，艺术家就能够像先知一样，表达属神的超然性：每个人里面都有神性。在席勒著名的《欢乐颂》当中，他把Freude称为Götterfunken--人性当中的sparkle of divinity。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终乐章，采取了很多宗教音乐的元素，包括合唱，还有德国赞美诗的音乐体裁，歌颂的却不是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席勒笔下，人性当中那神圣的超然性。席勒说，这种超然性会带来狂喜的感觉，而这也体现在贝多芬的音乐当中。再后来，浪漫主义的美术家、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也用类似的进路，建构所谓的Kunstreligion，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宗教”，把宗教艺术化，又把艺术宗教化。对他们而言，不论是教会的赞美诗，或是华格纳的歌剧，所要表达的都是类似于士莱马赫在《宗教演讲录》里面所说的那种“宗教情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强调教会教义真理的基督教神学家纷纷宣称，基督教并不是一门宗教，而是对神的认识。荷兰的巴文克、瑞士的卡尔．巴特，都在这语境中强调基督教并不是宗教。巴特在早期的《罗马书注释》当中，借用祁克果关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辩证论述，宣称宗教是“人类可能性的最高峰”，但神的行动所产生的信仰却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很多英国基督徒也强调，基督教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人与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认识。事实上，在这种近代、现代西方语境以及汉语语境当中，不少佛学家也会说，佛法并非这种定义下的宗教。

不论基督教、佛教是不是这语境中所定义的“宗教”，也不论在座每个人的价值体系有什么差异，我想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将我们的社会“去宗教化”、“去魔化”（disenchant），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关于这问题，清末民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有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大家如果想更深入研究，可以参考中研院黄克武先生的作品。严复先生有些思想非常耐人寻味。他早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支持民主、科学，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先驱，但是他后来又批判五四运动，支持“孔教会”、“宗圣会”，甚至认同“上海灵学会”关于神鬼、灵魂的说法。关于这种吊诡，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而我认为，黄克武先生的解释相当具有说服力。他指出，严复先生并不是改变立场或自相矛盾，而是在他的“现代性方案与终极关怀之间具有内在凝聚性与一致性”。

严复先生绝不是反对德先生、赛先生，他反对的是五四那种试图抹杀宗教、抹杀传统的激进现代化运动。他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先驱，但他认为，把科学当成信仰、迷信科学万能、高喊“科学救国”的那种科学主义以及爱国主义，对于人类而言是具有毁灭性的。黄克武先生引用严复论及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句诗：“何期（期待的期）科学精（专精的精），转把斯民蹂（蹂躏的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黄先生解释到：严复以及梁启超等人“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毁灭性的战争”，他们“批判西方科学畸形发展、爱国主义与种族之争所导致的残酷战争”。也就是在这里，他们看见中国传统以及宗教的重要性。

严复先生有一次读到一则新闻：有个英国女性医护人员在一战期间被德军抓到，判了死刑，在枪决之前留下遗言，说：“站在上帝与永恒之前，我了解到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必须对每个人都没有憎恨与酷烈。”这让严复先生有感而发，写下一段话：“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爱国是好的，但狂热的爱国主义，如果没有更高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人道精神去平衡，那么结果是非常危险的。严复先生在近代西方语境当中，用真宗教、宗教情操这些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传统，而他的思想绝不是反现代化的。事实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流思想家，包括康德、黑格尔、士莱马赫、祁克果，都用了很大的力气，在现代社会当中为宗教的意义辩护。

当然，如果你是金正恩的支持者，你不会因严复或康德关于宗教的论述，就认为宗教有意义，反而你可能更加认为宗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我个人会希望你价值判断的标准有所改变。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论点，作为我们的结论。我们今天探讨的“宗教”一词，如果是近代、现代西方语境以及中文语境中的“宗教“，那么不但是巴文克、巴特这样的神学家，许多佛学家也会说，他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的“宗教“。

事实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独特性。“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这问题，不能代替“基督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或“佛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我们不能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统称为同样含意上的“宗教”，简单粗暴地以为“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或者“宗教都是迷信”，或者“宗教带来暴力”。对于人生与社会而言，不论正面或负面的意义，每个宗教是不一样的。印度教能使人民知足常乐，也能减轻底层人民的痛苦感；马克斯．韦伯指出，基督新教使人民勤奋工作，并乐于分享财富，造就了均富的社会。这些影响有意义、无意义，意义正面或负面，都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你不会认为印度教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不会认同十七世纪基督新教的社会价值。

但重点是，我希望各位在对每个宗教进行价值判断之前，要真的去了解那个宗教。蒋勋先生是佛教徒，但他讨论林布兰、维米尔、梵谷这些荷兰画家的作品的时候，指出加尔文的基督新教信仰对荷兰文化深刻而正面的意义，我们如果真的研究过这一派的神学思想，我们会发现，蒋勋先生的观察非常深入，也非常正确。加尔文的一生当中，的确有些不光彩的事迹；基督教的历史上，的确有许多污点；所有的宗教都在历史上留下过令人不齿的劣迹；但这不代表这些宗教本身的信仰必然是鼓励这类行为的。

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尔文认同日内瓦市议会判处赛尔维图火刑，是出于他神学上的矛盾，而他的后人已经修正了这矛盾，采取了他神学上更核心的原则。蒋梦麟先生说耶稣是乘着炮弹来到中国的，许多人也把基督教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想在一起，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在中国的英国宣教士为了废止大英帝国的鸦片交易，大批大批地付上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我们对于个别宗教的教义与历史不够了解的时候，往往会人云亦云地对那些宗教产生误解。如果我们真的有兴趣了解个别的宗教对于人生或社会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客观、谦卑地去研究、认识那个宗教，而不是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现象，就直接否定那个宗教对于人生或社会的意义。